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

正如福柯自己所说:“话语,至少像考古学所分析的那样,就是说在它的实证性的层次上,不是某种把自己的计划纳入语言的外部形式之中的意识;不是一种语言,也不是讲这种语言的主体。它是一种具有本身的连贯和连续形式的实践。”1福柯思考的不仅是所言说东西的作用,而且包括其与外部环境的关联性(即外在性)。也就是说话语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话语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力量、意义形态以及文化控制。为此福柯曾提出话语-权力理论,“权力具有生产性,其生产了现实,生产了对象领域以及真相的仪式”“真相作为话语是与权力分不开的,以循环的方式,真相与生产并维持它的权力系统联系在一起,也与它所诱发并更新它的权力效果联系在一起”2。真相和权力表现为一种“共生”关系,即权力为真相的生产提供必要的环境,真相又为权力的运转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基础和技术支持。福柯进一步提出了“真相制度”的概念,即每个社会都有其真相体制,包括社会接受并使其作为建构真相起作用的各类话语的政策;使人区分真伪的机制、事例和用于辨别真假话语的方式;获得真相过程中的技术和程序;以及那些有责任直言真相的人的社会地位。3

而所谓“后真相”的“后”正在于对“真相制度”的解构。美国学者杰森·哈尔辛认为在多个社会中,存在着从“真相制度”(ROT)正在向“后真相制度”(ROPT)的转变,其特征是“真相市场”的激增。ROT对应于纪律社会,媒体政治、教育机构、科学言论和占主导地位的真相仲裁者之间更紧密的运作。ROPT对应于控制社会,权力利用新的“自由”参与、生产、表达(以及消费、传播、评估),即资源丰富的政治行动者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来管理社会领域的参与和表象。4如算法作为一种引导和约束注意力的手段,通过基于数据挖掘监控的预测分析,使受众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点上,并消去所有其他的数据,将人或对象之间可能的联系转化为可操作的安全决策。由此可见,所谓的知识、真相也只是权力制度化、实践化的产物。真相的生产并非是客观的、终极的或者绝对的,真相在被界定为真相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动态斗争。

后真相的话语权力

(一)大众传媒:真相的原有界定者

在传统新闻话语实践中,传统媒体能够持续、大规模地生产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主流话语,从而使自身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其中主要表现为威权话语和精英话语,草根话语并没有占据多少比例。因此在大众传播阶段,媒体因拥有庞大而专业的组织系统而在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力,并支配着社会大部分的话语体系。传统主流媒体被赋予了某种意义上的真相裁判者的角色,即成为真相的界定者和代言人。

(二)社交媒体:后真相的助推者

社交媒体的出现促使信息自上而下的垂直生产结构转变成去中心化的扁平结构,即具有多个信息和表达节点,新闻行业的边界性日渐模糊。新闻不再是对事件较为确凿和完整的叙述,而是成为不完整和不确定的新闻线索。越来越多元的社会群体话语在新闻场域中呈现,并激烈地竞争话语权。大众传播媒介失去了阐释事实和真相的特殊权力和地位,把对真相的解释权让渡给了个体,众多的目击者、旁观者纷纷开始用自己的想象力和话语方式来重新阐释事件的真相。

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多元主体以及碎片化的新闻线索使得公众对大众传媒失望,认为其无法快速确定和提供事实与真相,主流媒体逐渐失去了界定真相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没有组织的约束和明确化的责任,一些虚假报道、反转报道出现,误导大众。

(三)后真相语境下的话语

1.从客观陈述到叙事修辞

当信息公开渠道和政治参与的渠道不够通畅时,或是部分公众在质疑主流话语的可信度时,便会转向用情感化叙事手段来进行造势动员。例如一些自媒体常使用“非新闻体”的情感叙事方式进行“纪实”报道,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转发。正如后真相的基本特质是事件核心由事实让位于情感、成见和立场,网民追求的是情绪的宣泄和表达,而不是“真相”。公众并不关心证据或事实是否准确无误,而是关心传播者的表述是否有诚意,是否迎合了他们的情感“偏见”。

2.从追求真相到标签化的圈层传播

由于信息的海量化生产以及传播者进入传播渠道的随意性,普通民众很难拥有获取和驾驭这些信息的能力。在“事实”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与志同道合的人互动,并且很容易接受社交圈子中散播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做出与事实并不相关或差距过大的主观判断。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人群往往依靠个人的标签成见和社交圈层去选择性地接触、吸收和理解自己想要的信息,而并非是真实的信息。基于“熟人圈子”形成的标签化信息则会强化各种认知甚至偏见,并制造虚拟社会环境形成虚拟社会认同。不同圈子之间对话的难度增大,由不同舆论场达成有关真相的共识也就愈加难以形成。

反思与思考:后真相与数字乌托邦的消散

尽管社交媒体的权力去中心化挖掘了其政治潜能,拥有话语权的个体可以在网络上自由表述观点,但新信息技术革命并没有带来一个更民主、自由的社会。在新形态网络世界中,公众渐渐成为被权力和技术操控支配的对象,而社交平台也在其演变和发展中化成为用以控制和操纵的工具。社交媒体营造的数字乌托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算法推送和个性化推荐等技术便是社交平台进行权力控制的重要手段。基于个人既往阅读经验和习惯的推荐,社交媒体为公众实现了信息源过滤,选择了公众更加亲近的媒体发布者;在信息的内容上,社交媒体往往只推送公众愿意和喜欢看到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只听我们选择和愉悦我们的东西,人工智能操控为我们量身打造的“真相”。而这种基于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的新闻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与价值脱颖而出的呢?这一被选择呈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完全不受监管且不透明的区域,受众通过平台看到的那些“新闻”也许只是政治家和资本家想让他们看到的片面消息,“观点自由市场”提倡的“百家争鸣”,也许会因有意的议程设置与框架设置而消解,异议将会化为“沉默的螺旋”消失不见。公众判断真相的标准不再是过去新闻报道完备的证据、客观的声明和媒体的权威形象,在被盲从的情感、带有偏见的立场所取代的同时,也受到无处不在的权力控制和操纵。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8页

2朱振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9期

3Michel Foucault,“Truth and power,” in C.Gordon (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p.109-133),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0

4Jayson Harsin.Regimes of Post-truth,Post-politics,and Attention Economies.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February 24,2015.pp.327–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