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强烈的写意、抒情性是戏曲文学最基本最突出的美学特征。中国戏曲是由戏与曲结合而成。戏者，戏剧也。其特点需要有叙事性和抒情性。曲者，诗歌也。是最有抒情特色的文学样式。戏与曲的结合，使戏曲有了“诗化”的本质。古代戏曲作家，遵循着写意、抒情的创作宗旨，每制一曲﹙编剧﹚都是“借叙事以抒情”、“借形以写神”的。关汉卿《窦娥冤》，借年轻寡妇被屈斩，抒发她对元代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与抗争。王实甫写“西厢记”，借崔张悲欢离合，抒发他“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张。马致远写《汉宫秋》，借汉元帝与王昭君生离死别，曲折地抒发他强烈的民族意识。李渔在《香草亭传奇序》中指出：“曰情、曰文、曰禅风教”，把创作的情放在首位。

剧作家遵循写意抒情宗旨，固然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李玉《北词广正谱序》）来直抒胸怀的目的。但让所抒之情感动他人，更是作家着意追求的。科学以理服人，戏曲以情动人。因为戏曲审美特征，表现在它是一种感觉与理性，感情与认识相统一的认识活动，因此戏曲家尤其重视描写情感活动，以感动读者和观众。藏晋叔在谈元曲时主张：戏曲必须能够使快者欣然，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孔尚任三易其稿的《桃花扇》，在北京上演时，使一些“故臣遗老”们“掩袂独坐”、“唏嘘而散”。康熙皇帝看后却罢了他的官。这是作者所抒之情在两方面观众中起到了“感受”效应。至于杭州女伶商小玲因演《牡丹亭•寻梦》气绝而陨，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时断肠而死的传说，更能说明汤显祖《牡丹亭》的“至情”感人之深。以上说明戏曲之所以具备感人至深的审美特效，在于有成就的剧作家都有强烈的进步思想倾向。戏曲生于民警，它的孕育、生成、发展到成熟，无不与人民保持血肉关系。进步的作家让下层人民，在戏曲中毫不隐讳地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让他们坦诚地爱其所爱，恨其所恨。

二

由于作家所抒之情有强烈的倾向性和鲜明的是非爱憎感，因此在对戏曲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及艺术手法上，都确定了一系列规范与要求。这些规范与要求，无不突出我国戏曲文学以写意抒情逻辑为依据的美学特征。

首先表现选材上的高度自由性。历史题材是作家们大量选取的。神话、野史、笔记、志怪、传奇、诗文、民间故事，无不被作家采撷、选用。值得注意的是，剧作家写历史剧时，根本不是按史实的本来面目去写，而是主观随意的选取，进行大胆地加工、改造、夸张和变形，体现选材的高度自由。明王骥德评元杂剧时说：“古戏不论事实，亦不论理之有无可否，于古人事多损，盖缘饰为之。”(《曲律》)肯定了元杂剧选材自由的作法。作为“万花丛中马神仙”的马致远，其知识渊博，是众口皆碑的，他的颇负盛名的历史剧《汉宫秋》，却多方面的改造了历史。七百多年没有评论者指责《汉宫秋》与史实不符。相反，这一题材一直被后世沿用。他的命运戏《荐福碑》，则是根据宋朝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中一则小故事加以改编的。虚构了不少人物和事件。近人王国维更明确地指出：“盖元杂剧之作者……被其意兴所至为之，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鄙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但摹写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露其间”﹙《宋元戏曲考》﹚明确指出，元杂剧着重抒情，而不追求情节之真人物之典型化的。

三

戏曲的写意抒情逻辑，也决定着类型化人物的塑造。类型化人物与西方“典型形象”的理论是相悖的，纵观元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所出现的历史人物，诸凡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闺阁少女、青楼女子、平民百姓、市井俚人等完全与史实相符的人物少见。有点顺其原型发展，但都予以艺术的夸张，有的完全歪曲人物原型，任作者随意虚构，还有的虽有其名，无有其事，属子虚乌有先生。一般说来，历史人物是有血有肉多侧面的，作者为抒情写意，往往只取其一面，进行夸张，不计其余。《梧桐雨》和《长生殿》的李隆基，历史上是有过作为的明皇帝。他坐皇位达四十四年之久，功过有之，而两剧中，都把“九、五之尊”的天子写成了一个多情的种子。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被演曲家和演艺家在面上抹上了白粉，永远也洗不掉。宋代潘仁美，在历史上颇有政绩的人物，在《杨家将》中，也成了千古被唾骂的奸佞。剧作家之所以有意识地选取、假托、夸大，甚至歪曲某些历史人物，其目的就是创作类型化人物。类型化人物，有利于剧作家主观随意的抒发情感。作者借助于形象，尽情地抒发情感，让这种情感直接传递或暗示给读者或观众，使他们易于接受，产生爱憎共鸣和联想。观众和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是在作家塑造的类型化人物的基础上又一度的创作活动。中华民族有好人就要尽善尽美，坏人就遗臭万年的审美心态。性格单一、美丑善恶分明的类型化人物，对文化不高的下层人民来说，一目了然，过目不忘。开会解决重大问题叫作“开诸葛亮会”。性格凶猛莽撞的称猛张飞，莽李逵，忠义者称“红脸关公”，奸诈者称“白脸曹操”，铁面无私者称“黑老包”。这些高度类型化的人物已经进入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溶进了民族的审美心理。戏曲类型化人物，不等于雷同。类型化人物和典型化人物，在美学价值上，不能说谁高谁低，谁贱谁贵。它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成，只能说各有优长。发扬长处，弥补不足，是我们最高的审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