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弘扬主流价值观,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有学者认为,短视频使得大众不再单纯处于他者地位,而是“成为能够实现自身存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主体”[21]。许多乡村题材短视频逐渐重视价值引导,注重宣传“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足以形成共识和群体认同,继而使社会形成强大合力的价值导向”[22]。乡村题材短视频通过文化身份展现传播主流价值观,尤其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种精神内蕴吸引、凝聚、影响了广泛受众,为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李子柒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鲁健访谈》节目中表达了她的价值观:希望做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更好地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23]在短视频平台上,“李云溪”分享了尊重与理解伴侣的爱情观;“徽州姑娘”展现了平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放牛娃陈柳”认为回乡创业也是有“出息”,展现了一种正向职业观,缓解了现代社会个体的心理焦虑。 (四)重塑乡村印象,凸显农村现代化形象 短视频创造了全面展示乡村形象的机会。有学者发现,短视频“重现和塑造社会形态和其中群体的媒介形象”[24]。传统大众媒体叙事中的乡村印象往往具有“善良朴素却又愚昧落后,辛劳勤俭却又生活贫困、因循守旧”[25]的特征,忽视了乡村社会形象的变化和独特的文化属性。而乡村题材短视频消解了单一落后的乡村形象,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现代化乡村形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例如,“王北四在东北”记录了自家在乡村开办农副产品加工厂,带动了伊春农产品的销售;“彭传明”描绘了清澈的井水、宽敞的村屋等宜居环境;“彭南科”继承与发扬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耕作工具、纺织工艺等传统工具与技艺;“黄支书”中的村支书黄鑫负责村里大小事务,保证乡村生产生活井然有序;“潘姥姥”记录了制作美味佳肴、旅游打卡的安逸状态。 三、乡村题材短视频文化身份建构的情境 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来考察,乡村题材短视频的文化身份建构并非受到单一因素影响。陈世华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框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多维度因素的共同影响[26],而这些因素也构成乡村题材短视频文化身份建构的总体情境。 (一)政治层面: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 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视将“国家”纳入分析视野。[27]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反映了党中央对乡村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改变乡村面貌的坚定决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包括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等环节及过程,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具体体现。从顶层设计来看,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和政府有序开展制度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于2021年6月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法律保障。一方面,国家到地方逐级颁布了诸多法规、条例、办法等,如《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河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通过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将乡村文化发展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努力优化乡村交通、电力、通信等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文化产品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可及性、均衡性,丰富乡村信息供给、加速乡村信息流通,农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提升,为短视频博主提供宽广的文化视野和多样的文化题材。正如有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电信基础设施时认为,电信基础设施社会性层面指向的是“文化意义上‘想象的连接’”[28]。 从基层探索来看,地方政府持续组织针对乡村各类人才的培训及邀请或选举其担任一定职务,越来越多乡村题材短视频博主接受系统职业教育,实现身份叠加,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如重庆市黔江区委统战部、区商务委等单位主办了“一村一网红·村村有直播”直播和短视频电商培训班,意在培养传递主流价值观及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乡村KOL(关键意见领袖);快手与多地政府联动开启“村播计划”,扶持一批乡村优质博主,重点关注中小博主成长。再如李子柒入选了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疆域阿力木”刘元杰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政协委员。 (二)经济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乡村发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协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而建设乡村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为乡村题材短视频文化身份建构夯实了物质基础、打开了思路。一方面,挖掘乡村直播经济等新业态的潜力,吸引众多市场经济主体直接入驻乡村,建设旅游目的地、网红基地、直播间等,拓宽农民就业创业思路,提供更多的短视频文化身份选择。例如,板湖镇孙合村“90后芦花小妹”创办了养殖场、承包了土地种植农作物,吸引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还有平昌县“农村小强夫妇”、白节镇“农村四哥”、黄梅县“乡野八妹”等乡村题材短视频,通过短视频拍摄与电商直播的方式打开了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销路,在不断探索中建构了短视频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文旅产业现代化拓展了乡村旅游、休闲、购物等文旅空间。越来越多人积极参与到乡村文化的体验与传播中,乡村逐渐展现出其作为广阔的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一是基于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乡村题材短视频应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向发展,并且将社会效益大小作为质量高低的主要评价标准。二是新的消费需求可能会对传统风俗习惯造成影响,甚至形成新的消费文化。因此,乡村题材短视频博主的创意随着受众需求调整,打破传统的文化身份呈现,将创造更大的社会与经济价值。 (三)文化层面:乡村“活文化”与情感烘托良好氛围 有学者在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时提到了“与文化研究接合”的新视野[29]。人们常常通过各种形式记录并展现当下的“活文化”,而乡村题材短视频中所记录的,正是这种现实的乡村“活文化”。近年来,一方面,各地积极挖掘乡村文化底蕴,涵盖乡村优秀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这些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与时俱进丰富乡村文化内涵,努力创新乡村文化的当代影视、文学、音乐等呈现形式及XR(扩展现实)等呈现技术,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科学素质及媒介素养,尤其是互联网媒介素养,促使村民从文化自觉逐渐走向文化自信自强。 与此同时,乡村题材短视频文化身份也来源于乡村情感的认同。“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30]168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人在乡村与城市的比较中寻求发展与机遇。“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加速单纯而直接地导致了我们的世界关系的崩溃……我们无法将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活”[31]139。保留了对美好乡土深厚情感的人们对乡村的怀念和向往愈发强烈,更易对媒介中的乡村情感产生认同,这种认同就会投射到乡村题材短视频的生产和反馈中。例如,短视频中与文化身份关联的美丽的田野、和谐的邻里关系、健康美味的食物、别致的农家小院等元素最为受众所喜爱。 (四)技术层面:技术可供性带来的“上手”状态与信息获取 詹姆斯·吉布森率先提出了可供性概念,其定义为环境支持人或动物开展某些特定行为的属性,同时又依据主体的不同而相应发生变化[32]143。随着可供性研究的不断深入,技术可供性这一命题出现。威廉·盖弗认为,技术可供性是行为体和行为环境互相的连接关系。这与《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关于技术的观点,即技术是劳动的必要内容[33]28是一致的。在传播领域,传统的技术可供性主要服务于媒体的发布,信息的流动环境遵循议程设置的原则,即从专业媒体向受众单向传递。另外,在传统媒体时代,有学者认为,匮乏的媒体资源和分配不均使得中国乡村长期遭受忽视,乡村文化甚至成为“都市异文化想象和符号”[34]。可见,与城市相比,乡村在宏观生态上呈现出一种过时和衰败的态势。在城乡之间技术资源分配不均衡的背景下,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很少与乡村产生显著联系。而如今,技术可供性服务于大众,网络环境有助于塑造真实、多元的乡村题材短视频文化身份。一方面,技术在人们使用过程中被视作海德格尔阐释的“上手”状态,为每一位创作者构思、编辑、生产等制作全流程提供保障,越来越多人有机会成为乡村题材短视频的创作者、传播者。另一方面,技术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和快速获取文化资源的手段,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新技术即时、便捷地汲取文化信息,减少文化层面的数字鸿沟,提升乡村整体文化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