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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论文(名师选编4篇范例)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19/5/1 9:09:41  

行政论文导读:行政法是在我国宪法的基础上而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主要对行政管理活动进行规制。因此,建立健全行政法,加强行政法的教育与司法实践,至关重要。本文将提供行政法课程模块化教学方式探析、公益性组织在行政法上地位的发展——中华环保联合会案的贡献和意义、转型期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的互动探讨、行政法视角下政府数据开放研究述评4篇有关行政法的论文范文

行政法课程模块化教学方式探析

摘要:行政法课程的教学质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行政能力,是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法律专业人才至关重要的措施。目前,行政法课程教学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弱化了人才培养质量,而模块化教学则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基于此,文章在系统总结当前行政法课程教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解读了模块化教学的价值,以及其在行政法课堂的具体实施方式,从而为课堂教学工作提供必要的指导与借鉴价值。

关键词:行政法课程;存在问题;模块化教学;

近年来,随着民主法治工作的快速推进,依法行政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部分高校法学专业也设置了行政法方面的课程。然而,行政法适用于立法、司法、执法的各个领域,涉及内容多,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对课程教学提出了诸多挑战,因此,如何创新行政法课程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成为教师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行政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授课内容全而泛

行政法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基础理论(行政法概述、基本原则)、行政主体(组织法和公务员)、行政行为(行政立法、处理原理、行政许可、征收与征用、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执法与处罚)、行政法制度(行政复议、程序、信息公开、赔偿与补偿)、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案件范围、证据规则、法律适用、诉讼程序)五个板块,各板块之间既相互关联,又自成一体。目前,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开展行政法课程教学活动,既没有考虑各章节的轻重、难易程度,也没有考虑前后知识点的关联性。这种流水式的教学很容易造成授课知识散乱、各类知识点杂糅在一起,学生理解难度大,实际掌握效果差,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2.授课过程理论性强

行政法除了包含以上五个板块的内容外,还拥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公务论、服务论等多样化的理论内涵,使行政法课程表现出内容丰富、理论性强的特征。从实际执行的角度来说,行政法适用于立法、司法、执法的具体工作,实用性强,实践指导价值大,所以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操能力。然而经笔者调查发现,部分教师为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仅是单纯地向学生讲解、传输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很少开展实践训练,甚至很少引入专门案例进行深入解读。这样的课堂枯燥、乏味,不仅弱化了学生的行政法实践能力,不利于提高他们的行政法素养,还易使学生产生排斥、抵触的情绪。

3.授课方法单向性突出

目前,行政法教师仍然秉持着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授课模式,教师处于讲的角色,学生被动地听,是单向的知识传授模式。这虽然能够增强教师对课堂的把控能力,可全面传播专业知识,但学生无法主动参与到授课过程中,无法激发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无法拓展其知识面,促进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不能充分体会学习带来的成就感与获得感。久而久之,学生便极易产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动机不清晰等问题,尤其是对于行政法这样专业知识丰富、衍生知识多样、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会造成知识点不清的情况。

行政法课程模块化教学的价值

结合模块化教学特征、应用价值以及行政法课程特点,将模块化教学方式引入行政法课程中,可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1.教学目标明确

模块化教学能够将庞杂的知识体系划分为以“专题”为核心的知识模块,并对各类知识进行统一处理,从而保证各节次的教学目标明确、内容关联性强。行政法课程包含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衍生知识,拥有大量的理论性内容,平铺直叙的教学方式很容易造成学生认知混乱,降低了教学质量和效率。而模块化教学采用知识碎片化的方法,将知识处理成一系列模块,教师围绕模块主题进行相关教学,从而改变当前授课内容全而泛、授课过程理论性强的现状。

2.教学方式多样

在模块化教学中引入讨论、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一方面能增强授课过程的趣味性,将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传播;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调动其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其学习的成就感与获得感。

3.授课灵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模块化教学可以增强授课过程的灵活性。行政法教师既可以设置理论基础模块、专业知识模块,又可以设置实践操作模块、实地走访调查模块等,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这可以改变当前行政法课程教学存在的授课过程理论性强,无法有效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问题。

行政法课程模块化教学的应用

1.明确教学重点及目标

高校将行政法纳入法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其中一门课程进行教学活动,围绕人才培养目标、专业方向、就业取向并确定具体、合理的教学目标,将此作为设计和实施模块化教学方案的依据。具体来说,行政法教师首先应对授课对象的法律专业背景和学校人才培养导向进行系统分析,清楚地认识到学校应为哪些工作岗位培养人才,这些岗位的行政法素养是什么,对学生行政法实践能力的要求有哪些,以确定行政法课程教学的重点和培养目标。随后,教师根据教学重点及目标安排教学核心内容和方式,这是顺利开展模块化教学工作的基础。

2.整合课程内容,设置模块主题

在模块化教学中教师应对课程知识进行整合处理,使之形成一系列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知识块”,作为各节次教学工作的依据。这些模块主题一定要有代表性,能丰富学生某方面的专业知识,增强学生某方面的实践素质,或者是反映实际工作中具体的某项内容及其特殊方式等。另外,这些模块主题还要有涵盖性,能够从宏观层面涵盖课程,可以划分轻重、难易,且包含的内容必须全面。

3.为各个模块建构实施方案

在设置明确的模块主题后,行政法教师需要系统规划各个模块的实施方案,形成目标导向清晰、内容体系健全、可执行性强、实效性突出的教学体系。具体操作为:第一,行政法教师要围绕模块主题提取相关知识内容,按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逻辑统筹内容,形成同一模块下相关内容的有序处理。第二,行政法教师要按照适宜的授课方式,诸如针对特定的知识点引入具体案例,通过案例分析传输知识或针对一些知识点设置相关问题,鼓励学生展开讨论,由此深化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第三,行政法教师要引入一定的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方式。教师应准确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与效果情况,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完善模块化教学方案,这是开展行政法课程模块化教学的重要环节,需要行政法教师精心谋划与设计。

4.加强模块化教学过程的灵活控制

行政法教师制定好模块化教学方案后,应严格按照方案开展课程教学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死搬硬套、照本宣科。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学生对某些知识点认知难度大、接受速度慢的问题,或者是社会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案例,国家又出台了新的相关制度。这时,行政法教师应根据客观因素灵活调整授课内容、方法、过程与进度,以提高授课质量和效率,顺利实现教学目标。如果行政法教师“死守”预先制定的模块方案,则容易导致授课内容老套,不能与时俱进,这是在实施模块化教学活动时应重点注意的一个问题。

5.对模块知识进行最终的整合消化

模块化教学是为了将零散的、碎片化的知识进行主题性、模块化的处理,以增强学生对于各类知识点的认知与掌握,各个模块在内容上相互关联,在授课过程中又彼此独立,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在实际工作中,学生对于特定事件、问题的处理依赖于其对行政法各类知识的综合使用,而不会局限于某一模块的主题。基于此,行政法教师在完成了模块化教学工作后,还必须对各模块知识进行统筹规划、整合处理,对学生进行综合性的教学活动,围绕一些复杂的案例、事件、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讲解与分析,借此带动学生对各模块知识点的整合与消化,使他们能综合运用各模块的知识来处理问题,这是升华行政法课堂模块化教学质量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总体来说,教师在开展行政法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明确课程教学的主题,并合理规划各模块,为各模块建构完整的实施方案,加强模块化教学过程的灵活控制,使学生对模块知识能进行最终整合、消化,真正发挥行政法课程模块化教学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肖北康:《行政法学研讨教学论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6。

[2]连欣怡:《论行政法的课堂教学创新研究》,《教育教学论坛》2018年第8期。

[3]祁珊:《行政法案例教学困境与解决》,《法制博览》2017年第11期。

公益性组织在行政法上地位的发展——中华环保联合会案的贡献和意义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案(以下简称中华环保联合会案)看似小案,但却蕴含着丰富的法律意象。公益性组织在此案中地位的确认,不仅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的拓宽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延展,而且对推动行政法上公益保护的可能发展,皆有积极意义。

一、波澜不惊的案情背后的司法难题

仅以案情观之,中华环保联合会案似乎既无复杂的案件事实,也无重大的法律问题。中华环保联合会向修文县环保局提出公开一公司相关环境信息申请,但该局逾期未予答复而成诉。案情简单,事实清楚,原告、被告双方没有提出明显对立的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争议点,法院概括的案件争议焦点即中华环保联合会“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是否明确具体”并不构成重大、难解的法律问题,修文县环保局对信息公开之申请逾期未作出任何答复和处理应认定为违法的可争辩空间有限。不过,此案中未引起原、被告双方真正对峙的三项重要信息,恰恰是给司法带来难题的关键点。

第一,中华环保联合会的公益性组织身份。此案的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原)国家环保总局主管,由热心环保事业的人士、企业、事业单位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社会组织”。1中华环保联合会是公益性组织,而非普通组织。

第二,申请信息公开的目的是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此案中,中华环保联合会之所以申请公开信息,不是为自身权益,而是因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涉案公司超标排放工业污水,需要该公司的相关环保资料。故,其信息公开申请带有明显的公益性。

第三,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时声称提出的是“行政公益诉讼”。此案发生时行政公益诉讼在法律上尚无根据,实践中虽不乏公民、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尝试,结果基本以失败告终。2即使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3,正式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享有起诉资格者只有检察院。在此背景下,直接声明提起的诉讼为行政公益诉讼是罕见的。然而,对此被告并未提出异议,法院也未专门论及这一点。

在以保护私益为核心和指向的行政法,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架构下,一个公益性组织为公益诉讼而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未获答复后向法院声称提起的是行政公益诉讼,是中华环保联合会案中隐含的但却带有强烈冲击力的案件内在冲突与矛盾,表现出与既有制度之间足够的张力和紧张关系,是摆在法院面前真正棘手的重大问题。

二、中华环保联合会案的贡献

面对可能引发诸多纷争的重大问题,在中华环保联合会案判决书中,既无长篇宏论,也无大词炫语,于轻描淡写之中给出了司法的选择和答案。

(一)确认公益性组织具有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资格

何者有权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问题,决定了此项制度的门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对这一规定中的“自身”“特殊需要”作何理解,学术界和实务界形成了两极的看法。一种见解把“自身”“特殊需要”仅视为善意的提醒,而不是限制,主张任何人皆有权申请信息公开。另一种看法则把这些规定理解为“利害关系”,主张公民、组织须只有为自身的个体利益时方有资格作为申请人。

毫无疑问,前一种见解应和了现代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导向和基本要求。现代意义的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是摒弃了只有“利害关系人”才有申请资格的限制,允许“任何人”申请信息公开。这一变化表明信息公开的重大转换:政府向任何有权益的公民开放,以造就知情的选民(informedelectorate)。4现代“信息公开制度的特色就在这里”,“从制度的构成来看,与行政程序具有案件性的观念相对,信息公开却没有这种观念”。5

然而,这一见解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刚刚发展起来的国家而言,要获得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的接纳并非易事。朴素的质疑是,“仅仅凭借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就可不论行政区划、不论级别、不问事由,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任何级别政府、任何部门乃至任何公务员申请任何信息的公开”,“总觉有颇为不妥之处”。6更为严厉的诘难是,如此安排混淆了主权逻辑和治理逻辑,脱离乃至僭越政府治理逻辑。在这样的观念主导下,尽管有法院和法官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确定持宽松态度,但司法的总体立场倾向于把“特殊需要”理解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直接涉及申请人自己权益,特别是财产权益的申请,法院通常会认可申请人有“特殊需要”。相反,涉及监督这类带有公共性问题的信息申请,法院则基本认定申请人没有“特殊需要”或者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有此需要。7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信息公开制度还不是“政治参与民主型”,而是“生活需求实用型”。8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元的,既有公民、组织自身原因,也有行政机关和法院所持立场所致。

中华环保联合会案以鲜明的立场认定为公益诉讼而申请信息公开的公益性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具有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法院的判决指出:“依法获取环境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环保法律实施的一项重要手段。”刊载此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摘要则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具有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监督职责的公益组织,根据其他诉讼案件的特殊需要,可以依法向环保机关申请获取环保信息。在申请内容明确具体且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支持”。9

因此,可以说中华环保联合会案通过赋予公益性组织信息公开申请人资格,拓宽了信息公开申请人的范围,为助推我国迈向“政治参与民主型”或者社会监督型信息公开贡献了具有重要导向意义的力量。

(二)确认公益性组织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行政诉讼原告是行政诉讼的启动者,是行政争议或行政诉讼重要一方。由于行政行为影响广泛,涉及利益主体可能众多,何者有权启动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需要审慎处理的事项。自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不断拓宽的过程,由管理相对人标准向法律上利害关系标准或者利害关系人标准发展。10不过,这一拓宽总体上采用了循序渐进的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作为新型行政诉讼,如何设置原告资格是重要问题,不仅关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运行,也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1总体上采取了开放立场。根据规定,对依申请公开的申请人而言,凡其申请遭到拒绝或者对答复不满意者,均有权向法院起诉。这事实上形成了如下安排:公民、组织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予答复或者作出回复,申请人即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不过,信息公开采取如此宽泛的原告资格范围,能否与行政诉讼一般原告资格兼容不可避免带来质疑。有观点指出,“如果逾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法定标准”,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须证明与公开的政府信息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若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创设完全公益性行政诉讼,有悖于《立法法》第8条所规定的法律保留事项”。12因此,即使是“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是宽泛的,但是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寻求司法救济,则要考虑有限的司法资源及行政、司法救济制度的设计”,“起诉人应当符合‘三需要’条件,并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这是原告资格的基本条件”。13

如果说中华环保联合会案是以直接而鲜明的方式表明了对公益性组织为公益性目的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资格的支持和鼓励的话,那么在原告资格方面,此案则以实际行动含蓄地肯认了公益性组织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面对中华环保联合会声称提出的是行政公益诉讼,更要面对不能把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演变为行政公益诉讼的质疑,法院在判决书中未将其作为重要问题加以阐述和分析,刊载此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亦未在摘要中指明这一点,然而法院受理此案并作出原告胜诉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此案,皆以实际行为肯定公益性组织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至少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如此。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基本采用的是保护当事人私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如此性质的组织能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显然打破了现有行政诉讼安排,在行政诉讼中有特殊的意义。

三、公益性组织在行政法上的新地位?

一直以来,公益性组织在行政法制度上的地位不明晰,行政法理论对此缺乏相应的关注。14这既与政府治理过多强调行政自身作用、手段的理念和模式有关,也与行政法制度过分关注个体权益的保护和救济安排密不可分。就中华环保联合会案涉及的政府信息公开和行政诉讼而言,政府信息公开的功能常常被严重限缩为只是为了满足普通公民、组织个体利益的需要,如此理解之下,公益性组织为公益的信息公开诉求不可能得到满足。同样,我国行政诉讼的基础定位是保护个体权益,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强化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实现行政诉讼基础定位的导向及其制度保障。虽然之后行政诉讼法的再度修订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为行政诉讼注入了公益功能,但并没有像《民事诉讼法》那样赋予公益性组织相应的权利。15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公益、公益性组织、行政公益诉讼是中华环保联合会案中的关键词汇,尽管出现频率不高,但却是此案的真正价值之所在,而司法对公益性组织及其公益性目的活动的认可和支持,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公益性组织在行政法上新的作用空间。

政府信息公开作为行政法的新生领域,以开放性的制度安排(宽泛的信息范围、宽松的申请人资格和有弹性空间的原告资格)形成了具有一定独特性的行政法制度,为公益性组织创造了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华环保联合会案正是借助于政府信息公开领域肯定和认可了公益性组织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然而,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之外,公益性组织为公益目的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则仍是未知数。

毫无疑问,在当前行政诉讼注重个体权益保护的定位之下,保护公共利益和捍卫行政法治的客观诉讼需要走多远、能走多远,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不过,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应在保护个体权益的基础上给予公共利益保护和行政法治捍卫以合理空间,这是发展方向和潮流。在此发展中,应给予公益性组织一席之地!

注释

11李恒远:《中华环保联合会发展历程》,载《环境保护》2007年第19期。引文中“(原)”为笔者所加。

22参见黄学贤:《行政公益诉讼回顾与展望——基于“一决定三解释”及试点期间相关案例和<行政诉讼法>修正案的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3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

转型期中国宪法与行政法的互动探讨

摘要:我国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我国的宪法是国家所有法律的依靠。宪法对其他法律有着主导的作用,以其主导作用衍生出了分门别类的法律,为我国的公民进行服务。例如,行政法的出现是对我国宪法体制更细化的规定,但是与此同时行政法的出现也阻碍了我国宪法的落实与发展。可见我国的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基本工作任务就是通过行政的干预,使行政法辅助我国宪法可以文明治理社会的义务。

关键词:转型期;宪法;行政法;互动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行政法和我国的宪法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无法将行政法和宪法割舍开来。然而,对于行政法单独而言,他使我国的宪法条例更加的具体化,行政法要进行合理化的发展,就要做到能够在宪法的引导作用下,从我国的宪法角度而言宪法是行政法的初始样本,所以说行政法和宪法是具有某些部分相似性的。本篇文章就是为了转型期我国宪法和行政法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且做出了部分总结。

一、转型期我国行政法的特点

我国行政法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可以解决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诟病和经济纠纷,因此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的就业环境和正常的生活环境问题就逐渐的显现出来。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我国的行政部门为了能够使社会的群众在生活方面的问题有所保障,所以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来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转型期我国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现状进行的分析

(一)我国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建立为我国政府部门提供了管理下级法院的方法,同时宪法也为我国的行政部门的执法提供了很多的参考依据。我国宪法的主要内容是:维护国家公民的各种权益,并且监督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当我国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发生冲突时,就需要利用行政法,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因为行政法本身是可以灵活变通的,他不像宪法那样,一成不变。但是当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行政时可能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受不到尊重,这时就需要我国的宪法对其进行调节。因此,转型期时代下,我国的各种法律法规都要各司其职,并且又要要求行政部门以我国的宪法为前提条件,制定出合理的行政执法方案,不管在何种情况之下,宪法是保障我国公民合法权益的安全屏障,我们必须要尊重宪法执法的理念。

(二)行政法是我国宪法的具体表现

当前我国的行政结构是我国宪法为主体,行政法为基本执法原则。这样的结构是我国作为一个法律大国执法的特有执法理念,我国公民对于法律的意识也因此发生了非常巨大的转变。从其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我国制定宪法的法律法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我国人民的基本权益,并且通过法律维护,使公民能够获得更多的权益,保持自身的利益。

三、转型期行政法的拓展对我国宪法的影响作用

(一)行政法对我国宪法的积极作用

行政法和我国的宪法,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着一致性。从行政法的基本条例中就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和我国的宪法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联系,相互影响。行政法可以客观的呈现我国宪法的各项要求所表达出的精神,我国宪法影响着行政法的行政执法能力,我国的法律与一些欧美的国家是不同的。我国的法律法规是由法制制度和行政部门共同组成的。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对我国法律的了解,制定出相应的行政法来执行简单的法律管理。同时又使用宪法准则来约束下级法院对行政法的执行,以此来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这样看来,行政法是政府部门对我国宪法进行的补充。

(二)行政法对我国宪法的消极影响

行政法在促进我国宪法进步的同时也会阻碍我国宪法的发展,行政法与宪法相比较,法律规定条例更具体更加容易变通,这使得它在执行的时候很难掌控。这样我们需要利用宪法对行政法进行执行限制,如果在利用行政法进行决断时缺少宪法的制度,就会严重地破坏行政法和我国宪法之间的平衡状态。由此可以见得,行政法的发展必须要依赖我国宪法的指导作用,这对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四、保持我国宪法与行政法的平衡作用

由于行政法是在我国宪法的基础上而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行政法的执行就一定会受到宪法的制约,行政法的执行不可影响到我国宪法的基础,而且必须要在维护我国宪法保持充分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行政法的发展除了这些以外,法院和各级检察院还要对行政法的新增法律法规进行审核,而且必须以我国的宪法作为参考点,来确定它的合理性,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避免行政法的法律法规和我国的宪法条例不会发生冲突。

五、结束语

综合以上所述,我国的宪法和行政法,彼此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着对方,他们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可以快速稳定的发展,与此同时带动了我国文化的快速发展,其两者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

[1]林来梵.转型期宪法的实施形态[J].比较法研究,2014(04):26-39.

[2]邓成明,阳建勋.我国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的宪政之维[J].广东社会科学,2012(06):228-233.

[3]赵燕萍.探析转型时期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2,28(02):115-116.

行政法视角下政府数据开放研究述评

摘要:政府数据开放研究已在信息管理学界、公共管理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并产生诸多成果,但从法学角度进行研究还尚处在起步阶段。从行政法学角度发掘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在行为逻辑与问题,有助于厘清政府数据开放主客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政府数据开放顺利进行。通过文献分析法、比较法对国内外政府数据开放的主体概念、基本原则、基础理论与价值、困境与挑战进行了现有法学文献的总结与评析。政府数据开放作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必然有许多法律问题无法通过管理手段解决,因此如何通过法律进行规制,将政府数据开放进程中的公私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纳入到法治化路径中是重中之重。

关键词:政府数据开放;行政法;法治社会;社会治理;立法制度;

一、引言

数据被视为21世纪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发展、社会治理优化的原材料。通过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政府数据、社会数据、个人数据等重要领域数据使得人们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生态优化等方面变得互通互联,更加包容和开放。政府与公众、公众与公众、政府与政府之间通过数据的共享和开放可以使得全球治理更加透明、高效。而我国作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第一的数据大国,有着巨大的数据经济潜力。从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提出的“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深化应用政府数据”“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到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保障数据安全”等理念,充分体现了大数据技术应用和政府数据开放在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大数据产业相对薄弱、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顶层设计缺乏统筹规划、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规范欠缺等问题,使得政府数据开放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因此,政府数据开放法律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一是厘清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理念。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每个公民、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成为互联网空间节点的同时,也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架构下将彼此的关联痕迹以数据的形式保存下来。政府要想在这样的架构中缓和各方利益冲突与矛盾,透明化、开放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迫切需要从法学研究的角度为政府数据开放提炼出基本理念。即在开放型政府的框架下,探索政府数据开放的科学发展理念;在应对政府数据开放主体和政府数据需求者的对立矛盾时,要秉承“主权在民”“知情权保障”的服务理念;在政府数据开放方式的选择上,要秉承“主动开放为原则,涉密涉隐数据开放为例外”的基本理念。

二是建构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保障机制。电子化政务的不断升级和发展,使得政府数据的收集、处理、更新、开放等流程可以在短时间内进行高效处理和分析,同时也使政府成为各领域数据的保有者。以政府数据开放运动和政府数据资源治理为导向,以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数据开放体系为目标,建立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法律制度,促进政府数据开放、公众知情权保障和行政参与权的协调发展,正是本研究主题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所在。

三是解决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由于我国尚处于政府数据开放的初级阶段,加之缺乏完善的知情权保障体系、数据权利保护体系、隐私保护体系,使得我国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以知情权保障和开放政府数据为基本导向,如何控制政府数据收集的限度与范围,如何建立科学合理合法的政府数据开放目录,如何为政府数据开放的主体和客体建构权利义务规范,如何在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处理好与国家秘密、个人敏感数据、商业秘密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

开放政府是基于新Web技术促进公众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必然发展趋势。作为电子政务领域的迭代更新模式,引起了公共管理体制的革新,同时也推动着公法领域知情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自2013年《八国宪章》(又叫《开放数据声明》)颁布以来,政府数据开放议题已引起众多学科领域的注意。

我国关于政府数据开放(也称开放政府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学、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和法学等领域,在“中国知网(CNKI)”输入“政府数据开放”“政府数据”的关键词可检索出271篇典型文章(以CSSCI刊源为基础样本),其中以管理学、情报学、档案学、计算机科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居多,而法学类研究有27篇,经仔细挑选,专业的法学解析仅有5篇。在学术专著方面,主要有计算机科学领域杨孟辉的《开放政府数据:概念、实践和评价》、翟军的《关联政府数据原理与应用:大数据时代开放数据的技术与实践》,以及公共管理学领域迪莉娅的《大数据环境下政府数据开放研究》,而法学领域的政府数据专题研究尚无。作为开放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议题,各学科针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概念及梳理

⒈关于政府数据与政府信息的概念界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将“政府信息”定义为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学界亦有对该条款的多重解读,主要以主体、客体、对象、行政行为等几个维度来进行内涵界定。

而针对“政府数据”的概念,部分学者依托对《条例》的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信息包括政府数据,如肖卫兵就认为政府信息包括政府数据,可以通过对《条例》进行修改,拓宽政府信息的概念,增加政府数据和数据集的定义,为政府数据开放确立基础[1]。

第二种观点虽未指明两者的概念范围孰大孰小,但却表露出对政府信息概念和政府数据概念相似的认可;如宋华琳将政府数据定义为“行政主体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各类数据资源”[2];又如沈亚平认为,政府数据是“政府为履行其法定职能而代表人民收集、加工并保存的各种物理符号,其属性是公共资源,特点是原始、客观、精细化”[3]。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数据开放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如后向东在《信息公开法的基础理论》一书中就不赞成将政府数据开放视为政务信息公开的升级版,认为这种观点的产生来源于对数据和信息两个客体概念的混淆,反观许多国家的做法是出台单行的《政府数据开放法》与已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案并列运行[4]。又如吕廷君认为,政府数据是政府掌握的一系列原始数据,其主要特点是非经加工处理,主要包括政务大数据、国家基础信息大数据和公共资源大数据三类[5]。当然持此种观点的还有郑磊、迪莉娅、杨孟辉、胡小明等学者。

⒉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务公开的关系

学界普遍认为,政府数据开放是开放政府理论不断发展和实践的产物。肖卫兵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务公开的初级形式,而政府数据开放则是政务公开的升级版模式[1]。政府数据开放的目标定位是开放政府数据资源,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数据利用权。因此,政府数据开放应定义为政务公开的一个子集。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不同的权利规范要求,如杨孟辉认为“政务公开实质上是政府全流程行为的公开”[6],包括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的公开,不但关注结果信息的公开,同样关注过程公开,并且对信息的再利用以及增值开发等价值没有明确要求;而政府数据开放作为政务公开的一个新领域,其开放“不完全是一个依法或依申请简单公开的过程,它需要考虑到信息到达问题,考虑谁来对数据进行分析、利用、加工、解读的问题。”[6]

(二)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

2013年6月,英、美、法、德、意、加、日、俄召开G8峰会并且联合签署《G8政府数据开放宪章》,确立了开放数据的五大基本原则:默认开放数据、注重数据质量和数量、让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发布数据以改善治理、发布创新型数据[7]。此后。对各成员国及其他国家制定国内数据开放法规范产生了深远影响。何渊认为,政府应该按最小负担原则向公民收集数据,以必要性为限[8];肖卫兵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应遵循风险可控原则、明确自由使用原则、确定免费使用和非歧视原则[1];宋华琳指出,政府数据开放要坚持以开放为原则、以不开放为例外,最小披露原则,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数据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性原则[2];鲍静指出,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管理应遵循合法性、公开性原则,合理收费原则[9];郑磊针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展开研究,主要是参考美国的开放政府数据八原则,即:完整、一手、及时、可获取、可机读、非歧视性、非私有、免于授权[10];而众多管理学界的学者如杨孟辉、陈玉梅、迪莉娅等也基本运用这八个原则来阐释中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内涵。

(三)政府数据开放的基础理论研究

政府数据开放作为伴随开放政府运动持续发展的产物,借助新兴的互联网技术使得公众的知情权在大数据背景下得到进一步保障。除却知情权理论的支撑,众多学者如宋华琳、肖卫兵认为,政府数据开放有别于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缘由是政府数据的经济价值、创新性价值,可以保障公众实现对政府数据“知”加“用”的双重利用。迪莉娅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阐释了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开放政府理论、数据资产理论和数据权理论[11];吕廷君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应该坚持主权在民理论,加强政府数据的公开性、权利性、权力性和规范性,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与公众合作共治的格局[5];陈尚龙在《论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基础》中提到,监督权、行政参与权和知情权一同构成了政府数据开放的权利基础[12]。

(四)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制度建设问题

肖卫兵以政府数据开放作为政务公开的升级版为起点,分别以英国、美国纽约市、美国联邦政府为样本,介绍了三种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模式:修改信息公开法模式、制定政府数据开放专门法模式、修改信息公开法和制定专门法相结合模式,并通过对三种不同模式的立法实践和实施现状分析,总结了各种模式的利与弊,认为以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阶段而言,宜采用修改现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制定专门的《政府数据公开法》的模式[1]。宋华琳认为,政府数据与政府信息有一定的区别,制定专门的《政府数据公开法》是较为妥当的方式,但在立法条件暂不成熟的条件下,可以由国务院先颁布《政府数据公开条例》为政府数据开放确立规范和依据[2]。而何渊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认为“政府面对着以复杂、多元和碎片化为特征的政府数据开放领域,需要一种以‘开放与分享’为特征的整体法律框架,即应当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面向来建构全新国家法律治理体系。”[8]

(五)政府数据的开放许可问题

政府数据开放许可问题是政府数据开放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这关涉到政府数据在开放以及后续流转、加工和创新利用环节的知识产权问题。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杨孟辉在《开放政府数据:概念实践和评价》一书中专章介绍了开放数据许可协议,通过对知识创作共用(CreativeCommon,CC)组织制定的6种许可协议,开放数据共用组织(OpenDataCommons,ODC)制定的三种许可协议,以及英国联邦政府制定的开放政府许可协议(OpenGovernmentLicense)的详细介绍,指出政府数据应该在不同分类的基础上适用不同的开放许可协议,保障政府数据能在不同政府部门和组织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实现数据价值的创新利用,逐渐消除数据共享和利用的壁垒,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6]。而我国其他领域的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相对较少。

(六)政府数据的隐私与安全问题

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的隐私和安全问题是学者们普遍较为关注的问题,但究竟如何对其进行规范,学界仍莫衷一是。何渊认为,政府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应将隐私与安全问题纳入考量的范围,比如政府数据收集阶段就应经过专业机构的内部许可和审核;传统的“告知-许可-例外”隐私保护模式亟需改变,认为可以通过对政府数据进行分类管理,风险评估和脱敏处理等方式,权衡政府数据价值和公众数据隐私两者之间的利益[8]。宋华琳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应秉承“最小披露原则”,对公众亟需的数据和数据集进行优先公开的同时,要兼顾《民法总则》《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通过一系列法律规范的制约实现政府数据开放进程中的个人隐私和安全问题[2]。黄如花在《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与对策》一文中指出,建立个人隐私保护的权威机构和进行严格数据审查是除却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数据分类与开放升级、制定统一数据脱敏规范之外,需要尽早提上日程的重要方面[13]。

三、国外研究现状

2018年5月25日,欧盟新的数据法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GDPR)正式生效,对个人数据权利进行了更为严苛的保护。其在提高个人数据保护合规成本的同时,也给世界各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带来了巨大挑战,政府部门如何在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完善数据保护立法,协调好个人数据保护和数字企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与挑战,是各个国家需要面临的难题。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作为政府数据开放运动的先锋,在政府数据开放领域的研究相对成熟,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一)政府数据开放的相关概念

开放知识基金会(OKF)对政府数据开放(OGD)的定义为“由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实体生成或委托的数据和信息”[14],这些政府数据开放供公共和私人代理使用和重复使用。学者BarbaraUbaldi对政府信息和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义做了较为全面的解释,认为政府信息包括为了政府或公共机构的职责履行而进行的产生、创建、收集、处理、保存、维护和传播的一系列公共服务信息和相关信息产品(援引经合组织的定义)[15]。而政府数据的定义需要考虑两个主要元素——政府数据和开放数据,政府数据是指是由公共机构制作或委托的任何数据和信息;开放数据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重复使用和分发的数据,只需(至多)用户对数据进行归因并使他们的工作可以实现共享的要求。两者的概念在主体、客体、对象、功能上的界定具有相似性和同质性,从某种程度上可管窥国外政府推行政府数据开放运动时的起点,也是首先对政府数据的概念进行界定。

(二)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

为了支持和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持续性发展,八国政府数据开放集团、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率先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定义和探索,给其他各国政府机关进行政府数据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2007年,八国政府数据开放集团在美国加州塞瓦斯托波尔召开的开放政府会议上确立了集团内部政府数据开放的八大原则,即完整、一手、及时、可获取、可机读、非歧视性、非私有、免于授权[16]。

2011年7月14日,美国联邦首席信息官VivekKundra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和政府改革小组委员会面前提出了改善联邦透明度的十项原则,即研发端到端的数字传输流程、构建结构化数据处理平台、挖掘数据的黄金价值、使用通用数据标准、预先验证数据、实时发布数据并保留以供将来使用、善于重复利用已收集数据、保护隐私和安全、提供平等的访问权限并重视用户反馈。

2012年6月,英国公共部门透明度委员会发布了董事会公共数据开放的十四项原则,该原则成为指导公共部门发布数据的基础,具体包括:第一,公共数据政策和实践将清晰地由想要和使用数据的公众和企业驱动,包括何时以何种形式发布数据;第二,公开数据将以可重复使用的机器可读形式发布;第三,公共数据将在相同的开放许可下发布,以便免费重复使用,包括商业再利用;第四,通过一个简单易用的在线访问点(www.data.gov.uk)可以获得公共数据并且容易找到;第五,公开数据将使用开放标准发布,并遵循万维网联盟(W3C)的相关建议;第六,来自不同部门的关于同一主题的公开数据,将以相同的标准格式和相同的定义发布;第七,政府自己网站的公开数据将以可重复使用的形式发布;第八,公共数据将实时细化处理;第九,快速发布数据,然后确保它以开放标准格式提供,包括链接的数据表单;第十,公共数据将以任何合法方式免费提供;第十一,公共数据将在没有申请或注册的情况下提供,并且不需要用户的详细个人信息;第十二,公共机构应积极鼓励重新使用其公开数据;第十三,公共机构应维护并公布其数据库存;第十四,公共机构应发布有关其数据集的相关元数据,并应通过单一在线接入点提供,此外他们还应发布关于数据格式出处和含义的详细描述。

国外学界对政府数据基本原则的研究也主要援引上述三种原则展开[17]。

(三)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价值

政府数据开放价值研究仍然是将其资源性价值和开放性价值放在首位,基本核心是如何在合法的框架下实现数据价值的深度挖掘,权衡好知情权、政府开放运动、数据价值共享之间的关系。如学者T.Jetzek等人认为,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经济价值的实现,更重要的在于通过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来实现公共利益价值的最大化,因此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在效率、创新、透明度和参与四个方面[18]。又如学者F.A.Zeleti等人则指出,开放数据的商业模式运转加大了对政府数据的渴求,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不同数据企业的发展模式,指出数据行业经济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依靠政府数据开放统一规范和标准的建立[19]。开放政府数据组织则认为,除却政府数据的财产性价值和经济价值,政府数据向公众开放可以促进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以达到善治的目标。

(四)政府数据开放的基础理论

毫无疑问,网络技术的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算法的不断优化等促进了新型数字行业、数据企业对开放数据的需求,而开放数据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政府作为国家保护义务的提供者,如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何保障公众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如何通过政府数据的开放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激发公众的创新理念,需要一系列的基础理论支撑。开放政府数据组织作为系统的研究者和推广实践先锋,将知情权理论和政府数据开放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知情权理论从公众的基本人权角度指出其获得政府数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政府数据开放理论则主要以政府数据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为导引,认为将政府掌握的各种数据资料纳入公有领域可以增加社会包容性、为参与性民主的实现创造条件,而允许第三方企业参与数据开放运动则有助于其利用公共数据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使得开放性政府数据能够物尽其用。

(五)政府数据开放或可遇到的挑战

政府数据开放虽然可以保障公众获取政府数据资料的权利,保障公众作为人权的知情权,促进数据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使得政府管理更加趋向透明化、公正化和高效率。但是政府数据的天然特性,使得其开放性目标与对公众个人数据相关的隐私保护目标形成鲜明的对立。学者M.Janssen等人指出,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政府作为代理人应尽可能权衡好各方利益关系,为不同的施政目标建立不同的基本原则时,也要保证各目标的基本原则在本源上避免冲突,而在政府数据开放制度下如何保护公众的隐私就面临着这样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我们几乎很难通过非此即彼的选择方式来权衡两者的价值,公众的个人数据隐私到底应该得到怎样的深度保护,取决于国家机器和第三方企业对公众的个人数据和隐私的控制手段有多极端。信息和数据本身并不具有威胁性,关键是整个数据周期运转过程中如何合法使用才是关键。除却个人数据隐私问题,政府数据开放的统一标准如何建立,第三方机构或者公民对政府数据使用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对所保有数据的开放限度是什么,又如何实现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数据共享也亟待建立完整的制度规范[20]。

(六)政府数据开放的未来路径

政府数据不同于传统信息权理论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理论,前者强调政府数据作为政府合作治理的有效工具,来源于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处理技术,在数据生成、流传的整个生命周期可以有效地进行管理控制,有义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在于强调政府部门的信息披露义务,需要同时考量到信息保密的价值衡量,因此又同时关涉到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请求权及其救济。对此,学者B.S.Noveck指出了政府数据开放发展的几项建议:一是鉴于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数据开放是具有一定交叉性质的领域,因此应该将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的收集和发布机制合并到统一的平台;二是对数据处理技术产生的政府数据应该一以贯之地开放,而针对已有的政府信息则应该提倡用政府数据开放的统一格式进行转化;三是促进政府信息公开部门和政府数据开放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尽最大可能将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机制;四是政府要善于利用云储存技术尽量将政府数据或政府信息转化成数字方式,以提高处理的速度和方便管理[21]。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国内外的政府数据开放研究都获得了一定成果。国内政府数据开放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重点在公共管理领域、情报学、图书馆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主要通过介绍和分析世界各国政府数据开放的实践经验和法规政策,以期为我国的政府数据开放提供经验;而国外的政府数据开放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有了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政府数据开放的主要动力上看,我国的政府数据开放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实践,而国外发达国家的政府数据开放运动则最早来自于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数据创新需求,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由公众不断推动、政府主动颁布政策法规保障的制度实践。

第二,从政府数据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上看,我国关于政府数据与政府信息概念范围的界定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尚处于概念界定的初步研究阶段,而这一特点的成因恰恰是因为我国政府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源管理顶层设计不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制度不健全。而G8政府数据开放集团在意识到政府数据资源、人工智能、先进算法融合的巨大潜力时,就共同制定了政府数据开放的制度框架与一系列法规政策,更是对开放数据、政府数据、政府数据开放、政府信息的概念进行了官方统一界定,并对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作了细致分类,为各国制定或修改相关的政府数据资源管理条例提供了指导。

第三,关于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国内法学界的学者主要是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基础,指出政府数据开放应坚持以主动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坚持最小披露等原则;而公共管理学界、情报学界、图书管理学界、计算机科学领域则比较认可《政府数据开放声明》公布的八大原则。可见,法学领域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原则的研究还是受到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较深,尚未考虑到政府数据开放参与主体、对象、范围、程序的特殊之处。再观国外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原则的规定,则主要有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组织的八原则、美国政府数据开放促进联邦政府透明度的十原则以及英国公共部门透明度委员会发布的董事会公共数据开放的十四项原则作为参考。

第四,从政府数据开放价值的研究上看,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一致认为政府数据作为大数据时代重要的产物,除了拥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同时作为宪法上的人权保障,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促进政府数据资源共享,进一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然而,就对政府数据价值的研究方法上,我国学者主要采用经验观察法,试图将已有的法律框架联系起来解释这一现象;而国外部分学者则已经采用统计学、数学建模的方案,通过对模型参考因素的调整,得出政府数据开放最终可以释放出的各种价值,为政府数据开放运动做背书。

第五,就政府数据开放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言,除却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的知情权理论和政府数据开放理论,还有几个理论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注意。我国部分学者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可以看作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公众也可以参与到政府民主治理的进程中,是对主权在民理论和行政参与理论的一种践行;此外,政府数据经济价值的挖掘也需要对数据本体进行研究,围绕数据建立数据权体系,因此数据权理论和数据资产理论也是政府数据开放研究的理论支撑。

第六,就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问题以及隐私安全问题,我国国内学界的研究还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为政府数据开放设计立法路径是一个难题,因此法学界学者则主要围绕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展开研究,并试图在该立法框架内为政府数据开放的隐私和安全问题寻找解决之道。发达国家政府和学界因为各国已有相对完善的隐私权保护法案、知情权保护法案、信息自由法案等法律做支撑,因而在对政府开放的立法方式上和隐私安全问题的解决上,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肖卫兵.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模式[J].当代法学,2017(03):42-49.

[2]宋华琳.中国政府数据开放法制的发展与建构[J].行政法学研究,2018(02):35-46.

[3]沈亚平,许博雅.“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建设路径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111-118.

[4]后向东.信息公开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163.

[5]吕廷君.政府数据开放的法治思维[J].理论探索,2017(04):111-117.

[6]杨孟辉.开放政府数据:概念实践和评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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