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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思考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21/3/19 10:20:33  

摘要:本文通过结合实例进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往往容易对以上要件进行误判或者予以忽视,从而将不应纳入受贿金额的款项计入受贿金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正是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判断的一大难点,需要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不断完善。

关键词:感情投资; 受贿; 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问题一直以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是人们极其痛恶的一种犯罪行为,这一犯罪行为的存在对社会发展、对社会秩序的维持都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是受贿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形式往往不易于发现,在调查取证以及判定环节的难度相对更高,故而其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更大。但是在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审理过程中,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将非罪判定为有罪、将低格罪判定为高格罪。为了更好地理清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的各项要点,本文结合实例展开了探讨。

一、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概念与类型

(一)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概念界定

感情投资型受贿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借人情交往的名义接受请托人的财物的犯罪行为[1]。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隐藏在人情交往的外衣之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请托人在向国家工作人员赠予财物时,并未明确提出请托事项,也不以一次请托为目的,而是通过持续、多次的财物馈赠维系双方关系,在建立一定的感情基础后,于未来不确定的必要时机提出请托,同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请托时不一定发生赠送财物的行为。与传统受贿犯罪不同的是,感情投资型犯罪具有一定的投资性的特点,即不要求立即得到回报,但对未来不确定时间具有获得回报的主观意愿。本文列举的黄某某受贿案、沈某某受贿案中的部分行为符合上述要点。

感情投资是目前我国受贿罪中十分常见的一种手段,行贿者往往会利用社会生活与公务活动中常见的合理活动进行伪装,实则具有“钱权交易”的特质,其表现形式多样,一是请托人借婚丧节庆等机会实施行贿,如在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时,在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过生日时等;二是以暂借、资助的名义实施行贿,表现为在国家工作人员遇到难题时为其提供资助;三是在具有经济来往的娱乐性活动中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财物,比如在麻将、扑克牌等娱乐活动故意输钱给国家工作人员;四是以发放酬劳的名义实施感情投资,如指导津贴等。以上诸行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十分常见,且多属于正常活动,而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正是隐藏在其中,因而难以发现。

(二)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特征

首先,利用职务便利是犯罪事实成立的先决要件。在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请托人在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长期的财物馈赠后,于不确定时间向其提出请托,并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往往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被管理者、下级实施行贿行为。

其次,请托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在传统的受贿案件中,行贿人往往请托具体的事项并向国家工作人员馈赠财物,在感情投资型受贿案件中,行贿主体往往在当下不具有请托的客观必要,因此不会在馈赠财物时向受贿者提出具体的要求,但行贿者往往具有请托的主观意图,是希望从受贿者手中获得切实利益才向其馈赠财物,只是在何时、针对何事向受贿者提出要求具有不确定性。

再次,犯罪行为具有持续性。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感情培养是基础,谋取利益是目的,为了维持双方的良好关系,行贿者利用一切人情交往的机会向受贿者持续性馈赠财物,主要表现为“一年三节”不断地馈赠财物,同时还包括受贿主体及其近亲属的各种喜庆婚丧活动。

第四,犯罪行为具有隐蔽性。传统的受贿案件中,受贿行为的发生虽然并不为人所知,但判断该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行为较为简单,而在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犯罪行为隐藏在常见的人情交往活动中,是正常人情交往中的“不正常”现象,要判别相应的行为属于受贿还是正常人情交往相对较为困难。

二、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刑法规制现状

(一)受贿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受贿罪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形式[2]:

1.受贿罪。

根据受贿罪的形式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索取型和收受型两类,两类受贿形式均需满足“职务便利”的先决条件,其中前者仅需在满足这一要件的基础上向他人索取财物,而收受型受贿则是在满足“职务便利”的基础上,受贿者在接受他人贿赂后为其谋取利益。司法实践中,实际取得财物并不是受贿罪成立的先决条件,往往只要双方达成接受财物的约定便可认定为受贿。

2.斡旋受贿。

斡旋受贿是一种间接性受贿行为,表现为受贿者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职务以实现请托人的请求。斡旋受贿与普通受贿的构成要件大致相同,只是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并非受贿者直接实施,而是利用其地位和职权让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完成。以笔者担任辩护人的黄某某受贿案为例,一审法院以“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由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定罪,但本人在辩护过程中提出,被告人担任的隆回县政协的“政协主席”等职务决定了被告人只能是斡旋受贿,这一受贿区别于普通受贿。所以本人提请合议庭要始终对被告人是否“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法定犯罪构成要件予以高度重视。

3.利用影响力受贿。

此类受贿罪是对普通受贿罪的补充,在此种受贿行为中,受托人并非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而是他们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密切人员。当在职国家人员对上述主体的行为知情并放任其发生时,可以认为其构成受贿。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来源不明,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财产源于受贿,为避免处罚缺位,对受贿行为进行震慑,专门确立了该项罪名。当国家工作人员对其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内的财产无法说明合法来源时,同样会受到指控。

(二)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立法现状

随着我国立法体系不断完善,涉受贿犯罪的法律漏洞不断被封堵,尤其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对受贿犯罪进行了兜底,对于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难以查明来源而又无法解释清楚的巨额财产,即可以此定罪,相较于西方国家繁琐的规定,我国的有关立法相对简洁明了。感情投资型受贿是受贿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在立法上已经得到确认,但对于单纯受贿,也就是只接受了财物馈赠而未实际为馈赠者谋取利益的情况,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受贿并采取相适应的制裁,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和疑问。

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隐藏在人情交往的“外衣”下,在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他人馈赠时,不但没有明确的请托事项,也没有相关的承诺及实际行动,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要件都难以成立,因此只能借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兜底,但也由此引发了新的问题。首先,导致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出现,表现为犯罪主体实际所犯罪行更高,但在审判时降格处罚;其次,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出现,表现为嫌疑人的财产实际为合法所得,但因无法说明来源而被认定为非法财产,无罪被认定为有罪。无论何种情形出现,都直接损害了刑法的权威性,因此在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在后续的分析过程中,将结合实际案例对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三)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

在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部分要件的判断具有一定难度,为此最高司法机关先后出台了多部司法解释以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对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犯罪构成要件,《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作了说明,但突出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自身的职务,《全国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会谈纪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对于通过具有制约、隶属关系以及非主管下级单位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情况也被纳入其中。在本辩护人代理的黄某某受贿案中,被告人本身不具有职务便利,但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故而被法院判处受贿罪。

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的另一大判断难点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于这一要件也在出台的司法解释中予以了说明。《规定》中对收受型、索取型两种不同形式的受贿行为作了区分,其中收受型受贿犯罪必须满足“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而索取型受贿中则并非不可或缺的要件。同时,不论是否实现谋利,也不论谋利是否正当,均不能排除在受贿行为之外。对此,《纪要》明确了“承诺、实施、实现”三个阶段,且并非需要同时具备三个阶段的行为,只需具有其中之一即可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3]。从两部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有关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要件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状态,但在司法实践中,两部司法解释并未完全消弭判断两个要件是否成立的难题,对此,本文将结合实际案例做进一步讨论。

三、对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思考

(一)与职务行为的关联性

在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受贿与职务行为的关联性是确定罪行的根本条件之一,也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所拥有的职权能够为请托人谋求利益且利用自身的职权为请托人谋求利益或者对请托人谋求利益具有制约或影响,此处所指利益包括当前的和未来的、或然的和必然的。对于如何判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是否对谋求利益的过程和结果具有制约和影响,主要是根据双方是否存在上下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如果职权与利益需求不存在制约和影响的关系,馈赠者与国家工作人员只是纯粹的亲戚、朋友等正常关系,馈赠行为也仅是表示祝贺、鼓励或其他正常的人情交往关系,当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他们的馈赠,但馈赠者未提出明确的请托事项时,往往不作为受贿案件进行处理。

在黄某某受贿案中,黄某某的职权与相对人的利益请求不具有制约性和影响性,因此本人认为黄某某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对于收受周某某501万元贿赂,被告人黄某某担任的县政协主席、县城建领导小组成员职务与周某某谋取利益不具有“职务上的便利”。黄某某担任县政协主席职务主要负责主持处理县政协日常工作、定期支持召开政协主席会议等工作,而涉案工程事项不属于黄某某职权范围内。在担任县城建领导小组成员期间,县政府发布的文件并未明确黄某某的职责,对于周某某中标的城北区建设项目,被告人黄某某只是在会议商讨时提出“要有实力的公司,要把好关”,并没有以表决等形式同意周某某中标该项目,且其中500万元的补偿是基于双方的合作协议,对象为被告人的“亲家”禹某某,而非被告人黄某某,因此笔者认为黄某某对于收受周某某500万元的事实并不对周某某谋取利益具有直接影响和制约,而且该项目的中标最后都被废止。在范某某中标的工程项目中,被告人黄某某在工程中标期间只担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对项目工程事项无管辖权,同样没有职务上的便利可以利用。整体而言,仅有刘尧5万元、谭金5万元共计10万元符合受贿罪的规定外,其余款项不应被计算在受贿金额之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的必备要件,多部司法解释文件中对此作出了明确说明。在黄某某受贿案中,本人认为多项指控不存在黄某某为相对人谋取利益提供帮助的情况。对于周某某的中标项目,被告人黄某某的职权并不能为其谋取利益。对于范某某行贿,起诉书中并未指出被告人为其谋取利益,同时本人也认为,黄某某的行为并非为周某、范某获取不当利益,故而不应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此本辩护人向合议庭提出着重审查这一事项。

(二)社会相当性判断

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主要特点是其隐藏在人情交往之中,通常而言,人情交往具有一定的限度,能够普遍为人所接受,而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的馈赠通常超出一般风俗习惯的基准,是一般百姓无法接受的。当馈赠财物的价值超出一般限度时,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财物的行为是常规的人情交往还是属于受贿需要进行深入审查,而如果价值较低,能够为普通百姓所接受时,则往往可以认定为普通的人情交往,因此在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中对社会相当性进行判断确有必要。在黄某某受贿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诸多事项符合社会相当性的原理,故而不应被计算在受贿金额中。主要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放贷收息”和“投资分红”受贿金额,本辩护人认为对“放贷收息”收益中不超过当地民间借贷利率行情或法律保护利率上限、“投资分红”收益中不属于“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部分,应当从指控的受贿金额中剔除。

首先,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黄某某于2001年出资74万元,于2016年收受范某某入股分红收受红利100万元一事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是熟人之间正常的借贷行为,不应被认定为受贿。其间,被告人黄某某不参与经营、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孳息的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符合第二十六条中的借款合同的要求,同时,被告人黄某某与范某某就74万元约定的2%的月利率未超出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率,是一种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其次,被告人黄某某收受刘某某45万元利息一事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不应被认定为受贿。2004年,刘某某向被告人黄某某借款30万元,至2009年,收回本金30万元和利息45万元,合计75万元,由于具体的借款时间和还款时间未能明确,故而本辩护人认为可以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断,即推断借款时间为2004年1月1日,还款时间为2009年12月31日,在这一时间跨度内,按照放贷30万和收息45万进行折算,被告人黄某某实际获得利息的月利率恰恰接近2分,未超过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月利率2%,因此对于这一笔款项应当排除在外,不能认定为受贿金额。

(三)对财物实际控制的判断

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要双方达成接受财物的约定便可认定为受贿,而是否实际取得财物则往往被忽略。但在当前的司法实务界,对嫌疑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主流观点为“控制说”,即嫌疑人是否对其收受的财物已经取得实际控制,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但未取得实际控制,则不应被认定为受贿。感情投资型受贿作为受贿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样遵循受贿罪定罪的一般原理,对于感情投资型犯罪中的涉案财物,应当坚持“控制说”对嫌疑人进行定罪量刑。

比如笔者辩护的沈某某受贿一案,法院对沈某某的定罪量刑便未对被告人沈某某是否实际对涉案财物取得控制予以考虑。但在笔者为沈某辩护期间,笔者针对事实提出了“收受房屋的一串钥匙不等于收受了房屋”这一堪称经典的辩护意见。该案中,请托人将一串房屋钥匙交给被告人沈某某后,行贿者又将此房屋另行变卖,并换了门锁。法院在一审判决时,还是以被告人收受某小区一套价值25万余元房屋认定被告人犯受贿罪。二审上诉,笔者以收受了请托人的一串房屋钥匙,对房屋并未取得实际控制进行辩护。二审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采纳了笔者部分意见,认定未遂,最终进行了改判。

四、总结

由于具有良好的隐蔽性,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目前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最主要形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社会公信力。尽管最高司法机关已经相继发布了多个文件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释,但在有关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实践中,职务便利、谋取利益两大要件一直是判断的难点,与此同时,对社会相当性进行判断也是不可忽略的部分。本文通过结合实例进行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往往容易对以上要件进行误判或者予以忽视,从而将不应纳入受贿金额的款项计入受贿金额,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正是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判断的一大难点,需要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琳.论“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兼论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之取消[J].法学论坛,2015,30(05):101-108.

[2] 劳东燕.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J].法学研究,2019,41(05):118-137.

[3] 陈兴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与认定——以两高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为中心[J].法学评论,2016,34(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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