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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文学史中的赵树理创作叙述研究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19/1/26 7:30:33  

摘要:对于赵树理创作的论述,不同文学史之间存在重叠与间隙:钱本主要从文艺大众化的新文学传统和解放区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关联两个层面,突出赵树理创作的文学史意义;陈本在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和民间文化形态相互扭结的框架中展开叙述;严本则较多地呈现史料,勾勒赵树理的生平经历,并结合其代表作品指出其创作价值,在对赵树理的评价上持审慎态度。三部文学史对赵树理创作的叙述体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从启蒙立场到学术立场的转变。

关键词:文学史;赵树理;启蒙立场;学术立场;

1980年代以来,在启蒙/现代化史观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成果斐然,涌现出数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文学史对赵树理创作的论述时,会发现文学史家的叙述之间存在重叠与间隙,这既映照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启示着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学术眼光和什么样的价值理念来治史。笔者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简称“钱本”),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简称“陈本”)和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简称“严本”)为例,分析三者对赵树理创作的叙述来说明问题。

一、“钱本”中的赵树理创作叙述

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将“现代文学”建立在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上不同,钱本以“文学现代化”作为文学史叙述的主线,实际上是把革命史观下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变成启蒙/现代化史观下的研究范式,从而拓展了文学史的阐述空间。我们具体来看,钱本是如何叙述赵树理的创作的。

首先,注重还原赵树理创作出现的历史背景,即战争对作家“写作心理、姿态、方式以及题材、风格”的塑造及战时文化传统“对文学的发展、风貌”的制约[1]。在此意义上著者特别强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次,从新文学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渊源上,对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著者指出,与二三十年代提倡大众化的左翼文学作家不同,赵树理及其代表的一代作家是“生活创造者与生活描写者”的统一,他们的创作“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识、愿望及审美要求,并真正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而这种历史特点“同时包含着历史的特殊长处与历史局限性,并预伏着一定的危机”。[1]钱本认为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是解放区文学过渡到当代文学存在的历史问题的缩影,因而将“赵树理”单列一章,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经典作家并列,这反映出著者对赵树理文学史意义的重视。再次,结合具体作品,阐述赵树理塑造的三类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最后,回归到文学内部,从审美角度讲述赵树理创造的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的审美特质,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的比较完美的结合”[1]。

但是,钱本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毕竟,三个十年的划分以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划分,是站在当代的立场将文学阶段进行人为划分,其中的弊端在对赵树理创作的叙述中已经显露。其一,只能叙述赵树理在建国前的创作,而无法解释建国后赵树理被否定、被批判的创作。其二,钱本在叙述赵树理的创作时,一直试图与二三十年代提倡大众化的左翼文学建立联系,而赵树理的创作是承继左翼文学传统,还是更多地发展通俗文学传统,仍存在疑问。其三,钱本对赵树理文学史意义的肯定,是建立在把他纳入“现代”基础之上的,作品的文学性从属于现代意义。进一步说,钱本试图兼顾现代化与民族化进行文学史叙述,实则又回归到将传统/民族视为“他者”来建立现代意义的叙述基调上。在这里,“回归传统与民间”是与“现代”相对立的。归根到底,这种内在矛盾是站在启蒙立场上以社会主义文学合法性为预设目的的文学史观所导致,“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最终还要通过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确立得以实现。[4]

二、“陈本”中的赵树理创作叙述

陈本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开放性的整体”,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源流有两个,即“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战争文化传统”;并且认为抗战以后形成“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实战斗精神传统以及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三分天下的格局”。[5]陈本一大特点是,面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问题,编者提出了“潜在写作”和“民间意识”两大文学史概念。

关于赵树理的创作,陈本在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和民间文化形态相互扭结的框架中展开叙述。其所谓的“民间”与官方并不视为二元对立,而求多元互补,这就从理论上为处理赵树理创作这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提供了解决方案。一方面,当赵树理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创作与时代“共名”而被推崇为“赵树理方向”时,陈本认为赵树理的创作“虽然也表现出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农村生活”,但“显现出民间的本色”;另一方面,当建国后赵树理的创作与时代潮流脱节时,陈本认为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强烈地体现着国家意志和时代共名合流的意识形态”的环境中,赵树理的创作作为“民间文化形态”,在“两者发生激烈冲突、民间的立场遭到全面否定的时候”“被迫以破碎的或隐性的方式曲曲折折地表达自己的声音”。[5]因此,尽管“赵树理现象”是政治环境下的产物,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起伏不定,但“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树理特有的叙事美学和艺术风格”[5],赵树理的创作具有独立于政治环境之外的独特文学史意义。

但问题在于,陈本叙述中偏重于赵树理创作作为“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却相对忽略了其创作与政治的“共名”在事实上决定了其创作的影响力。众所周知,赵树理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产生的影响力。而陈本着重肯定的是其建国后的创作,强化其民间立场,而弱化了其政治意图。应当注意,陈本在对《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进行阐释时,叙述重点在于“民间本色”,而恰恰忘记了艺术性地传达时代精神才是构成这些作品意义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当这种“民间立场”被用来解释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时,其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含义就值得怀疑,“民间立场”也因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而不具有独立意义。

三、“严本”中的赵树理创作叙述

从根本上说,二元对立的叙述方式无法完成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复杂问题的完整阐述,因而学者们主张打通历史分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百年文学史”等概念。严本即是在这一理念下产生的。

严本在处理赵树理问题时显现出全面而审慎的态度,在中册论述延安文艺运动和解放区文学时谈及建国前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又在下册论述现实题材小说时详述赵树理现象,兼及他建国后的创作。在中册叙述赵树理的创作前,编者先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解放区文学状况,评价《讲话》和文艺界整风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然后将赵树理的创作作为座谈会后解放区中短篇小说出现繁荣新气象之一景展开论述。编者基本上以时间线索勾勒赵树理的生平经历,对作家遭遇进行简要陈述;然后结合着其代表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其他中短篇小说,指出其创作“从不同方面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最后,在对赵树理创作的历史评价上,认为赵“把新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进程切实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对五四开创的新文化传统的认识明显不足,这必然限制了他”,暴露出的艺术缺陷“阻碍了他的小说进入真正经典文学作品的行列”。[8]在下册论述赵树理现象时,虽也涉及其创作,但主要通过赵树理创作的评价史来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严本认为,建国以后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中存在着分歧与反复,“不仅与赵树理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有关,而且更与激进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这个观念主要是塑造什么样‘人物’的问题”,指出“多年来文学观念的‘不确定性’,是评价作家矛盾和犹疑的根本原因”。[8]

从对赵树理创作的叙述来看,严本较多地呈现史料,叙述赵树理的生平经历时如此,叙述其代表作品时也多叙述故事内容与时代的关系,而并不关注钱本强调的三类农民形象和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指出赵树理“真诚的写作态度”,而不着意于陈本强调的民间意识。纵观全书,史料的呈示体现出诠释的更多可能性,但严本并非没有作出价值判断。相比于钱本和陈本,严本对赵树理的评价较为保守,这源于严本对“现代性”的理解。严家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三个根本特性在于“主体由白话文构成;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与世界的文学相交流、相参照”。[10]在“世界文学”视野下赵树理的创作具有明显缺陷,然而将“与世界的文学相交流、相参照”作为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价值尺度是否可靠?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全书考虑,可以发现清末至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阐述占据四章,而主流创作只占据一节。两相对比,可见严本在文学史书写的价值尺度上存在可商榷之处。

四、文学史叙述从启蒙立场到学术立场的转变

严本的价值尺度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恰恰是这部文学史的独特之处。编者在《引论》中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分是复杂多元的”,因而编写时力求“多元共生”。在此意义上,严家炎认为这部文学史“既是教科书,也是一部研究性的专著”。[10]如果我们把严本与钱本、陈本比较,会发现同在启蒙/现代化史观下,文学史对赵树理的叙述实际上经历了从启蒙立场到学术立场的转变。李杨与洪子诚在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通信中,曾倡导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提出了关于“学术立场”的文学史的构想:

将50-70年代中国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命名的差异,而是在这样的构架中,我们再也难以用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结构文学史,——至少,当我们不再用“现代”与“传统”、“文学”与“非文学”、“现代文学”与“非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这些二元对立的价值范畴来结构文学史时,另一种文学史——一种具有“学术”意义的文学史才有可能生长起来。[12]

以往的教材编写者往往囿于时代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国家权力的制约,以二元对立的模式人为地肢解、甚至曲解复杂多元的文学史,而严家炎主编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正是以良好的学术眼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性”文学史的范例。尽管它仍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它无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标尺。

参考文献

[1][2][3]钱理群,温儒敏,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43,367,374.

[4]吴晓东,钱理群,等.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J].文学评论,1999(1).

[5][6][7]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2~5,40~41,41.

[8][9]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中册343~350,下册61~65.

[10][11]陈艳.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9).

[12]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J].文学评论,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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