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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女子李亚仙故事流变及人物形象变化的原因研究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19/5/9 9:40:43  

摘要:李亚仙是我国古典戏曲文学作品中的青楼女子人物形象,在不同朝代,李亚仙故事的被进行了不同的改编,使得李亚仙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本文将主要对青楼女子李亚仙故事流变及人物形象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关键词:李亚仙 故事流变 人物形象变化

一、李亚仙故事的改编版本

李亚仙的故事本事,见《太平广记》卷484引《异闻集》的唐白行简的《李娃传》,它在唐代盛行,有改编为曲艺《一枝花话》。

随后时代更迭,它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改编,整理列述如下:

1.元代,石君宝所作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今存有《古杂剧》本,《元曲选》本。

2.元代,高文秀有同题材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杂剧,已佚,与石君宝的杂剧《曲江池》同系《李娃传》、《一枝花》等小说系统而发展出的作品。

3.明代,朱有炖所作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一般以为是合石、高作为一本,这是因为朱作的题目正名之故,此外尚无其他证据。

4.明代,徐霖所作传奇《绣襦记》,今存有《六十种曲》本。以及《寒山堂曲谱》所说是《绣襦记》原本的南戏《李亚仙诗酒曲江池》(佚),清传奇有佚名作者的《后绣襦》(佚)。(1)

从唐代至明代,李亚仙故事经过了较大幅度的改编与二次创作,由于诸多因素的差异,使李亚仙故事有了不同的发展和侧重点。

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李亚仙故事的改编本,能够发现每一次改编都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本文接下来将通过分析比较唐、元、明三个朝代中李亚仙故事的文本内容,讨论每个历史时期里李亚仙形象的发展变迁,探寻其背后的原因。

二、李亚仙故事流变及人物形象塑造

(一)内容上,唐传奇《李娃传》的情节和结构较为简单,采用“起承转合”式平铺直叙的叙述手法:

郑生与李娃一见钟情,两人共处一年后,郑生挥霍一空。李娃与老鸨合伙将郑生“骗”出了家门,郑生大病一场,好转后在京城唱挽歌为生。后被父亲发现,惨遭毒打,奄奄一息,沦为乞丐。行乞时恰好再次来到李娃住宅,李娃救助照顾他,陪读至他登第为官后,李娃主动提出离开。郑生与父亲和好,郑父主持了二人的婚事。最后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一直十分遵守妇道孝道。

小说里种种细节都能表现出李娃对郑生的“爱”——如初遇时,郑生“徘徊不能去”,李娃亦“回眸凝睇,情甚相慕”。他日,侍儿见郑生前来,驰走大呼曰:“前时遗策郎也!”娃大悦曰:“吾当整装易服而出。”此细节可看出李娃一直在等待郑生,或者说至少是与侍儿聊起过“郑生”这名男子的,并且李娃极其重视二人的约会。一年后,郑生“资财仆马荡然”,李娃也并没有想过要离弃郑生。然而紧接着,李娃却和鸨母同谋设“倒宅记”赶走了郑生,让他无家可回。一年后郑生行乞,在李娃门前高呼:“饥冻之甚。”李娃听到,立刻认出是郑生的声音,谓侍儿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也矣。”这说明李娃的确是爱着郑生的,她为何之前会突然决定背叛欺骗郑生?此情节的设置并不合情理,没有构建出一个符合逻辑的人物心理脉络,使读者无法彻底理解和感受人物。作者未能抓住女性的心理,未能琢磨清楚在这段关系中李娃内心挣扎、矛盾的那一面,颇为遗憾。

元代石君宝所作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文风口语化,通俗直白。采用元杂剧传统“四折一楔子”的结构,故事节奏紧凑。楔子:郑元和奉父命上京赶考。第一折:李亚仙到曲江池上游春,与郑元和偶遇,郑元和对她一见钟情。第二折:郑元和在妓院钱财尽失,被鸨母逐出,靠为丧家唱挽歌为生。此事被郑父知道,将郑元和打死。李亚仙闻讯赶来救郑元和,鸨母追来,逼她回家。第三折:郑元和在大风雪天乞食时被李亚仙寻到,她用自己的积蓄赎身,与郑元和同居并劝他读书。第四折:郑元和中了状元,拒与父亲相认,经过李亚仙劝解,一家人团聚。故事中增加了一些塑造李亚仙正面形象的情节,例:得知郑元和被打死,她立即赶去看望;劝解郑元和与郑父重归于好等等。除此之外,还删除了李亚仙与鸨母同谋设“倒宅记”欺骗郑元和的情节,使前后情节逻辑通顺,人物动机合理。

此版本场次设计巧妙,剧曲为主的场子用于抒情,无唱的场子则用于发挥戏剧性,用来交代剧情、发展冲突。但剧本的冲突设置有些生硬,如郑元和一举成名后,提出给遇难的鸨母“另置一所小宅,每季给他衣食之费,养赡终身便了”,鸨母却仍然指望李亚仙重操旧业:“女儿,我想来,你也尚青春年少,只是仍旧与我觅钱才好。”这种来自封建家长的阻挠情理不通,更像是隔靴搔痒,力度不够。

明代徐霖所作传奇《绣襦记》结构精炼、减少枝蔓,其故事大概与小说相同。此版本在情节上做了许多改进,例如:把原本李亚仙和鸨母共同设“倒宅记”欺骗郑元和这一情节改为李亚仙不知情,使李亚仙前后形象统一。在二人分开后,特意安排几出来专门写李亚仙对郑元和的思念之情。在两人重逢后,重点描写了李亚仙劝学的过程,并增加“剔目”这一举动,让人既同情又钦佩。此版本的文字风格、人物形象、情节故事较之以前的作品都更为优秀,它塑造了最为痴心的李亚仙与郑元和,让读者充分感受到郑元和与李亚仙真挚深厚的感情。

(二)人物形象上,在《李娃传》里,荥阳公子没

有名字,李娃被称为李亚仙或“一枝花”,那也是后来的事。(2)李娃是长安的市妓,所以她的住处、行动、营业方式相对来说较为自由,如小说中所写,李娃可以由平康坊鸣珂曲迁至安邑坊。当然,维持这种自由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李娃传》里写到:“李氏颇赡,前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所以只要男方囊中羞涩,她们就应该与他一刀两断。李娃虽有自私心机的一面,却在后来显得重情重义,在郑生落难时挺身而出。

李娃依礼守孝、遵守妇道,同时她也是聪明机灵、逻辑清晰的女性,这点我们可以从她后来与鸨母的谈判以及她帮助郑生恢复本来面目,并且帮助他步入仕途中看出来,反而郑生并没有多么鲜明的个性。

元代石君宝所作《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新增几个人物:张千(仆人)、梅香(丫鬟)、赵大户、刘桃花,这些人物都只是起穿针引线的作用,并无生动的个性。

人物形象大多是通过台词来表现,而不是通过人物行动。在鸨母还未上场时,李亚仙用台词来交代鸨母的人物形象:“俺娘呵外相儿卜分十分慈善,就地里百般百般机变”。后来将郑元和赶出后,李亚仙用大段唱来控诉鸨母:“俺娘眼上带一对乖,心内隐着十分狠;脸上生那歹斗毛,手内有那握刀纹”……但在人物行动上,鸨母只是将郑元和赶走以及见死不救,其势力狠辣的形象并不如后来的作品那么突出。

此版本中,李亚仙这一形象的典型性格是“孝”。如第二折:

【采茶歌】我怕你死在逡巡,抛在荆榛,又则怕傍人夺了你个俊郎君。(末云)你妈儿利害哩!(正旦云)俺娘便利害呵,(唱)我也则是一度愁来一度忍。(末云)俺家爹爹打的我苦也!(正旦唱)你爹打呵,谁教你唱一年春尽一年春!

李亚仙除了自己忍让凶恶的鸨母,还认为郑元和被父亲打只能怨他自己唱挽歌。郑元和中了状元之后,郑父去见他,他不肯相认,李亚仙出面劝解,甚至以死相逼。李亚仙在爱情上并没有足够的主动性,反而在对父母的“孝”上主动性更强烈。

明代徐霖所作传奇《绣襦记》新增几个人物:夫人(郑母)、曾学士、崔尚书、布政里熊仁店长、卑田院甲长、来与(家仆)、宗禄(管家)、乐道德、贾二妈、银筝(丫鬟)等。这些人物或多或少都在剧情上起了关键性作用,并且各有各的人物性格,因本文旨不在此,故笔者不多作议论。

至《绣襦记》,李亚仙的人物形象饱满立体,有了多面的复杂的人物性格。

首先,从人物心理来看,第四出【厌习风尘】就已经表明李亚仙的“从良”愿望:“身虽堕于风尘,而心每悬于霄汉。未知何日得遂从良之愿。”但与此同时她又擅长逢场作戏,是个聪明人,与崔尚书、曾学士共同赏花时,言语轻佻,嬉笑玩闹,不在话下。郑元和对李亚仙一见钟情,故意坠鞭,银筝说:“你看那郎君,姐姐,故意坠鞭,偷睛斜视,深有顾盼之意。”李亚仙却回答:“不要胡说,且退去。”郑元和二次拜访,李亚仙说:“我欲见又含羞,进前还退后。”此时的李亚仙充满少女的娇羞,与之前和崔尚书、曾学士的相处形成对比,由“主动逢迎”变为“举棋不定”。作者寥寥几笔,却抓住了女性那些微妙的心理状态。

在《绣襦记》中,李亚仙的“反抗”和“觉醒”是有层次变化的,经历了一个由“弱”至“强”的过程。当郑元和财力不如从前时,银筝用贾二妈教的方法,去找郑元和“起发些东西”,这一次李亚仙没有干预,甚至是默许的。鸨母李大妈赶郑元和走,李亚仙也只是嘴上阻拦了几句。最后李大妈决定搬走,李亚仙虽觉得此举歹毒,但还是上船跟着走了。到此时,李亚仙的反抗还是停留在言语之上,行动力是“弱”的。

李亚仙与郑元和分开后,一直不愿意接客。鸨母三番五次指责、打骂她,她都没有妥协,这是反抗逐渐增强的过程。直至大雪天,郑元和行乞至李亚仙门前,李亚仙一听便知是郑元和的声音:“银筝,你听外面叫街的声音,好似郑郎的。”郑元和的声音一直在她心中,日夜不曾忘。她的确是全情投入、真心爱着郑元和。二人重逢后,她见到落魄潦倒的郑元和,终于丢弃软弱,进行了强硬反抗。她向鸨母李大妈提出要赎身,盘算好了鸨母的后半生出路,奈何鸨母仍不同意。这时李亚仙的反抗到达顶点,她以死相逼:“娘若不从,孩儿投金于水,寻个自尽,看你靠谁。”她再也不听命与人,而是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爱自己想爱的人。当然,这一切不全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郑元和。甚至可以说,是爱情使她觉醒了。

其次,李亚仙不仅敢爱敢恨、对爱坚定,而且目光长远、颇有智慧。她有理有据说服了鸨母,在后来还扮演了郑元和的“军师”角色,指导他在人生上取得进步。为了让郑元和专心攻书,她甚至自己戳瞎双眼,决绝激烈。待郑元和考取功名,她立即要求与他分开,认为他应该“结缘鼎族”。她全心全意在为郑元和着想,只要郑元和过得好,她并不在意郑元和会不会选择她。

值得一提的是,《绣襦记》中的李亚仙并不是在单方面投入感情。在郑、李相恋过程里,郑元和是十分爱护李亚仙的。李亚仙身子不快,想喝马板肠煮汤,郑元和当时囊中羞涩,便命家仆来与去杀掉自己一直骑的五花马。来与颇有说辞,郑元和不仅不怪李亚仙,反而警告来与:“休讨打。”大雪天,沦为乞丐的郑元和与李亚仙重逢,李亚仙让他进屋,他不肯:“我这般模样,我不进去,只怕累你受气。”到此时,他仍在为爱人着想,怕连累她。成了成都参军后的郑元和,十分坚定地拒绝了崔尚书的说媒。得知李亚仙要离开自己,他绝不应允:“你若是弃我而去,郑元和要这性命何用,当自刎死大姐之前。”郑元和一出场就背负着继承家业光大门楣的重任,因此他上长安赶考。如果他深谙烟花场所之道,只逢场作戏,及时抽身,自如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但他一头扎进爱情里,金银用尽,流落街头,以唱挽歌为生,甚至沦为乞丐。即使考取功名后,也愿意为李亚仙将仕途经济于度外。

在《绣襦记》里,两人对爱情坚定不移,情深义重、缠绵浓烈。

(三)主题内涵上,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对当时的封建婚恋制度进行了挑战甚至是颠覆。

娼妓与士人的结合,在唐代并非没有先例,但尚未见有娶作正妻的记载。(3)剧本中李娃的身份是妓女,而郑生最后的身份已是成部府参军,李娃自己也在郑生功成名就后提出离开:“君当结缘鼎足,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然而,当郑生的父亲得知此事,却说:“不可。”并“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备六礼以迎之”。郑生的父亲非但没有阻止二人结合,反而让他们二人成为正式夫妻,明媒正娶、名正言顺。在故事最后,作为“妓女出身”的李娃,还被封为了“汧国夫人”,亦是对封建社会制度的反抗和挑战。

《李娃传》中,郑生能够考取功名,主要是拜李娃所赐,明显带有女强男弱模式痕迹。郑父为李娃对郑生精心救助与护读的经历所感动,同意郑李二人成眷属,此模式发展成为元代青楼剧剧本的范式。

元代石君宝所作《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二人的坚贞感情或者李亚仙的勇敢追求上,而是塑造了女性“孝”的道德规范典型代表。在元杂剧发展过程中,因为元代文人特殊的地位、遭遇,导致其创作的心态、思想较为特别。此版本缺乏反抗色彩,无论是郑元和还是李亚仙,都在封建传统的环境里挣扎,如困兽犹斗,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

明代徐霖所作《绣襦记》内容和风格都更为雅化。作者细腻地描写出李亚仙与郑元和爱情的经过与细节,突出了“爱情”本身的力量,能够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在《绣襦记》里,作者笔下的郑元和从始至终专情忠诚,他的生生死死、成功失败,都与李亚仙息息相关,他对爱情有时候会表现出一种超越理性的自由,对妓女倾注了爱慕与怜惜感。政治、文化两方面的变化,使男女情感的风情剧体现出了时代的特色和现实的气息。“作者对他们的曲折情感经历寄寓了深深的同情,也对他们屡经挫折而愈显深厚的爱情观表示了深深的赞许。特别是对妓女的多情的描写,出于一种尊重的态度。”(4)

并且,《绣襦记》不仅全面、真实、透彻地再现了妓女与士子的深厚爱情,还通过对鸨母的描写批判了当时人情冷漠、势力现实的社会环境。

三、社会背景与艺术思想史的变迁影响了作品的改编

青楼文学从唐代起大盛,经过“贞观之治”后进入了一个如日中天的时期。经济富足,国力强盛,奢靡之风渐长。据傅璇琮先生考定,唐代每年到长安应试的举子有二三千人之多。(5)参与科举考试是人生头等大事,所以即使是普通人家也要倾其所有供子弟上京赶考。

唐末的翰林学士孙棨在他所著的《北里志·序》里记载:“率多膏粱子弟……仆马豪华,宴游崇侈……鼓扇轻浮,仍岁滋甚。”孙棨所记录的虽然是晚唐宣宗以后的景象,但士子们奢纵放恣,流连声色的风气最晚在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就形成了。《开元天宝遗事》记载: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之名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籔泽。长安进士……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隐。”(6)

唐代士大夫婚姻沿袭六朝余风,这种婚姻主要是考虑门当户对。婚姻中的双方受制于社会、家族、道德、伦理,不得不维持家庭的稳固,维系貌合神离的婚姻。所以当时的男性大多会将自己的爱情寄托在青楼女子身上,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原因其实在于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一个男人可以与艺妓日益亲昵,但不一定非导致性交不可。”(7)《李娃传》的喜剧结局揭示出唐代社会在男女关系上的相对开放,一方面,北朝以来根深蒂固的联姻制约束力仍然强大;另一方面,士人阶层想要冲破这种门第婚姻的束缚,追求自由的爱情生活。

元代社会的整体环境复杂黑暗,“历史上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8)在当时,文人的地位与妓女同样低下。元杂剧中,妓女所爱的对象总是失意潦倒的读书人。如《杜蕊娘智赏金线池》、《江州司马青衫泪》等都是某名妓与寒士情投意合,私定终身,鸨母从中作梗,名妓拒绝接纳富商的情节框架。落魄后的郑元和,也许让李亚仙产生了更深厚的爱意和保护欲。

元代在建国之初,上层统治者对儒家文化教育非常注重。而“孝”恰是儒家文化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在《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中,李亚仙身上亦有深刻的“孝顺”的烙印。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的“大团圆”结局,一方面是由于作者个体的创作思想:“这一类以青楼为题材的作品也几乎莫不以男主人公金榜题名,始困终亨,奉旨归娶,夫荣妻贵为结束。在如此光明的“大团圆”中,作家的主观意识完全融入对象主体因否极泰来而迸发的狂喜之中,得到了瞬间的心理补偿。”11另一方面,还因为元杂剧一般在都市勾栏中搬演,它具有民间性特色,为市井百姓服务,这样的结局能够使观众的身心愉悦放松。

明代成化嘉庆时期,心学成泛滥之势,产生了新的社会思潮:对个性自由的认可,对人情的宽容。从前那些禁锢封建观念被打破,剧作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创作主题。

对于妓女来说,选择一位士人依托终身,当然是最好的归宿。然而《嫖经》上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2这是一种隐性意识,当妓女从良之后,反而容易让男子失去兴趣。这一点在李行道的《灰阑记》与关汉卿的《救风尘》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但是《绣襦记》却有着平等思想和自由意识,形成对封建纲常和程朱理学的一种反动。大多数作品题材中男主或为娼妓而倾财破家,或因有妓女资助而获利致富。但《绣襦记》起起落落,既因情“死”,又因情“活”。这与后来汤显祖《牡丹亭》,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李亚仙为郑元和“发奋读书得功名”决绝戳目,郑元和也能为李亚仙“想喝马板肠煮汤”毅然斩马。

石君宝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和《绣襦记》里都有李亚仙“以死相逼”的举动,前者的动机是为了让郑元和与父亲和好,后者的动机是为了让郑元和发奋读书。前者是为了“孝”,后者是为了“爱”。这反映出作者笔下的人物更为自觉,更为主动,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存价值,并且较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了。

前几个版本中,作者对于鸨母的形象刻画稍显薄弱,会花更多笔墨在妓女的才情风月和她们与书生的感情线上。但在《绣襦记》里,可以看到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商贾势力进入青楼,世俗意识逐渐深入人心。“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利也日益增大。……一切东西,无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妓女也是商品,所以鸨母要千方百计地阻止李亚仙从良,一切行为和阴谋都是为了无限期延长、保持李亚仙的交换价值,使李亚仙可以被当作特殊的商品连续出售。因此,《绣襦记》不仅描绘了风花雪月,还有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世道人心。

四、小结

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如下:李亚仙故事的流变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各类风貌,而每一时期的剧本都受到每一历史时期社会背景的影响。

时代与艺术思想史的变迁推动了它的不断发展,时至今日,戏曲舞台上仍然活跃着不同版本的李亚仙故事,并且一直在进行改编与创作。

才子妓女戏以其独特的人物设定、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一波三折的戏剧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剧作题材。从《李娃传》至《绣襦记》,故事内涵与情感越来越丰富充沛,我们可以对比与分析这些历史作品,思考不同的时代背景会给作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并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融会贯通,创作出更真诚动人的属于现代的李亚仙故事。

参考文献

[1]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赵景深主编.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M].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6.(第1版).

[3]王起主编.中国戏曲选(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钱南扬.元戏文辑佚[M].中华书局,2009.

[5]臧懋循.元曲选[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6]毛晋编.六十种曲[M].中华书局,1958.

[7]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M].东方出版社,1993,7.(第1版).

[8]李世英.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7.(第1版).

注释

1《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赵景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2《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赵景深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3《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陶慕宁,东方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50页

4《中国戏曲艺术思想史》,李世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7月北京第1版,第176页

5《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三章“乡贡”

6《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点校本

7《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零、郭晓惠译本第239页

8《反杜林论》,恩格斯

9《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陶慕宁,第129页

10《欢喜冤家》第二十一问,晚明刊刻拟话本小说集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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