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工业革命已步入黄金时代的英国,科技得到空前的发展,普罗大众皆沉醉在科学理性的狂欢之中,但玛丽·雪莱却在此时创作出具有反思科技性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作者通过构建“科学家与怪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在二者的悲剧命运里探索生命的底蕴,并揭示出“后人类社会”所存在的危机,引发受众思考人类与“他者”生命之间的伦理羁绊。

关键词：《弗兰肯斯坦》;反人类中心主义;后人类;

学者亚当·罗伯茨在其专著《科幻小说史》中,曾标新立异地将西方科幻小说的起源设定为古希腊文学的“幻想旅行类”作品,但科幻小说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亚当的界定提出了质疑,因为在古希腊“幻想旅行”类的作品中,作家多是描写针对神怪等超自然力量的想象,情节内容并没有给予合理的科技元素与科学精神的支撑,文本里的幻想皆是在神学语境下的产物,而大部分评论家与科幻作家更倾向于学者布莱恩·奥尔蒂斯的论述,其将西方科幻小说的起源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由玛丽·雪莱所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描写的“科学家造人”的科技奇迹,并不是玛丽·雪莱对于科学技术的迷信与意淫,而是她试图揭示在科技无限发展的未来,“上帝是造物主”的神话终将因为技术的滥用而走向破灭。小说《弗兰肯斯坦》科学性的薄弱是此作品的创作硬伤,但其可贵之处在于塑造了具有前沿性的“后人类”形象——科学怪人,他的思想与行为在这部两百多年前的科幻小说中被刻画得呼之欲出,以此揭示“科技至上”的信仰在坍塌的神性废墟中,将幻化成为人类新的“神明”。作家玛丽·雪莱在小说中的探索并未止步,她最终选择在阴郁逼仄的“蒸汽时代”引导受众不断思索,由科技建构的“后人类社会”究竟对于人类是哥特式的毁灭,还是新世界式的福音?

一

西方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创作于1818年,此时的欧洲大陆已在现代工业革命的洗礼中焕然一新。18岁的玛丽·雪莱作为“蒸汽时代”的亲历者,深刻的感受到社会在“科技”的新兴语境中发生了巨大变革,但其看到的却不只是眼前欣欣向荣的景象,还看到了“技术世界”的另外一面:那个不再明朗的天空,以及变革后所形成的新型社会矛盾。“随着‘科技强国’梦的日渐破灭,作品开始反思科学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和不幸。”[1]在此背景下,玛丽·雪莱创作了《弗兰肯斯坦》,用以阐释科技的普遍应用将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但技术的产物若弃之人伦,也终将演变为杀死人类的“刽子手”。

小说《弗兰肯斯坦》的悲剧肇始于人类造物的动机,科学家弗兰肯斯坦试图征服死亡,妄想充当造物主的角色,并利用电击与动物尸体创造出一个有别于人类的“他者”存在——怪人。在冰冷的“科技理性”的笼罩下,人性中的贪婪欲念使弗兰肯斯坦放弃科学家应该遵守的操守与规则,演变成为滥用科学技术的“撒旦”。由于缺乏“爱与美”的滋养,科学怪物以阴暗丑陋的形象诞生于世,而作为“父亲”角色的弗兰肯斯坦却无法接受与承担自己所犯下的罪责,仓皇逃之。这也说明从古至今无论中西,人类永远将自我的种族放置于生物链的最顶端,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而此理念伴随着科技的日益更新发展到极致。正如弗兰肯斯坦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介入技术的应用时,注定会导致具有意识的“他者”进行反抗,通过技术创造的怪人必将与疯狂的科学家构成对立关系,促使造物者与“后人类”之间的伦理冲突成为《弗兰肯斯坦》反思的主题。这部科幻小说蕴含的科学元素较少,科学家仅是通过电击创造出新生的结果,显然经不起科学理性的推敲,但为何众多学者将其称为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呢?原因在于评论家多从进化论的视角去探讨此议题。因为19世纪前期是神权主义还留有余威的时代,小说《弗兰肯斯坦》讲述的“科学家造人”的情节可以说是科学对于神权的有力“反叛”,“上帝造人”的理念从而被推翻。但这部小说的探索并未就此止步,其最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并不是玛丽·雪莱对于科技的歌颂,而是进行了更深入的设想——人类在成为造物主之后,会不会被所造之物毁灭?而科技对于人类到底是一罐蜜糖还是一把锋利的剑?在《弗兰肯斯坦》中,玛丽·雪莱给出答案的是:以无爱的“人类中心主义”创造的产物必将演变为屠杀人类的“刽子手”,科技的理性之光同样不能缺失人类伦理与人性之爱的滋养。

在当下的科技语境中,“后人类是否会毁灭人类?”的议题时刻充斥着受众的感官,而早在两百多年前,科幻作家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思索。随着“长期处于主流文学边缘的科幻文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1],会引发更多的读者对科技创新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及自我认知的改变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哲学界迎来了一个新的命题:“人类该何去何从?”人文学科在此议题的探讨中,证实了自己的先天优势,“后人类主义”也应运而生。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福柯试图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假象,提出:“人终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其理念可谓是对启蒙主义庇佑下的“人文主义”的解构,人类不再是特殊的、优越于其它动物或者机器的存在,其主体性被有意的消除。而“后人类主义”发展到当下的“科技时代”,又衍生出一个新的议题:“赛博格”的出现。

一定程度上来说,《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人就是有别于人类的“他者”存在,可称之为19世纪的“赛博格”。西方学者多将“赛博格”视为一种“超人类”,是生物体(人类)为了超越自身的局限,将其身体与非有机体(机器)相结合,以改变有机体自然生命的周期,亦或是利用生物基因技术创造出一个具有“超能力”的类人个体,但这项技术的提出也导致了一个新的人伦问题出现——人类与后人类的边界到底是什么?当《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怪人已经开始拥有了人类的情感与情欲时,人类应该以何种态度去对待他,是作家玛丽·雪莱留给世人的追问,而“伦理选择的复杂性和责任性正在于人类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非公约性,因此做出选择所包含的道德份量不仅在于做出什么选择,还包括怎样做出选择”[3]。在《弗兰肯斯坦》的忏悔基调中,自然的壮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友情、爱情、亲情的无私,始终带有一抹人伦色彩,但科学怪人却永远被孤立在人类的认同之外,因为人性的善意与包容似乎不会在“他者”的存在领域过分驻足。弗兰克斯坦在弥留之际说:“出于一时的狂热,我制造了一个有理性的生物,我有责任尽自己最大力量确保他幸福快乐,及安然无恙。……可我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义务,即对我同胞的义务,需要我去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涉及更多人的幸福或疾苦。”[4]他的言论代表着一个曾经癫狂于“技术主义”的科学家的“罪”与“罚”,表明了盲目置身于科技场域的个人主义将会对传统伦理价值,以及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威胁与破坏。但不可忽视的是,造物者与“后人类”之间存在着类似于“父子式”的伦理羁绊,倘若将人类的情感与思考可视为其外延器官的话,科学怪人无疑是一个以非正常形态诞生的“人类”,小说中的他以一个殉道者的角色被排除在人伦社会之外,遭受着本不该其所承担的苦难,而《弗兰肯斯坦》的耐读性就在于此作品中蕴含的多重矛盾:人与人之间、人与“后人类”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这一系列的矛盾推动着整部小说情节的纵向发展,也赋予小说深层次的内涵。对于科学发展和伦理道德关系的探索是玛丽·雪莱这部小说的中心议题,其将怪物、哥特风格、蒸汽朋克等元素结合于一体,告知受众:一切的科技产物都要基于“爱”而诞生,但这种爱并不仅是人人之爱,也包含人与其造物之爱。

三

科幻小说发展至今已有200年之久。此间,科幻作家通过自身翻空出奇的想象力,提前促使未来的情景照射进人类的现实世界。正如两个世纪前,玛丽·雪莱在创作《弗兰肯斯坦》时,就扮演了“预言者”的角色,小说中具有“后人类”色彩的科学怪人也永久地留在了科幻小说的史料之中。

但科幻作家真的仅仅是想要寓言人类未来的走向吗?恐怕并非如此。科幻文学的根基是科学,内核则是人性。自古以来,人类就被自身的欲望所驱动,渴望拓展视野、认知未来,正因如此,才会不断催生各民族幻想文学的发展。早期的幻想文学多是对神怪等超自然力量的想象,缺乏“科学理念”这一科幻小说重要的基石,而直到工业革命的开展,使科学与技术真正结合,西方的科幻小说才得到真正的发展。如今,在新兴科技的高速推动下,科幻小说演变为一种与现实发展亦步亦趋的反思型文类,它的创作仍基于科学与想象,但却也难以脱离现实土壤的更新。以新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为例,“科幻作品的题材与最新科技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来,中国科技捷报频传: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首个中国人基因组序列‘炎黄一号’研究成果发表,‘曙光5000A’‘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铁基超导材料研究都跻身国际领先地位”[1],为科幻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在人工智能议题喧嚣尘上之时,人类难免会产生“他者是否会取代人类”的恐慌与疑问。若试图寻找答案,不妨回忆过去,早在200年前日内瓦郊外的湖畔,玛丽·雪莱在创作《弗兰肯斯坦》时的焦虑——面对“狂飙突进”的科技社会,技术的疯狂发展将会给予人类什么样的科技“产物”?富有意味的是,时隔200年后,另一位中国80后女作家郝景芳在科幻小说集《人之彼岸》中,引领读者提前进入一个奇妙的人机交互的未知世界。对众多中国科幻迷来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郝景芳绝对是个大咖级的人物,“2016年8月21日,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FoldingBeijing》)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是继刘慈欣之后,中国作家第二次斩获雨果奖”[1]。她于2017年推出的科幻新著《人之彼岸》中的几则故事以人与人工智能的爱恨交加的复杂关系为中心展开描写。郝景芳还在《离超级人工智能到来还有多远》、《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两篇文章中,就大众争论最激烈的问题,诸如在未来二、三十年,人工智能的普及会致使多少行业企业人员失去工作岗位、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会不会导致人类毁灭等等,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无论你喜欢或接受与否,人工智能都会变得非常强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会毁灭人类。因为操纵按钮的权利应牢牢掌握在人类手里。郝景芳在详细探讨人工智能的双向效应后提出:我们应该克服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和焦虑心理,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断学习来应对挑战、避免被淘汰的厄运。

笔者坚信:在“人性”与“机器”的这场没有硝烟的对决战中,具有不断学习能力和创新力的人类应始终具有主导地位,“这世界上仍然会有人像我一样信仰人,信仰人的神圣和力量。人心里涌动的自我决定的光,即便绝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了,但我仍然记得”[7]。或许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不仅照进了现实,它也照进了人心。

参考文献

[1][2][5][6]卢军.百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译介创作与出版传播[J].出版发行研究,2016(11):98;101;100;99.

[3](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赵登荣译.漓江出版社,2000:87.

[4](英)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M].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80.

[7]郝景芳.人之彼岸[M].中信出版社,201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