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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前文献图籍所载黄河河源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20/3/5 9:01:59  

关于黄河源头的认识,古代各类史学、地理、宗教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及至唐朝,上述文献和各种笔记、野史记录融合并逐渐形成了河源这一空间概念。如今专家们一致认为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但在有着科技考察手段的今天,其确切正源到底在何处,直到20世纪末仍存在着争议。1这也提醒我们,在追溯河源的长达上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现代人的探索及达成的共识只是其中很短暂的一部分,而关于河源的探讨涉及的更是地理问题之外的思想史、认知史,以及博物学等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探寻河源和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关注点是截然不同的,后者主要是研究黄河流域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行政区划等方面的意义。相比之下,黄河上游不但人烟稀少,而且纵观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河源都属于中原王朝实际控制区域之外,这两因素使得河源的空间概念涵盖了天上与地下、已知和未知空间,并促使已有的知识和文化与臆想中的河源概念相互交融。

然而,关于河源各种概念的变化和交融,并不是地理知识单纯地从“错误”走向“正确”的过程。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历史传闻中的河源概念和实地考察的记录都受到了关注。最终,新发现并未完全取代历史传闻中的空间概念,而这个过程充满了转折和一定的偶然性。即使到了19世纪,尽管元、清两代在实证的基础上推翻了河出昆仑的说法,在文献和地图上,都仍有文人坚持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2这些转折和偶然性让我们有必要从认知的角度,把历时中对河源的理解看作是神话与地理、想象与现实的交汇点。3

关于黄河及其治理的起源神话,可在有关大禹和河伯的早期文献中找到,他们的传说被解释为是伴随着王朝更迭而发生的天文事件。4其他关于河源的文献,比如张华的《博物志》探索了想象中河水与海洋的潜在沟通;《山海经》在其不同章节中描述了昆仑山是黄河发源地;《禹贡》则将积石山确定为黄河的源头。5包括《淮南子》《尔雅》《说文解字》《史记》和《汉书》在内的文献,均对河源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且评估和辩论了各种相互矛盾的证据。正如Vera Dorofeeva-Lichtmann在她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开始纳入了汉代张骞远征的考察结果,并将这些结果归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河上游既包括了“境外”的“外部”部分,也包括“境内”的“内部”部分。6《水经注》的成书时间更接近于唐朝,其中记载的上千条河流和航道的详细路线也为唐朝对河源的概念化提供了一个框架。但这些文献被唐人所接收的过程,远比单纯的引用或提及复杂得多。

本文旨在通过对揭示唐代河源的文献记载,以及现存宋代地图上显示的地貌特征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探求河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的这部分内容。唐朝是这段历史中比较令人回味的一部分,因为从这一时期开始,地理学在思想认识、实际经验、观察视角或知识体量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步,并渗透入了文学表现。7这一时期,史学、宗教图籍,类书以及笔记小说等文献,都有着各种与河源有关的记载、评论和综合。

一、河源的通俗概念与宗教概念

李泰于公元642年编纂的地理著作《括地志》,目前仅留存于其他文献的引用片段中。但在现存的片段中,有一篇描述了黄河起源这一概念:

阿耨达山亦名建末达山,亦名昆仑山。恒河出其南吐狮子口,经天竺入达山。嫣水今名为浒海,出于昆仑西北隅吐马口,经安息、大夏国入西海。黄河出东北隅吐牛口,东经(泑)泽,潜出大积石山,至华山北,东入海。其三河去入海各三万里。此谓大昆仑,肃州谓小昆仑也。《禹本纪》云河出昆仑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8

这种关于昆仑山在各方孕育河流的说法,有着明显的《山海经》的烙印。《山海经·西山经》认为,黄河是从昆仑山外流的四条河流之一: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穷途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多怪鸟兽。

《括地志》不仅秉承了《山海经》中“山生水”的说法,还进一步描述三条河流分别从马口、牛口和狮口中流出。这些特征与玄奘《大唐西域记》所阐述的佛教圣地如出一辙。《大唐西域记》记述了南赡部洲圣地中心一个从牛、象、马和狮子口中分别流出四条河流的湖泊。更重要的是,从阿那婆答多池流出的其中一条河流,与流入中国境内的黄河相连:

则赡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银、琉璃、颇胝饰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镜。八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泠水。给赡部洲。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殑巨胜反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旧曰辛头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旧曰博叉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旧曰私陁河,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9

限定词“或曰”在此是一种通向另一种解读的转折点,标志着佛教地理开始把黄河河源纳入了宗教语境中。黄河成为天竺佛教圣地通过积石山延伸到中国本土联系的纽带。

如果我们细读初唐时期的类书,从中也可以看出黄河源头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初学记》是一部针对皇室贵族的入门读物和写作指南。在“地”这一类别内,“河”(黄河)是文中所述七条河流中的第一条。与其他所有条目一样,对黄河的介绍也先从界定(叙事)开始,并基于经典名著,将黄河置于河流等级体系的顶端,与天河相对应:

《说文》云:河者下也,随地下流而通也。《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穆天子传》曰:河与江淮济三水为四渎。河曰河宗,四渎之所宗也。10

文章在给出河的定义之后,又描述了关于黄河上游的“语义地图”,显示出其源头地貌的形态复杂:

河源出昆仑之墟,东流潜行地下,至规期山;北流分为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其河复合,东注蒲昌海,复潜行地下,南出积石山,西南流,又东回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11

图1《初学记》所述河源相对方向示意图

这段对河源的描述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它对以《水经注》为代表的重源潜流的理论框架有了修改和简化。黄河重源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中,《山海经》确定了黄河的两个源头,即昆仑山和积石山。学者岑仲勉把对黄河有多个源头的理解,归因于早期从中国西部迁徙到内地的移民对沙漠水流动方式的观察。12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指出:“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13

其次,如本条目所述,人们相信在各水源之间存在着潜于地下的暗河。昆仑山和规期山之间,以及蒲昌海和积石山之间,都存在着和地表相应的潜流。笔者认为,这种早期黄河重源潜流的理解,对人们后来探求河源的认知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它让人们可以将新的解读和想象叠加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上,而不仅是简单的取而代之。

第三,这段水文地理描述还指出了黄河流入中国领土的转折点(即文中的“入塞”)。我们在《水经注》等早期文献中也看到了这种区别。针对正文中所述黄河向东流入境内的敦煌、酒泉、张掖郡,郦道元做出了以下评论,并认为自己有责任更精确地叙述境内的地理情况:

河自蒲昌,有隐沦之证,并间关入塞之始。自此,《经》当求实致也。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14

若从源头开始描述黄河,在地理上,黄河是从中国“境外”流向“境内”的,这与帝国空间从中心到边缘的地理逻辑背道而驰。地理书籍一般以都城为起点,以距都城距离远近的顺序来排列各个行政区域。但与这种地理论述方法不同的是,对黄河河道的描述必然遵循相反的逻辑顺序,即从“境外”流向中国的中心地带。后代的学者和地理学家为了避免这种河流的描述方式,一般有两种选择:要么把源头所在之地本土化,要么像清代学者汪士铎(1802—1889)那样,绘制黄河从出海口到源头的逆流图。15

在唐代四大类书中,《初学记》对黄河水文地理的描写最为深入。其他类书对黄河的描述,虽然条目较短,但也都通过典故将其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公元624年编纂的《艺文类聚》是另一部同时期类书。在“河”这一类别中,黄河是其首项,其重点更多地放在与黄河相关的词汇上。书中引用了《山海经》中河出昆仑的说法,但同时将另外两个山脉(阳纡山和陵门山)也归为黄河源头。16在《艺文类聚》篇末引证更多的典故之前,文章又再次引用了《山海经》,并提到,黄河从积石山下的一个石门喷涌而出,向西南流去。

白居易编纂的类书《白氏六帖事类集》也主要针对词汇,而非水文地理。在第六卷中,包含了以下关于黄河的条目:“大河灵源出昆仑”“(大禹)导河积石”“九曲一清”。17尽管昆仑山和积石山均被认定为黄河的发源地,两者在类书中的待遇却大不相同,这从其被归入类书的范畴可见一斑。唐代类书以自上而下的层级对主题进行排列,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主题的相对重要性。例如,在《艺文类聚》和《白氏六帖事类集》中,“地”类别下都有一个“山”子类别。《白氏六帖事类集》中,昆仑山是19项中的第8子项,列在五岳和终南山之后。而在《艺文类聚》中,昆仑山被列为“山”类别的首项,这说明昆仑山的地位最高。相比之下,唐代类书均没有在“山”类别中收录积石山。昆仑山拥有神话般的地位,并在早期文献中有所体现。如《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就是在昆仑山会见了西王母。在《淮南子》和《抱朴子》等文籍中,昆仑山还与道教学说联系在一起。昆仑山的这种地位是积石山所没有的。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针对唐朝行政区域的地理学研究著作,编纂于公元813年。与初唐的《括地志》不同,这本9世纪的地理专著的文字基本保存完好(尽管附图已经佚失)。文中提到了昆仑山,但并没有提及其与黄河的任何关系,只是简单地指出,昆仑山是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的地方。18书中更多关注的是同为河源的大小两座积石山:

积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积石山,在县西北七十里。按河出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海,潜行地下,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故今人目彼山为大积石,此山为小积石。19

《元和郡县图志》直接把积石山当作黄河发源地,并切断了昆仑山与黄河发源地的直接联系,只将其视为一座传说中的神山。

二、黄河与天界的联系及其地下暗河

黄河的空间概念与其想象的延伸并不局限于地理书籍。长期以来,黄河在河流中都处于首要地位,并一直与天象联系在一起。如前文所述,在确定黄河的定义时,《初学记》指出:“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李白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开篇,就是在动用诗歌想象中普遍存在的这种对应关系。

河源潜流的概念是一种空间想象的运用,把地表与地下的空间结构给予了对应,。这种想法类似于道教中的“洞天”信仰。再看《初学记》中的水文地理记载,书中就说到,黄河一离开昆仑山,就“潜行地下”;进入蒲昌海后,再次流入地下,然后才从积石山流出。20这种河源的概念将其形态特征划分成了可视(昆仑山、蒲昌海、积石山)和隐形(连接这三个地方的两条主要流段)两部分。黄河潜入地下又重新流回地表并不是在唐代才被提出的;早在《山海经·西山经》中,就已把泑泽(蒲昌海)描述为“河水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21

尽管唐代史学家杜佑对河源潜流的观点提出过怀疑和批评,22但在唐代笔记小说中,地下潜流这种空间想象受到了推崇和发挥。唐代笔记小说中时不时阐述这样一个前提,即地下的、隐形的水道网络可以和可见的、地面上的河流沟通与并存。在晚唐文人段成式(约803—863年)编撰的《酉阳杂俎》中,我们就可以找到几个这样的例子。在一篇名为《永兴坊百姓》的文章中,首都长安的一位居民挖了一口井,发现井下就好像是另一个街坊,里面有人和鸡禽的声音。文章接着回顾了秦朝发生的类似事件,最后作者沉思自语道:“抑知厚地之下,或别有天地也。”23

《酉阳杂俎》中的另一篇短文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即地下水流可以连接井水和河水,且范围十分广泛。这个例子发生在长安城位于大明宫的南面的长乐坊:

景公寺前街中。旧有巨井。俗呼为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令从婢以银棱碗。就井承水。误坠井。经月余。碗出于渭河。(2)

在这里,一个贵重物品(银碗)成了一种“示踪物”,它让长安里坊中的一口井和渭河之间看不见的联系变得清晰可见。在唐代读者眼中,地下水的远距离流动是无所不在的,而水井可以变成通往附近河流的一个入口。这一观点在更多的小说和随笔中以多种文体呈现,很多类似的短文被收集入北宋《太平广记》第399卷的“水”类别下。24另一个被收录在“井”类别下的笔记短文,讲的是中唐宰相贾耽(730—805)为了“镇黄河”,在滑台挖了一口八边形的井。25这个故事的基本理念是,井水通过地下暗河与黄河相连,可以缓解并控制黄河的水量。

如《初学记》中所描述的河源的地理知识,与关于黄河的神话传说同时共存,《酉阳杂俎》中有一个条目,描述河伯“人面,乘两龙”。26该条目参考了中世纪早期的《穆天子传》《淮南子》《神仙记》《抱朴子》等文献,展示了这些文献在塑造对黄河和地理空间的共同看法时的影响。

在《酉阳杂俎》的《酒食》一章中,还有以下这一条目:

魏贾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间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6)

在本条目中,虽然没有提到河源的地形,也没有提到仆人如何得取源头之水,但重点描述了河源水的超凡脱俗的颜色和味道。河源水在一夜之间变成绛色,暗示的就是黄河源于天河,因为正如《白氏六帖事类集》所说,银河也被称为“绛河”。27因此,这一条目表明,虽然黄河与天界的联系可能不够明显,但只要假以时日,这种属性就会显露出来。所以,在这篇《酉阳杂俎》的文章中,不仅传承了早期文献中“黄河应天河”的说法,还赋予了河源之水在美食上的无与伦比的价值。

三、唐代对黄河源头的探寻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汉武帝派遣张骞远征探察河源:28

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29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30

唐朝时,河源地带先由吐谷浑控制,后来被吐蕃控制。唐代典籍记载的初唐考察活动,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黄河的源头,但也对其进行了简要观察。据《旧唐书·侯君集》记载,公元635年,侯君集与吐谷浑军队交战,借机对西域进行了考察。其部队在雪山中行进,经过了星宿川和柏海,侯君集“北望积石山,观河源所出焉”。31

在这里,柏海和星宿川都被认为是通往黄河源头的关键地点。星宿川在历史上一直是黄河源头的代表,后来被称作星宿海,成为黄河源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就是在这篇文章中。

因为唐代的地图失传,我们无法确知这些地名是否曾出现在唐代地图上,但从现存的地图来看,“星宿海”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的历史地图册上,32成为《唐十道图》行政区域边缘的的一个地名。在后来的明代地图上,星宿海常常被描绘成一个椭圆或葫芦形状的水体,位于黄河的起始端。

图2 宋代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中“星宿海”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2)

从大唐与吐谷浑的战争记录中可以看出,唐朝初期对黄河源头的描述只是出于偶然的观察。随着吐谷浑被吐蕃国征服,类似记录逐渐显示了对河源认识的深化和详细化。公元821年,唐穆宗派遣刘元鼎以会盟使的身份前往吐蕃境内。《新唐书》中《吐蕃传》记载了刘元鼎使节对河源多方面的观察:

元鼎踰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浸狭,故号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34

刘元鼎观察到的“河源其间”的山脉,有着三个代表不同知识体系的名字:紫山、闷摩黎山和昆仑山。如此一来,古老传说中昆仑这个名字重新替代当地的非汉族名称(闷摩黎山)并得到证实。把昆仑这个名字(以及流传下来的与之相关的一切意象)赋予一座真实存在的山峰,也就意味着,即使昆仑山的实际地理位置在考察后有所变动,但关于河源的更大的流传知识体系却通过这重新命名保持完好。从张骞和刘元鼎的考察记录中可以看出,将昆仑这个名字赋予一座与黄河相连的真实存在的山峰,具有恒远的意义。汉武帝查阅“古地图”后,将黄河源头的一座山命名为昆仑山;唐朝时,昆仑的“古名”被授予刘元鼎所标注的闷摩黎山,尽管当时这座山已有其他的名称。

四、宋代地图上的黄河源头

唐代的手稿和印刷地图都已绝迹,以致我们只能猜测河源的空间概念是如何在这些手稿和印刷地图上得以体现的。然而,现存的宋代地图多少呈现了黄河源头区域。1136年的碑刻地图《华夷图》标出黄河起源于积石山的西面,地图上虽清晰标记出了积石山,但没有标记出最终的源头(见图3)。地图上这同一个位置上填满了关于其他国家及其与中国关系史的文本注释。35这种图示表明,黄河的最终源头已经超出了该地图的“中国”范围。

图3 公元1136年的碑刻地图《华夷图》中的黄河源头附近

从南宋开始,佛教历史文献中的三幅印刷地图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河源地区的特征。这些地图被收录在公元1265—1270年成书的《佛祖统记》第三十三章中,是现存最早的刻画玄奘朝圣游历和描写的佛教圣地的地图。36在这三幅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俗空间与佛教空间两者交融的现象。这些地图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问世的几个世纪后才绘制的,制图者试图将以天竺为中心的佛教地理概念融合到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图之中,也就是大唐地图中通常绘制的各行政区。37在这个框架体系中,河源地区是人们认知上一个比较突出的支点,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概念在这一支点上相映成趣。

《佛祖统记》的第一幅地图名为《东震旦地理图》(见图4),其遵循了佛教的命名法。从地名的使用来看,学者们认为这幅地图是以北宋时期的行政地图为基础的。38地图所附文字记载了中国的四大河流(四渎),并简明指出黄河发源于积石山(河出积石)。它描述了西域三十六州,并详细描述了两条河流的源头,这两条河汇入蒲昌海(又称盐泽),地下暗河又由此处从积石山南侧涌出。39

据这张地图所显示,黄河从位于地图西侧的积石山流出,继续向东流,最终止于一处标有“河入海”的沿海地点。蒲昌海位于地图西北边缘,不与黄河相连,但与地图范围外的一条向西延伸的河道相连,标为“葱河”。蒲昌海与积石山脉之间这种明显的空间上的分隔,可以理解为地下暗流,这与唐代类书《初学记》中对河源的记述是一致的。

图4《东震旦地理图》

图5《汉西域诸国图》

《佛祖统记》中的第二张地图,名为《汉西域诸国图》(见图5),同样十分罕见地详细记载了河源地区。如此一来,这幅地图的价值就超越了汉朝边疆地区的历史地图。在地图的中心附近,蒲昌海被标记为一个醒目的画满波浪图案的椭圆形,“葱河”连接蒲昌海和靠近地图左(西)边的葱岭。葱岭在这里被描绘成一座重峦叠嶂的高山。在地图的右(东)边,积石山比西边的山要小,下面的注释指出,积石山是“东流9400里入海”的河源。一条细长的河道从积石山开始,流向东北方向,并一直延伸到地图的边缘。40地图上以及随附的文字都没有提到或描绘过昆仑山。

《西土五印之图》是这本佛教论著中的第三幅地图,描绘了佛教世界观,并明确引用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蒲昌海位于这张地图的东边,与前两张地图相似,也是一个画满波浪图案的椭圆形,但积石山和其他与黄河有关的地方都已经超出了该地图的范围。然而,印度内各区域的空间关系却没有被形象化;这幅地图更像是将地名以文字形式叠加而来,而非图画形式。该地图还包括对玄奘西行朝圣年表的注释,列举了他前往印度的三条路线,并引用了《大唐西域记》中的一段文字。第三段注释文本解释说,该地图展示了玄奘经过的每个王国的大致位置。41所示地名大多源于玄奘《大唐西域记》。42地图上最形象化的部分是将葱岭以山脉标志标出。关于阿那婆达多池的最简单的描绘就是其南北以香山和大雪山为界,这种描述也符合佛教学说。

尽管《佛祖统记》中的三幅地图在内容和历史背景上均有所不同,但它们对蒲昌海和积石山的描绘却将这三幅地图联系在了一起。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相应,《佛祖统记》把他的旅行描绘成一幅地图,并与两幅通俗地理地图进行了对照。两种典籍均关注了河源地区如何并存于佛教和世俗两种空间想象。两者之间潜在的联系,以及文本中和意象思维中两者的交融,说明了中世纪时期关于黄河源头的论述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唐代的文献,无论是入门读物、正史文献,还是笔记杂录,都多少提取了之前流传下来的历史传闻,并结合了当时的考察观测、边界意识和主权观念,以及宗教学说和世俗想象。人们对于河源不断演化的信念,为这些不同形式的知识体系在文献和图籍上所展现的空间意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

注释

1关于河源确切起源的记录,请参阅祁明荣:《黃河源头考察文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1页。

2比如在19世纪末,陶葆廉还仍然主张昆仑山是黄河的源头。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6页。

3请参阅Vera Dorofeeva-Lichtmann的《空间关系的历史:从中国宇宙学到西方制图学看昆仑山与黄河源头》,《Circumscribere国际科学史杂志》2012年第11期,第1-31页。

4此处,天文史学家David W.Pankenier引用了《墨子》及《宋书》中的《符瑞志》,作为对公元前1953年的一次罕见的行星会合的神话描述。参见David W.Pankenier:《中国上古的占星学和宇宙学:顺应天地》,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37页。

5关于这些文献资料的分析,请参阅Vera Dorofeeva-Lichtmann的《黄河的源头在哪里?中国早期历史学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远东学报》2005年第45期,第88页。

6Vera Dorofeeva-Lichtmann:《黄河的源头在哪里?中国早期历史学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远东学报》2005年第45期,第86-87页。

7参见王敖:《中唐时期的空间意象:地理、制图与文学》,坎布里亚:坎布里亚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8[唐]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8页。

9季羨林:《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39页。

10董治安:《唐代四大类书》卷3,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21页。

11董治安:《唐代四大类书》卷3,第1521页。

12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5-42页。

13[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注:《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页。

14[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注:《水经注校证》,第41页。

15关于汪世铎的黄河插图,请参阅[北魏]郦道元原著,[清]汪世铎图,陈桥驿校释:《水经注图》第2卷,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

16董治安:《唐代四大类书》卷2,第822页。这与《扩地志》中的一个条目相呼应,并补充解释:“河水又出于阳纡、陵门之山者,穆王之所至。”见[唐]李泰等著:《扩地志辑校》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9页。

17董治安:《唐代四大类书》第3卷,第1961页。

1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40,贺次君注解,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023页。

19[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9,第989页。

20董治安:《唐代四大类书》卷3,第1521页。

21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0页。

22参见杜佑:《通典》卷174,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23[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99,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208-3029页。

24[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99,第3207-3208页。

25[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99,第3197-3210页。

26[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99,第3207页。唐朝时的滑台位于黄河沿岸的滑州(今河南滑县)。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卷,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4-45页。

27[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页。

28[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7,第53页。

29董治安:《唐代四大类书》第3卷,第1961页。

30司马迁对《禹本纪》中昆仑归属问题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请参阅Vera Dorofeeva-Lichtmann:《黄河的源头在哪里?中国早期历史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远东学报》2005年第45期,第72-73页。

3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60页。

3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3,第3173页。

3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10页。

34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是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共收录唐代地图5幅。参阅税安礼:《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2页。

35出自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卷,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1-62页。

36[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1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5页。

37辛德勇:《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燕京学报》第28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38郑锡煌:《关于“佛祖统记”中三幅地图刍议》,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1-84页。另参阅朴贤熙:《信息合成与空间创造:中国最早的中亚地图和丝绸之路地图》,《亚洲历史杂志》2015年第49期,第119-140页。

39朴贤熙:《信息合成与空间创造:中国最早的中亚地图和丝绸之路地图》,《亚洲历史杂志》2015年第49期,第121页。

40郑锡煌:《关于“佛祖统记”中三幅地图刍议》,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第84页。

41[南宋]志磐:《佛祖统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26页。

42[南宋]志磐:《佛祖统记校注》,第729页。另参阅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153。

43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154。

44郑锡煌:《关于“佛祖统记”中三幅地图刍议》,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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