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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艾滋病人告知义务履行的建议研究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21/7/21 9:26:42  

摘要:当前,我国艾滋病人的主要感染方式依然是性传播。强制告知制度的完善对于及时发现潜在感染者,保护易感高危人群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诸多的困难情况,这一制度并未有在我国较好的形成与落实。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艾滋患者碍于社会对于艾滋病人的接纳程度,选择隐瞒逃避。因此,在社会中营造出对艾滋病人更加宽容、团结、平等的社会氛围既是推动告知制度发展的动力也是防控艾滋病传播的要求。

关键词:艾滋病;告知义务;知情权;隐私权;

2018年12月,上海一则“妻子出轨感染艾滋,丈夫被传染后杀妻”的新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该案中,凶手黄某与妻子先后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且妻子感染时间早于黄某。在黄某的逼问下,妻子承认自己出轨网友并在事后发现感染艾滋病毒,听闻此,黄某急忙带上时年仅一岁的孩子前往医院检查,在得知孩子也已感染后,归家的黄某在极端愤怒的情况下与妻子争吵并用厨房刀将妻子杀害,一场惨剧就此酿成。

众所周知,艾滋病是已知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几十年间在世界各国广泛蔓延,被认为是“对人的生命和尊严以及切实享受人权的一个最严重的挑战,破坏世界各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1]。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截止2020年10月底,我国报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04.5万,其中2020年1到10月新增报告11.2万例,性传播比例在95%以上。可见在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性仍然是性传播,控制性传播对于艾滋病防控工作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由于艾滋病具有易传播的特性和较为特殊的感染方式(可以通过异性或同性性行为、静脉注射等途径传播),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下简称艾滋病人)面临着被公众污名化的现状。如果将感染或携带艾滋病的身份公之于众,则其在生活中必将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与排斥。因此,多数艾滋病人会选择尽量隐瞒自己的病情。另一方面,从保护公共卫生及他人健康为出发点考虑,艾滋病毒具有的长期隐藏性、广泛传播性、无法痊愈性及高度的致命性等特征,现实中必须要保障公众,尤其是特定主体对艾滋病人的知情权。解决这一矛盾,对于推动我国艾滋病人主动告知制度的完善很有意义。

一、艾滋病人告知义务与病人性伴知情权概述

(一)艾滋病人告知义务概述

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对于疾病本身持有抗拒与抵触的情感,对于高传染性、高致命性的疾病尤其如此,顺理成章地,人们对疾病的通常反应是避而不谈;从法律上来看,个人身体状况当然的属于隐私权的权力客体,我国民法典也明确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当艾滋病人对其感染或携带艾滋病毒这一事实予以特别保密的情况下,其“染艾”的信息也就成为一种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护。

但艾滋病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艾滋病毒尽管已有有效途径抑制,但艾滋病还是一种暂时无法治愈的疾病;另一方面,艾滋病毒因其高致命、长潜伏、传播途径特殊且易传播的特点,如若我们单方面强调艾滋病人的隐私权,将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艾滋病人密切接触者的权利长期处于受威胁的状态之下。我们不得不对艾滋病人的隐私权进行一定的限制。对此,我国在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时吸收引入了欧美的性伴告知制度,规定了艾滋病人有将病情告知配偶及性关系者的义务。

(二)配偶、性关系者知情权概述

知情权也被叫做“知道权”,一般是指人们对于与自己权利及义务有关的各种事项有知晓的权利。相比于隐私权,知情权较晚出现,目前普遍认为美国记者肯特·库柏(Kent Copper)于20世纪四十年代最早提出知情权。[2]张宝新教授认为,知情权,尤其是对于个人信息的知情权,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必备的民事权利。近年来,知情权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已经有了相当的体现,如《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规定,在治疗中的患者对于治疗措施及自己病情有知晓的权利等。

基于艾滋病传染范围广、传播途径独特、致命性强的特点,为了公共卫生安全和艾滋病患者密切接触者的切身利益,法律赋予相关主体对艾滋病患者的知情权。显然,立法赋予公众和特定主体了解艾滋病患者的权利,其目的主要是防止艾滋病在更广范围内传播,从而损害公众利益和特定主体的切身利益,这也是确保艾滋病不传播的客观要求。有相关研究表明,在被告知对方携带艾滋病毒后,性伴侣采取防护措施的比例会大幅度提高,保障艾滋病人伴侣的知情权相当必要。[3]因此,基于艾滋病所拥有的广泛的传播性、独特的传播途径以及确定的致命性特征,为了切实保障艾滋病人密切接触者的切身利益,现行法律赋予了其对于艾滋病人病情的知情权,“性关系者”有权知晓对方是否患有艾滋病的相关信息。显然,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防止艾滋病大范围的传播,法律赋予特定主体对于艾滋病患者的状况知情权,这不仅是保障艾滋病人伴侣的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控制艾滋病传播的客观要求。

二、我国关于艾滋病人告知义务与他人知情权的立法现状

(一)艾滋病人告知义务法律规范

2006年3月1日起,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第38条第2款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二)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明确规定了艾滋病人对其伴侣的告知义务。

此外,一些地方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艾滋病人本人有义务告知其伴侣。此类条款与《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条款相近。比如,《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第27条规定,艾滋病人申请结婚的,首先应当将自己真实的身体情况告知对方。《江苏省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第31条规定,登记结婚的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应当在登记前向对方说明患病情况或感染事实。《太原市艾滋病性病防治条例》中第20条也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登记结婚的,应当向对方告知患病和感染情况。2021年3月1日起实施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更是首次对于艾滋病人不告知的法律后果进行了明确规定,其第57条规定,感染者和病人不及时将感染艾滋病毒事实告知其配偶、有性关系者等存在暴露风险的人群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但在等多的情况下,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只是完全照搬《艾滋病防治条例》,并未结合本地情况对其进行具体化,尤其是缺少对于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二)知情权保护法律规范

除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颁行的条例之外,对于艾滋病人伴侣的知情权保障在其他法律中也有所体现,对于非夫妻性伴侣,《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登记结婚双方可以进行自愿婚检。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如若双方选择自愿进行婚前体检,则可以视为是对对方知情权的默许,即是自愿的让渡自己的隐私权,由此获得知晓对方婚检结果的权利。同时《母婴保健法》第九条规定,在艾滋病病毒传染期间,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尽管该条文未明确规定患有相关疾病的一方是否有义务告知对方,婚前检测的对象是检测双方,检测机构医师应当负有告知双方检测结果的义务。对于夫妻性伴侣,《民法典》婚姻编中,要求夫妻双方应履行忠实忠诚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配偶的隐私权应当受到限制,不能以配偶一方隐私权的存在为由违反忠实忠诚义务。[5]此种情况下,配偶一方行使知情权旨在了解对方是否患有严重传染病的,不应该视为是对另一方隐私权的侵犯。

(三)艾滋病人隐私权与伴侣知情权的法律冲突

艾滋病人与他们伴侣之间,艾滋病人如不主动履行告知义务,将使其伴侣面临得不到保护的风险,这不仅仅侵犯了伴侣的知情权,其健康权甚至于是生命权极有可能面临威胁。如开头案例中所提到的,因艾滋病患者隐瞒病情而导致伴侣不幸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事件屡见不鲜。在实践中,检测机构往往将《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目的在于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规定作为其不积极履行强制告知义务的抗辩理由,使艾滋病人伴侣无法获得相应的损害赔偿。[6]这时,《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的保密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充当了艾滋病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白手套。

相应的,当前《艾滋病防治条例》仅对医疗机构以及检测机构的保密义务做出了规定,并未对于艾滋病人伴侣在被告知后所应自动负担的保密义务进行指明。这相当程度对艾滋病人履行其告知义务产生了阻力。如何协调推动艾滋病人履行告知义务,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艾滋病人隐私权的同时,维护其伴侣的知情权的问题应当被认真考虑。

三、艾滋病人主动告知制度的域外立法实践

艾滋病告知制度起源于欧美。1936年,目的在于控制梅毒的传播,瑞典最先提出了性伴告知制度。1986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建议将性伴告知制度运用于艾滋病的预防工作中。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国际会议,与会各国认可艾滋病告知制度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将吸收艾滋病告知制度作为艾滋病全面预防计划的一部分达成共识。

在美国,艾滋病人的告知制度被称为伙伴告知(Partner Notification)。医生应当要求艾滋病人向与自己有性关系的伙伴告知其已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艾滋病人有三种选择:让卫生部伙伴援助计划(PNAP)的顾问替其告知而不透露其身份;在医生或PNAP的顾问的帮助下告知其性伴侣;或者亲自告知其性伴侣。印第安纳州对于伙伴告知制度的要求更为严格,未对当前以及过往性伴侣进行告知的艾滋病人可能被处以180天的监禁或1,000美元的罚款。[7]台湾地区制定实施的《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规定:艾滋感染者对于感染源或其密切接触者有告知的义务,并且应当在就医时向医务人员告知其已感染艾滋的事实。主管机关在保障艾滋病人隐私的情况下,应当对艾滋病人、感染源以及密切接触者进行调查。[8]

四、推动艾滋病人告知义务履行的建议

(一)完善被告知者保密制度,消除告知顾虑

为尽可能地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权,对于艾滋病人主动告知伴侣的情况,现行法律法规应规定保密义务条款,该条款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艾滋病患者的伴侣在被告知的情况下自动履行保密义务,一旦其泄露艾滋病人感染艾滋的事实,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为此,有关立法可以作出以下两方面的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的配偶或伴侣在得知该情况后,不得向社会大众泄露;艾滋病人在告知其伴侣己方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时,可以要求伴侣签署保密协议。其次,实施强制性告知的专门机构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告知,建议在强制告知实施前通知艾滋病人,询问其是否需要帮助告知,尽可能的引导艾滋病人主动告知其伴侣,并协其向伴侣说明应当履行的保密义务以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

(二)完善强制告知制度,增强可操作性

告知伴侣是一项繁杂而琐碎的工作,需要很大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一般来说,考虑到自身利益,医院对于承担这项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往往不会主动调查艾滋病人当前和以往的伴侣人数。基于必要性原则,强制告知的对象是艾滋病人的伴侣,而这以群体往往又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不易由检测机构主动调查。为此,相关立法可以做出规定,艾滋病人应将其性行为对象如实告知医疗机构,故意隐瞒不报和谎报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9]

强制性告知程序应当是在艾滋病人拒绝主动向其性伴侣告知的情况下启动的,是作为艾滋病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补充。鉴于现实情况下本人告知的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应规定本人告知的期限,超过此期限未告知者,才由疾控机构实施强制告知。由于以下原因,笔者认为告知期限设置为1个月比较合适:首先,艾滋病人刚刚知道自己染病,需要一段时间接受这一事实;其次,根据最新技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艾滋病窗口期为14-21天,此时对于艾滋病人性伴侣的侵害相对可控。确定艾滋病人是否告知其性伴侣,应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规定时间之后,通过当面、电话或网络联系等方式核实后的结果为准。一旦艾滋病人向性伴侣告知了自己的感染艾滋病毒的事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就应该对其性伴侣提供心理辅导帮助,并提醒他们履行相应的保密义务。

五、结语

当前,我国艾滋病人的主要感染方式依然是性传播。强制告知制度的完善对于及时发现潜在感染者,保护易感高危人群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诸多的困难情况,这一制度并未有在我国较好的形成与落实。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艾滋患者碍于社会对于艾滋病人的接纳程度,选择隐瞒逃避。因此,在社会中营造出对艾滋病人更加宽容、团结、平等的社会氛围既是推动告知制度发展的动力也是防控艾滋病传播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R].第26届联大特别会议,2001,第2条.

[2] 汪开明,程建华.艾滋病防治中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及其解决——以艾滋病不同“问题意识”为视角的分析[J].中国卫生法制,2020,28(06):26-33.

[3] 张永.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性伴告知研究进展[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6(02):112-115.

[4] 云南人大.《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将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EB/OL].

[5] 董方其.从伦理观念到法律制度:论婚姻法之忠实义务[D].上海师范大学,2018.

[6] 路媛.艾滋病患者隐私权与他人知情权冲突问题研究[J].中国卫生法制,2020,28(04):73-77.

[7] 美国民权联盟.艾滋病人伙伴告知制度:为什么强制手段不起作用[R].1998-03-01.

[8] 唐义红.艾滋感染者隐私权与家属权益法律保护的冲突与平衡——以一起婚检所引发的侵权损害纠纷案为例[J].医学与法学,2016(02):51-55.

[9] 毛俊响,周蓉.人权视角下我国艾滋病告知制度的完善[J].人权,2019(01):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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