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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研究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17/1/6 14:30:30  

一、第一次浪潮:攻击白话文

回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新文学的批评,要从林纾讲起。林纾是最早站出来挑战新文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学,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一个月后,林纾即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与胡适唱反调。可惜林纾讲不出古文之不当废的理由,他底气不足地感叹道:“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刘亦自有其不可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②不能道其所以然,暴露了林纾理论修养的不足。无奈何,林纾作小说《荆生》、《妖梦》,对新文学倡导者人身攻击,期待荆生等伟丈夫将他们打翻在地。

眼看白话文运动飞速发展,林纾知道荆生等伟丈夫难以阻挡,他先把希望寄托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又“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并要求蔡元培制止这两个倾向,但只遭到蔡元培不冷不热的回应。林纾只好再次上阵,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③,坚持维护古文的地位,认为“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但这篇文章还是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林纾最后哀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

林纾对新文学的攻击,涉及到道德和语言两个问题,但其焦点在语言问题。林纾认为不应完全抛弃古文。这一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对古文白话消长大势确实认识不清。白话不断压缩古文的地盘,取代古文成为文学的主导语言,在中国文学史上本就是大势所趋。林纾这样描述推广白话文的恐怖后果:“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但这个后果其实并不可怕,相反非常可喜,现代社会的大势就是普及教育,就是要让出身“稗贩” 的人也能当上“教授”。这段话只是道出了林纾不甘心丧失文化权力和文化资本的心声。

但是不少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学漠不关心,对新文学的发展势头也掉以轻心,比如严复1919年夏天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这样评论林纾与新文学阵营的争论:“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④但是,白话文并没有像严复所期待的那样“自败”。“天演” 的结果,是白话文取得了胜利。白话文很快就得到了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承认,迅速推广开来。

但新文学很快又遇到了新的对手,这就是学衡派。学衡派多数成员曾留学欧美,自恃比新文学运动倡导者更精通中外学理。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批评新文化倡导者“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又反对独尊白话,主张文言与白话并存: “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 梅光迪还批评新文学的理论基础进化论,认为“文学进化至难言者”, “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⑤ 胡先反对新文学的白话文路线,认为“白话不能全代文言”,“即或能代之,然古语有云,利不十,不变法”⑥,还逐条驳斥胡适的“八不主义”,全盘否定胡适的《尝试集》,试图证明文学革命“此路不通”,新文学创作没有前途。⑦

学衡派对新文学的批评,确实指出了新文学在理论和创作上的一些缺陷,在理论上比林纾更高一筹,但其用心仍在阻击白话文,试图从根本上否定新文学的白话文学路线。学衡派和林纾一样,未能洞悉时代潮流。现代社会就是要独尊白话,将文言从原来的中心位置上赶下来。白话文言可以并存,但中心位置必须换位,语言“变法”势在必行。学衡派反对语言“变法”,这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章士钊本是新派人物,曾引领晚清文学变革之潮流,但他在1925年担任民国教育部部长之后,立场转趋保守,他在《甲寅》周刊上连续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赞美文言文,攻击白话文,声称“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⑧,批评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⑨。章士钊以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身份,压迫白话文教育,给新文学曾造成一定的压力。当时有人说章士钊比林纾更为危险可怕:“列位,不要把那老虎运动当作一件小事,这实在比‘五四’ 时的荆生运动更危险可怕。因为那时的清室孝廉林纾并没有实权在手。”⑩

章士钊的文章曾被人赞誉为“逻辑文学”瑏瑡,但他对新文学的批评,在逻辑上存在问题。白话文真的就“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吗?“吾之国性群德”真的就“悉存文言”吗?章士钊建立起来的这两个大前提均不成立,因此后面的一系列推论也就无效。

从林纾到章士钊,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学发起了一次次攻击,新文学阵营则奋起反击,双方的较量很快就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文化保守主义未能抵抗住新文学阵营的反击。林纾1924年去世,章士钊1926年离职,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丧失了重要力量,而学衡派后来也转变了激烈反对白话文的立场。如梅光迪,“他与自己的女儿通信时,总是用生动的白话文来表达自己的父女之情”。瑏瑢又如吴宓,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接受了增入新文学、白话文及新式标点的主张,这件事可以说象征着学衡派向新文学阵营认输。瑏瑣

不过,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并未完全中断,在1930年代仍余波犹存。1933年,钱基博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该书以文言写作,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新文学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由于白话文的使用已成定局,钱基博只能挑剔白话文的创作成绩,他认为,诗从《尝试集》起,无论自由体,无韵诗、小诗、格律体,都“陆离光怪”,无足取者。散文则竞相欧化, “佶屈聱牙,过于《周诰》”。这些批评显然并不客观。钱基博还从1930年代的幽默小品文热潮返观新文学历史,认为“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矣”,钱基博由此感叹: “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讽刺的是,钱基博翘首盼望的小品文复古热潮,很快也被“时代洪流”疾卷以去,这就使得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批评也成了“戏狎”之词。

概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对新文学的批评聚焦于白话文。应该承认,新文学的白话文理论确有漏洞,但是,使用白话文乃是文学发展及社会发展大势所趋。文化保守主义者未能认清这一大势,他们本来还准备看白话文创作的笑话,但白话诗歌、散文、小说、话剧创作中均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就使得他们对白话文的批评沦为笑柄。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仍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林纾将中国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认为外国人也“未尝悖也”瑏瑤,确实发掘出了中国儒家文化亘古不变的价值。学衡派的胡先批评新文学阵营“立言务求其新奇,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认为“此大非国家社会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瑏瑥,也指出了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弊病。章士钊反对“谋毁弃固有之文明务尽,以求合于口耳四寸所得自西方者,使之毕肖”,认为这种文化转型思路“至为肤浅”瑏瑦,其观点也有道理。即便钱基博所说“人情喜新,亦复好古”,也并非毫无道理。因此,这一波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退潮,但文化保守主义并未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必能卷土重来。

二、第二次浪潮:批判文化激进主义

在八年抗战及随后的国共内战中,由于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退居边缘。到了1949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彻底失去了存在条件,转而到港台地区谋求发展。1950年代,唐君毅、张君劢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联合宣言,标志着海外新儒家崛起。海外新儒家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新的时空中的新发展。而在大陆,新文学在1950年代已被建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先被确定为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但新民主主义思想很快被毛泽东自己抛弃,毛泽东相继提出“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 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毛泽东自身思想的不断激进化,不仅造成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不停的折腾,还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从海外传入。1986年底,贵州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林毓生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林毓生认为, “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的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瑏瑧,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完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此后各种文化反传统主义的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林毓生还将“五四” 与“文革” 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文化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且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进一步彻底摒弃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瑏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陆学术界反思历史,多赞同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 说瑏瑩,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不彻底,致使封建思想后来乘机复活,导致文化大革命这一大灾难的发生。大陆学界主张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启蒙理念贯彻到底,在中国实行被中断的启蒙。而海外新儒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潮流,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恶果。双方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

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海外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很不以为然。王瑶、严家炎等人也纷纷回击海外新儒家的观点。王瑶指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的重新估定价值绝不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传统,而恰恰是用现代的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传统文学进行再认识、再估价与再发现,使其在新的文学变革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瑐瑠严家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坚决反封建,却并没有全面反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面反传统,反而用现代意识重新整理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瑐瑡

王瑶、严家炎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主义运动,以为这样可以对林毓生等人的观点釜底抽薪。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事实上确实不能说是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但从思维方式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又确实存在着激进主义倾向,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而王瑶、严家炎在反驳林毓生等人的观点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他们的观点,即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而激进主义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错误的选择。

几经碰撞之后,文化保守主义在1990年代终于在国内学术界找到了响应者。其中,新启蒙领军人物王元化的思想变化最具有典型意义。1980年代,王元化曾经批评林毓生的观点,认为林毓生“身居海外,昧于实情,被彻底批判和彻底决裂的叫喊所迷,以致作出错误判断”瑐瑢。但是到了1990年代,王元化也开始反思激进主义,王元化自问自答说:“五四与文革是否可以进行比较呢?我以为两者的运动性质截然不同而不容混淆,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来看,却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史原因。环境过于黑暗,爱国者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因此,越激烈越好,矫枉必须过正,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瑐瑣王元化尖锐地指出: “我认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关系。”瑐瑤这是因为,激进主义者“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之余地,从而无形地限制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给专制主义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改造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瑐瑥王元化从反对林毓生的观点到认同林毓生的观点,说明了文化保守主义在国内已经找到了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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