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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服饰话语与女性主义研究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19/1/26 7:52:09  

摘要:张爱玲将由家庭环境和文学传统所影响形成的服饰偏好带进其文学作品中,形成一种服饰话语。这种服饰话语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表现看特定环境中女性的不同性格、心理并揭示其命运,展示女性生命困境的同时揭示了一个“不彻底”、“软弱”的女性主义。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话语;女性主义;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张爱玲在《上海——香港的双城记》中,描写了一系列乱世中的女性形象。与其他女作家聚焦于时代主流女性个体的故事稍有不同,张爱玲通过对服饰等的精描细绘—一种独特的服饰话语来揭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凡人女子的命运以及女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

一、家族背景和文学传统

张爱玲之所以能有这么丰富的服饰语言,与她从小的生活环境直接关系。家族的辉煌虽如过眼云烟,但大家族里缤纷多姿的服饰为她提供了活色生香的实物资料。张爱玲的童年更是在锦绣堆中度过的,张爱玲的作品中多处提到自己儿时的服饰:“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1]。对比鲜明的色彩,演绎着张爱玲多彩的童年时光。

张爱玲的母亲对服饰及其讲究,她对服饰的热爱无形中引导着小张爱玲对服饰的探索。张爱玲在《童年无忌》中写道:“因为我母亲爱做衣服,我父亲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每当张爱玲的母亲站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就能让站在一旁小小的她羡慕万分,简直等不及自己长大。”[2]张爱玲是个爱美的女孩,对服饰有天生的喜好,小时看母亲试新衣更是羡慕万分,并发出小女孩的宏愿:“八岁梳爱司头,十岁穿高跟鞋”。再长大一点也就有了更远大的愿景:“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2]。

在父母离婚后,父亲迎了姨太太进门,这使得张爱玲生活的晴空化作了漫天乌云,天生爱美的少女永远在拣继母的旧衣穿,成了一个灰姑娘。在她黯淡的青春期中,对自己服饰惟一的印象便是:“有一个时期在继母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灰暗惨淡的年少时光使豆蔻年华的张爱玲爱美的心理需求不得实现,穿漂亮衣服的心愿也一直压抑在心底。“后母赠衣”对张爱玲造成一种对衣服的特殊心理,以至于后来她一度成为“恋衣狂”。

长大后,张爱玲经常自己设计服装,还和朋友合伙开时装设计公司。成名以后,她用奇异服饰来自慰、炫耀、张扬。看《对照记》中的张爱玲,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神秘元素显示着她内在的尊贵,那种遗世独立的味道是生命沉淀后的大美。显然,家庭环境直接影响了张爱玲本人对服饰的喜爱。而张爱玲又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对衣服的着迷,带入了她的文学世界。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张爱玲是少数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之一。她喜欢具有生活气息人情味浓的作品。对“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答摇摆;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3]这种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艺术,她特别欣赏。这一艺术观点和美学情趣,使她对传统旧小说《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醒世姻缘》等作品爱不释手。

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她知道了“张恨水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在《金瓶梅》里,她懂得了“古人的对照是参差的对照,如: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阅读使她看出:“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4]”但即使是深绿与草绿,色彩的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搭配的不好就会不和谐。红配绿有着出挑的对比,但颜色过于直白,大红大绿,或大红大紫都是配色的禁忌,不仅不衬人,还会俗气和压抑。张爱玲一生钟爱《红楼梦》,不断地从中寻求创作的火花,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审美品位。从《红楼梦》对生活起居琐事的细节描写中,张爱玲学到了通过穿衣打扮、风俗礼节、器物摆设、起居饮食等细节描写为写作对象服务。《红楼梦》里浓郁的着装文化为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活色生香的写作实料,而她自己富贵奢华的早年生活也给她留下了丰富细腻的情感体验。

在文学作品中,张爱玲以一个女性细腻的眼光、准确且耐心地描绘人物的服饰,用人物的着装服饰来宣泄、释放。通过服饰话语组成一幅幅鲜活灵动的画面,烘托环境、勾勒形象、表达人物特定的心理活动,关注隐逸在服饰话语中的女性主义思想。

二、张爱玲笔下的服饰话语

服饰不仅是人体的修饰符号,而且是反映一个人精神和人生态度的无声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其所处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征。文学作品中对服饰符号的引用与建构组成了一种独特的服饰话语: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出场服饰的细致刻画和语言动作揭示或者暗示人物的心理、性格与命运。

(一)服饰即人物性格

在《金锁记》这篇小说中,张爱玲借服饰语言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风格各异的主人公,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曹七巧。作者这样描写曹七巧的出场:“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这一段的服饰描写,先是一条手帕,接着是衫子和裤子,并提到了衫子的滚边颜色,细致无比。服饰的颜色也很耐人寻味。雪青,银红,葱白和雪青闪蓝,这些对比强烈的色彩,给人一种俗气大胆的印象。

这时的曹七巧由一个麻油坊的村姑攀高枝嫁给了一个身患骨痨病的少爷,各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此时的她对于自己,对于家庭还抱有合乎常情的愿望。但当她骂跑了季泽,失去了一切,被黄金的枷锁牢牢地套住之后,这时“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此段张爱玲在曹七巧身上的服饰描写,表现出了一个封建女家长的扭曲心理。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缎袍本身就是繁复而华丽的,再附加上色彩沉重的青灰团龙宫纹饰,顿时使人产生一种压抑而窒息的感觉。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红玫瑰“穿着的一件曳地的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书中对红玫瑰热情火辣的描写不仅限于她身姿的轻盈和窈窕,还在于她不顾一切,任性追求爱情的勇气。她对惯于压抑欲望的男主角振保来说就像是点燃了心中的一把火,此刻我们也能感受到振保情潮暗涌的内心。

(二)服饰即迷人的诱惑

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仅仅只是小说的表层,在故事的深处却是另一番景象:争权夺利、你来我往、暗潮涌动、步步为营——每一件华服都意味着一场微妙的交锋。《沉香屑·第一炉香》便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薇龙在来姑妈家之前也设想了很多美好的愿景。像许多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一样,梦想着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学业继而改变命运。然而,短短三个月时间,她就由“奋发进取”变成了“自甘堕落”,这奇妙的心理变化与服饰密切相关。

在初进姑妈家的那天晚上,葛薇龙对梁家衣橱里华美衣服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揭示了女性本身存在的小缺陷。然而就是这人人都具有的爱美和虚荣心,预示了她一步步走入姑妈设计的华美陷阱,并最终给她带去致命的伤害:“薇龙打开了壁橱一看,里面却挂满了衣服,金翠辉煌。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文中“金翠辉煌”的衣橱是一个精致的漩涡、一件趁手的兵器。年老色衰的姑妈想要通过那些时髦精美,品质精良的衣裙来控制年轻貌美的葛薇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葛薇龙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衣服内在的真正涵义,然而在梦中的薇龙还是禁受不住诱惑反复试穿那些华衣美服。那些服饰如同尊贵、优美、迷人的音乐般沁入她的身心,即使她在现实中并不能接受,但是梦境出卖了她,这也暗示着她已经向姑妈投了降。

除对服饰的直接描述外,张爱玲也注意到配饰描写的重要作用。《色戒》一开场出现在麻将桌上各色官太太们光芒耀眼的钻戒让王佳芝顿时内心黯然失色,作为女人的虚荣感与革命者的使命感使她设计了在珠宝店刺杀易先生的行动。当她一边醉心欣赏璀璨的钻石,一边等待杀戮的时刻,内心产生了强烈动摇,这说明她没有意识到革命的残酷性,也没有认清狡诈残忍的易先生惯于在欢场上一掷千金。钻石于王佳芝就是一个迷人的诱惑,最后的一念之差导致刺杀失败。

三、服饰话语中的女性主义

张爱玲的作品是清新婉转的小夜曲。她以自己的女性书写作为观照和分析社会的切人点,对女性生命的关注极为敏感。相对于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族、国家、革命等的宏大叙事,张爱玲另辟蹊径,从微观的服饰话语入手,展现女性的压抑、变态乃至堕落沉沦。在她的微观的服饰话语中,传达出了一种女性主义的思想。

(一)叙事展现女性生命困境

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招牌,标志着从“文学革命”转向了“革命文学”。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接续了“革命文学”的思想。“革命+恋爱”成为左翼文学的一个经典模式。抗战爆发之后,抗战救亡更是成了时代共名。无论是五四时期鲁迅的改造国民性,1920年代“革命文学”和1930年代左翼文学所提倡的文学的阶级性,还是抗战文学中的“抗日救亡”,民族、国家、革命、阶级始终是它们所要表现的主题。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张爱玲表现出另外一种意义。与国家、民族、革命、阶级等宏大叙事不同,张爱玲从微观入手,以细腻的服饰描写来展现特定时代女性所遭遇的种种生命困境。女性的极度压抑和极度变态,从最初的受害者变成最终的害人者(曹七巧)。或者因为人性中存在的普遍的弱点——小小的虚荣心,女性就一步步走向堕落和沉沦(葛薇龙)。

显然,与五四及其以后的文学主流不同,张爱玲不去写大时代中女性所遭受的来自于外在环境——封建主义、阶级压迫——的压制,而是通过服饰话语重点揭示女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展现女性的生命困境的同时,也包含了对女性自身的某种批判和反省。

(二)在服饰话语中建构女性本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男性作家(包括一部分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常常两极化,要么是“圣母型”的(如贤妻良母型),要么是荡妇型的(如具有肉体吸引力的都市女郎)。在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女性大都是生活在1930年代上海都会的妖娆动人的舞女、妓女、姨太太或其他女子。她们神秘而开放,妖娆且性感,轻佻、拜金、性解放构成了她们的主要性格。

与这种主流叙事不同,张爱玲通过服饰话语来刻画女性细腻的内心,暗示女性的性格与命运,表现女性的堕落与沉沦,形成张爱玲风格的女性文学传统。《沉香屑第一炉香》女主人公葛薇龙彻底陷入华服美衣和豪奢生活漩涡不能自拔的细节描写:“她得了许多穿衣服的机会: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款式不同、色彩各异的时髦服饰把她带入了各色交际圈子,让她迷醉于看似缤纷绚烂的物质生活之中,让她在成为交际花享受到平凡女孩所梦想的一切的同时,自身的意志也一点点被蚕食掉。张爱玲在揭示出女性自身的弱点和缺陷的同时,用服饰话语建构起了一个女性的主体。

她笔下的女性没有一个真正的自醒者,她们对传统意识并不扬弃和批判,或者说她们自己就是传统。传统在女性自身沉淀下来的心理机制,诸如自卑、顺从、安于天命等,是妇女解放要面对的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张爱玲对女性本体的内审,正是抓住女性的自甘为奴、从不自醒来深刻探讨女性自身的劣根性。张爱玲认为女性的群体悲剧,也应该从自身去找,要在严格的自我反省中,开掘出一条自我拯救之路。这也许正是张爱玲通过服饰话语刻画如此众多的“锦衣女奴”形象的目的——引起女性的注意。

参考文献

[1]白春香.张爱玲的古典情结与小说的中国化想象[J].名作欣赏,2006(9):115~116.

[2]张爱玲.对照记[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41.

[3]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45~78.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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