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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的启蒙教学理念研究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19/8/2 9:40:21  

摘要:中国传统教学方法倡导“君子之教”。所谓君子之教,笔者认为,一是指向育人目标,二是指向育人方法。育人目标是君子,其标志为“仁、义”,仁以爱人,义以尊贤,仁义是做人的基本标准,这体现的是孔子教书先育人的原则。君子之行在“礼”,“不知礼,无以立”。“仁、义、礼”就是孔门“君子之教”的核心。如何成为“君子”,《学记》提出:君子之教,喻也。所谓“喻”,这里的含义是启发、诱导。戴溪说:“教者有善诱之功,学者有欲罢不能之意。”教者如何善诱,如何让学者做到“欲罢不能”,唯有“道而勿牵,强而勿抑,开而勿达”,即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严格要求但是不施加压力,开个端绪,但不要合盘而出。这就是启发式教学的宗旨。启发必要“启问”,学而有疑,有疑必思,因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就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路径。启发式教学,明确指出了教者与学者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教学以“学”为本的本质。由此看出,中国几千年的教学传统不是大一统、灌输式的,我们的教育方略是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发展基础上的“问学”教学。

关键词:启蒙;君子之教;问学;教学理念;

一、《易经》中的“启蒙之问”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易经》几千年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今天流行的诸多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都直接来源于《易经》。比如,我们把对儿童的教育称为“启蒙”或“发蒙”,最早就来源于《易经》的《蒙》卦。

《蒙》卦位列六十四卦的第四卦。《乾》为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为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屯》为万物初生,因为初生,所以“刚柔始交而难生”,意指刚开始做事情会遇到困难。前三卦是按照“天地人”三才的次序排列,“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物生必蒙,故授之以蒙”。人一出生,对事物的认识处于无知状态,无知则要求知,“以学愈愚”,这是成长的必须,也是本能,因此,第四卦《蒙》卦强调的就是教育的作用乃至以“求问”为主要模式的教育方法。

蒙者,愚也。孔颖达《正义》言:“蒙者微昧,暗弱之名,物皆蒙昧也。”蒙,就是蒙昧和愚昧,就是幼稚和无知。正因为蒙昧愚昧,幼稚无知,所以就必须加强学习。

《蒙》卦辞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为“《蒙卦》象征启蒙:亨通。不是我有求于幼童,而是幼童有求于我”。这里明确指出,学习是学习者内在的需要,既然需要,就要有求于师,求师的方式必然是“问”。这其中,表达出学习的起始点来自求知者的“问”,真正的学习是从疑问开始的。因为有求于人,学习者的态度必然是恭敬而谦卑的,尊师重教的态度也就形成。所以,“问”而“学”,即启蒙的方法,也是启蒙的过程。

玄烨钦定《日讲〈易经〉解义》说:“蒙虽稚昧未通,然真明内含,天良未凿,原有可通之机,一开发之即通矣,故蒙者得亨,而不终于蒙。然蒙之能亨,虽蒙者有可亨之道,亦由发蒙者得善教之宜。教之之宜何如?师道不可亵,有来学,无往教,匪我主教者先求童蒙,而强为启迪,乃童蒙虚心逊志先来求我,以决疑辨惑也。且求我之心真实纯一,如初筮之诚,则宜迎其机而告之。”[1]有来学,无往教,这段话清晰地表述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教育方法论,教师是为学生决疑辨惑的,以学生问、教师解为基本顺序的教学之道也产生于此。

曾仕强教授说:“匪我求童蒙,而童蒙求我”这句话是教化的基本原理。不是教师去要求小孩要好好地学习,而是小孩来求教师,他来问的时候,老师才给他答案,否则老师一直教,他却越学越烦,越来越讨厌学习。[2]也可以说:不是我求童蒙来问我,而是要童蒙来求我启发他;这样,二者的心志才能互相应和。[3]

二、论语中的“问学”之道

细观整部论语可以发现,孔子的教学过程就是解释学生疑问的过程。单从一个“孝”字,孔子便有不同的答案。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固然,这个案例体现的是“因材施教”的原理,但由此也说明,“因材施教”的起点一定是学生的质疑,否则,便没有孔子的个性化指导。“疑是思之始,学之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等观点,都是孔子强调“问”为先机的教学之道。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可以当作“十天干肉”来理解,也可当作“束带修饰”来理解,但都含着求学者的主动。“凡是自动(主动)来奉送一些微薄礼品,我从没有不教诲的。”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张居正解为“不是发愤图强要研究学问,我是不会去开导的,不是有话想说却难以表达的人,我是不会去启发的”[4],曾仕强《论语的现代智慧》,杨伯峻《论语译注》,辜鸿铭《讲论语》,钱穆《论语新解》等都作此解释。先学先问,才去启发他,孔子“每事问”“不耻下问”“切问而近思”等体现了这一点。“问”字在《论语》中无数次出现,足以显示孔子教学的“问学模式”,由此,“问学”成为中国人做学问的主流。

三、老子的“不言之教”

《道德经》第二章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老子倡导“无为之事”“不言之教”,无为不是“不作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过多地干预,要顺应“道”的规律而为。“不言”也不是“不说”,语言的表达功效与内心的主旨是有距离的,若表达不当,语言有时就会成为障碍。既然“不言”那就“身教”,这里,老子的含义当是如此。对教育者来说,不言如何教,自然也是按照“学”的要求来“教”,或者说不学则不教,不主动教。这与孔子的“予欲不言”殊途同归。

教师不主动不是教师的懈怠,而是以此促进学生的主动,激发学生内在求知的愿望。一旦求知成为习惯,学而成就是必然的事情。这是一代代先师的愿望,也是教育的目标。当学生把学习变成自己的事情且能不断通过学习成就自己,此时,教师自然就“无为”,教育也就变成另一层意义上的“无为之事”。这自然是所有教育者骐骥的。

如何求知?自然是“问”,“学贵有疑”,真正学习的发生必然从疑问开始,问而思,思而辨,辨而得,新得促新疑,如此,就形成了一个不断螺旋上升的闭合链环。学无止境,从“问”开始,将老子的“不言之教”应用到教育上,最终就会形成这样的格局。

四、“问学”一以贯之的格局

儒家重要传人孟子,在教学方面有这样的观点:“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孟子的观点承接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都是“启发式”教学的先驱。

启发的含义为“开导其心,使之领悟”,开导,必是因为心有疑惑,无疑何必开导,因此,启发二字,也是在强调教师的“释疑”作用,是儒家的“答问”之学。“答问”,必然是“问”前“答”后,由此就与“问学”不谋而合。

墨子不赞同儒家“拱己以待”这种消极等待的教育方法,他认为教育者应当“不扣必鸣”,教师要主动上门去教。但是,对于教的方式,他依然赞成“因材施教”和“启发式”。《墨子》书中,有许多“是何故也”“何以为”“何以知之”等反问用语,这正是他注重学思结合的明证。学而思,必然学而疑,由此,学习进入疑问—思考—学习—再疑的无限循环中,此即“学思之道”,亦为“问学之道”。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他认为,在学习上,学与思二者都不可缺。“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学思”结合,也是荀子提倡的教学方法。

董仲舒是儒家的重要传承者。虽然儒家学说到汉朝融合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但是董仲舒提出的由“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而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强化了孔子的地位,自然孔子以学生质疑为主要形式的启发式教学得到更广泛的延续。

中国人将读书称为“做学问”,“做”在此处可解译为“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做学问”可以简要解释为:通过“学”与“问”,获得“学问”。仔细审查“做学问”三个字,其内涵非常深邃,既提出了学的基本思路是“问”,又强调了“问”的过程就是“学”,将“学问”作为一个名词解,就是“学识”“知识”乃至“智慧”。由此可见,“学”与“问”相辅相成、密切相关。“学问”的形成是通过“学”“问”实现的。这是中国传统教学几千年探索的结果,也是传承千百年的教学秘诀。至今,当我们开始反思教育问题时,走回中国教育出发点会发现,最本真的教育就在“问”与“学”中。

教育先哲行走的教学之路告诉我们,中国人做学问的方式就是“问学”。

“问学”一是体现出学生学习应该是自觉、主动的,作为求知者,以求问的方式满足内需,这是做学问的起点,也是应有的态度。中国式教育强调的就是启动学生的自主与自动化学习愿望,让学习因学生的自觉而变得自愿、自得。二是体现出教师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师应以学生主体地位的凸显为能事,为使学生积极主动,必须通过各种教学策略显示教师应有的教学艺术,让赋有道德高度与学术尊严的师者形象成为教化学生的天然教材。

时代的变革、朝代的更迭需要政治家,需要权谋,但是任何时代的基因、文明的血脉都是由教育家构成的,教育思想引领人类文明火种的燎原和蔓延。从伏羲,到周公,再传承到近古的孔子,中国教育是一个完全教育的概念,是由不同的人(社会风化启蒙者的伏羲、政治家的周公、专职教师的孔子等),以不同的方式(《周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百工各执其责),借助不同的内容(礼乐射御书数等),向着取法乎上的治学目标(天下大同)来实现的。因此,教师的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既有形而上的崇高感,又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法论。为什么中国教师形象往往是“谦谦君子”,而不像西方传教士一样的“唯我独尊”,或许也与教师是“被问者”而不多是“发问者”相关,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决定课堂里的文化气质,也会决定教育结果。

值得传承的教育方法论,来自学习者的“问学”,学生来问就意味着学生已经开始了思考,已经开始感觉到了自己的疑惑乃至需要。这个时候的学习就不是知识的物质化接受,而是精神的领悟。因此,从另一个更综合的层次上来说,“问学”是属于“精神物质并重”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是面向人,同时又能引领社会,引领时代的方法论。

参考文献

[1]爱新觉罗·玄烨.日讲《易经》解义[M].北京:中国书店,2016:74-75.

[2]曾仕强.易经的智慧[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158.

[3]杨天才.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6:39.

[4]张居正.讲解《论语》[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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