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卫生一词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内涵的历史变迁值得探究。在罗芙芸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的基础上，分析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新中国初期以及当代中国关于卫生的内涵要义：古代中国的卫生主要指向个人为达到健康而使用的技巧；近代中国的卫生内涵虽然有“生物医学、公共卫生以及个人的健康要与国家民族的健康相联系”的认知，但是这种“卫生的现代性”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却难以实现；新中国初期的卫生被赋予爱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属性，构建了“卫生的现代性”的基础条件；当今中国的卫生发展不但成功实现了“卫生的现代性”愿望，而且是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高质量卫生。

关键词: 卫生内涵  卫生的现代性  人民健康  历史变迁

“卫生”通常指社会和个人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创造合乎生理要求的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所采取的措施[1]。卫生的内涵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过程，关于卫生的相关历史研究不仅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在对中国卫生的相关历史研究中，大多聚焦于某一个时期的研究，如李乾坤的《长征前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了长征前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初步建立的红军部队的卫勤体系与地方卫生体系的医疗卫生发展状况[2];李瑞芳的《抗战时期根据地无神论教育与医疗卫生观念的变革》指出，抗战时期的卫生在共产党的指引下从迷信逐渐走向科学[3]。还有一些学者对近代卫生史的总体发展进行梳理总结，如刘士永的《中国公共卫生史研究的知识建构与分期》[4],余新忠的《卫生何为——中国近世的卫生史研究》[5]和《历史情境与现实关怀——我与中国近世卫生史研究》[6]。但是，关于“卫生”的内涵在中国的历史整体变迁情况研究较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罗芙芸对中国卫生内涵的历史变迁在其《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一书中得以体现。该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罗芙芸对中国卫生在古代中国的内涵及相关卫生实践的考察；第二部分是罗芙芸对近代中国卫生内涵的变化及其过程的考察；第三部分是罗芙芸新中国初期的卫生的展现。通过阅读《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希望能从中提炼、补充并总结出中国卫生内涵的历史变迁过程。

一、罗芙芸笔下的古代中国卫生

中国很早出现了“卫生”的概念，罗芙芸在《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含义》一书伊始就提到，“卫生”最早记载于《庄子》第二十三章《庚桑楚》。一名叫南荣趎的老者因弄不明白庚桑楚所描述的“道”而向老子请教：“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老子回答“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7]。这是中国最早对于卫生含义的理解，南荣趎所谓的“卫生”是指养护生命，可以理解为保持身体健康与延长寿命。老子认为“卫生”的方法就是顺应万物，随波逐流，同自然之道和谐共处。

中国的卫生概念不仅出现早，而且深受统治阶级关注。早在周代，朝廷就任命医官来监察百姓和朝廷的健康，包括疾医和食医。疾医负责百姓的疾病，而食医则要确保朝廷官员们的饮食符合宇宙天时[8]。中国还拥有当今世界现存最早的医学文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学文献[9],说明汉朝权贵非常重视保持健康、预防疾病以及延长生命。

罗芙芸通过查阅中国古代经典医书，特别是《孙真人卫生歌》[10]和《万寿仙书》[11],从中分析出中国人的古代卫生十分重视养生及推广普及。养生上要求人们心态要平和，起居要规律，饮食要有度，运动调节气血等。普及上，《孙真人卫生歌》通过歌谣的形式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万寿仙书》则通过大量印刷特别是19世纪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该书销售范围扩大到小城镇，许多地方还编印《万寿仙书》删节本，并且配以插图，促进了卫生相关知识走向普通民众家庭。

综合来看，罗芙芸认为古代中国的卫生并不构成确定实体性的知识，古代中国的卫生主要指向个人为达到健康而使用的技巧。古代中国上到官府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十分注重卫生，并且利用食物和药物调整不均衡并提升活力，通过静思、呼吸和按摩等消除体内郁积。

二、罗芙芸笔下的近代中国卫生

“卫生的现代性”一词是日本医生长与专斋所创造的[12]16,同实验室和国家紧密相关，它注重生物医学、公共卫生及个人礼仪，目的不仅在于维护自身健康，更在于维护国家的健康。

近代中国的卫生内涵在向“卫生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充满了殖民者的暴力。罗芙芸以天津为例分析认为，中国“卫生的现代性”是通过暴力的帝国主义入侵而强制进入中国的，而并非出自中国内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占领天津两年后，占领军的代表们成立了天津都统衙门，天津都统衙门成立了称作卫生部的一支政府军队，专门负责疾病防控[12]178。卫生部的工作包括房屋消毒，尸体火化，检查人的粪便，规范排泄行为，以及用化学药物喷洒人体等[12]178。此时中国卫生赋予了新的含义：它包含了政府的科学掌控、管理卫生、预防疾病、环境馨洁，以及检测和消灭细菌。卫生随着帝国主义的到来，成为了定义文明和现代性的重要标准：必须拥有“卫生的现代性”,才能称得上是文明与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国家。

虽然“卫生的现代性”进入了中国，政府也想通过卫生来维护中国国家民族的健康，但是在当时实现“卫生的现代性”却是天方夜谭。罗芙芸以国民党在天津的统治为例，揭露了当时中国实现“卫生的现代性”的困境，一是缺经费，二是缺人才。国民党虽然拥有像全绍清和李云科这样的医学人才，在天津也设立了天津第一市医院，但是，每一项卫生措施都因为缺乏资金而导致不能正常进行。1932年霍乱爆发时，天津第一市医院诊室每星期接待约25 000名病人，天津第一市医院组成人员只有三十人(包括医生、护士和医疗技术人员)左右，市医院诊室平均每天治疗两百名病人[12]178,医院人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医院疫苗常常用尽，不得不限量供应。

近代中国“卫生的现代性”具有特权性，只属于极少数富裕阶层，而民众与现代卫生遥不可及，拥有的只是屈辱。帝国主义侵略者强行让中国百姓担当卫生苦力：“二十个被迫劳动的人，他们的辫子被剪掉，还被剃了头。他们穿着特别的制服——半蓝半红——胸前绣着‘卫生’两个字。他们的脚被镣铐锁在一起，正挑着一桶桶沉重的粪便和污水”[12]187;在治理排泄问题时，帝国士兵以执行卫生规定的名义，强迫中国少年用手拿粪便来表现出其低等的民族身份[12]188。

综合来看，罗芙芸认为近代中国在向“卫生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充满了殖民者的暴力，“卫生的现代性”只属于极少数富裕阶层，普通民众拥有的只是“卫生的现代性”带来的屈辱。近代中国的卫生内涵虽然有“生物医学、公共卫生以及个人的健康要与国家民族的健康相联系”的认知，只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实在难以实现“卫生的现代性”。

三、罗芙芸笔下的新中国初期卫生

罗芙芸通过对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研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然深受帝国主义的威胁，新中国初期卫生包含了与帝国主义的斗争，爱国卫生运动充满了爱国主义的信念和力量。

爱国卫生运动由两大阶段组成：五灭(即灭蛆、灭蝇、灭蚊、灭蚤)和大清扫。天津细菌战袭击报告详细报道的灭害组体现了五灭动员的宏大规模。五灭活动中，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士兵配备防毒面具、棉布袋和筷子，仔细搜索上百公里的地段，寻找可疑的有害昆虫。大清扫阶段，政府动员女性及家庭人员参与城市清扫和疏浚，街区清扫从家里和公共场所(旧的破庙、戏院和街角)清出大量的垃圾。在天津，无数的家庭主妇以及大学生、高中生等清理城市里淤塞而脏污的排水渠，他们用锄头、铲子和扁担填平了700个污水坑[13],城市卫生面貌焕然一新。罗芙芸认为，如果没有某种爱国主义因素和为国家作贡献的意识，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工人、士兵、家庭主妇和学生一起劳动，参与到这场爱国卫生运动中。

爱国卫生运动也是与帝国主义进行的一种顽强斗争，这是罗芙芸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有关文艺宣传中总结出的。例如，在《消灭细菌战》的歌词中，处处反映着这个观点[12]302;话剧《明朗的天》[14]中，凌医生从开始的顽抗到最终接受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反映了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目标：全国总动员(包括国家的医学精英)通过健康和卫生手段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爱护保卫自己的祖国。

爱国卫生运动并没有让中国完全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卫生的现代性”。在1952年的动员期间，一些人拖延或忽视政府的目标。在参加地区家庭卫生检查组的积极分子看来，很多人还不能理解扫地和保卫国家消灭细菌之间的任何联系[12]315。在当时抗美援朝的历史背景下，政府虽然将卫生与国家和人民的安危联系起来，但是忽视了引导人民去真正理解“卫生现代性”的内涵，而更多表现为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尽管如此，面对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毛泽东同志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按照“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医疗机构”的原则，实行卫生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建立了城乡卫生服务网络[15]。基本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城乡得到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卫生需求得到保障。

总之，新中国初期的卫生体现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虽然仍受到帝国主义的国家安全威胁，但是有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有力推动，人民大众的广泛参与，在新中国初期还是达成了“卫生的现代性”的基础条件。

四、中国当今的现代高质量卫生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的发展历程，医疗保健、医疗保险、医疗服务等不断进步，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建立，国家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完善。医疗卫生资源、医疗服务水平、公众就医便利性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赋予了卫生更深层次的内涵，实现了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巨大转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人民健康放在首位，把加强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作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安全的重要内容，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全方面、周期性保障人民健康。卫生工作的重点正逐步从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转向管健康和促健康。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卫生是更加坚定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卫生，是现代高质量的卫生。2021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达到103万个，与1950年相比，扩大115倍；床位数量达到945万张，扩大79倍；卫生技术人员数量达到1 124万人，扩大20倍。2021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到3.0人，注册护士数增长到3.6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长到6.7张[16]75。从医疗卫生资源国际比较看，2012—2020年每千人口医师，美国是2.6人，英国3.0人。2005—2019年每千人口医院床位数，美国2.9张，英国2.5张[16]393。同时，84%的县级医院达到二级及以上医院水平[17]。2021年，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诊疗84.7亿人次[16]121,2023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89元[18]。这些数据说明当今中国卫生资源、技术水平、服务质量、覆盖范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主要指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处于较高水平。当今中国的卫生不仅成功实现了罗芙芸笔下的“卫生的现代性”,而且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高质量卫生发展之路。

五、结束语

卫生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不同，其内涵也不同。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含义》一书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古代中国的卫生并不构成确定实体性的知识，而是指向个人为达到健康而使用的技巧；近代中国卫生虽然更加注重化学科学知识，强调个人的健康与国家民族的健康相联系，但是这种“卫生的现代性”却难以在近代中国实现；新中国初期的卫生，赋予了爱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属性，构建了“卫生的现代性”的基础条件，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基本卫生服务体系。

当今中国的卫生发展不但成功实现了“卫生的现代性”的愿望，而且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卫生，是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为目的的卫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高质量卫生。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中国未来的卫生建设发展，必将走出一条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全方位全周期的高质量卫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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