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是语言生活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传统语言研究大多专注于语言本体。1960年代开始，社会语言学渐渐成为国际主流语言研究的一部分。1980年代之后，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兴起，许多大学开设了社会语言学课程，学术期刊也经常刊发高质量的社会语言运用调查报告。2000年之后，以中国语言运用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语言研究的社会效用的语言生活研究，驶入发展的快车道，与本体研究齐头并进，成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此前的相关研究相比，语言生活研究覆盖的范围更为广泛，理论建设的意识更为自觉，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强烈的服务社会的意识，许多研究成果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

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出版，标志着中国语言生活研究进入一个全新阶段。20年来，从当年的绿皮书起步，发展到现在九大系列的皮书方阵，中国语言应用研究的范围从语言到文字，从全国到主要城市和地区，从国内到国外，覆盖面之广，调查研究之细，开创了前所未见的新局面，在国际上也很少能看到如此规模的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语言生活研究将语言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应用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增强了学术界对有关语言现象的重视，促成了更多优秀研究成果的问世。徐赳赳教授近著《语言学视野下的新媒体话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对网文的研究，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迅猛进步，各种语言处理工具，尤其是智能手机，早已成为当代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这给中国的语言研究带来许多新的课题。与数十年前相比，当代语言生活中口语使用频率更高，使用书写语言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主要体现在所谓的“网文”上。

网文指的是以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等代表的新型书面语言，历史不长，21世纪开始以后才进入研究视野。网文具有独特的属性。它们大都是作者即兴而为，从这点上看类似日常口语，与书报信函日记等的文体和使用环境显著不同。另一方面，网文基本上用汉字写就，通过文字而不是语音形式在网络上传播，这又使它有别于日常口语，可以认为是与我们以前熟悉的书面语和口语不同的第三种文体。

网文在语言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词语方面：新词新语多，同音替代普遍，数字字母文字混用现象频繁出现。网文有其鲜活形象的一面，有时能比传统词语更迅速贴切地反映当今社会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出发，如果以严格的语言文字使用规范为标准衡量，网文违规现象时时可见。网文创新者和使用者大多数是青少年，一些不那么规范的词语难免也会出现在他们的正式写作中。网文的这些特点，也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语言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看到有些大学校长和老师向学生致辞时，也会频频使用网文惯用词语，拉近与青年学生的距离。当代传媒从业者也常常从网文中汲取新鲜成分，广告招贴布告等中源自网文的词语随处可见。与网文相关的种种现象给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如何在语言文字规范和不那么中规中矩的网文创新之间把握适当的平衡关系，是我们时时面对的问题。同时，网文创新也有鄙俗和雅致、精妙和粗陋之分，语言专家的适当引导，对提高青少年以及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运用水平，是有很大益处的。

当下，中国网民数目早已超过十亿，手机基本上是人手一部，手机、网络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网文作为信息时代新媒体的特有文体，应用频率越来越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这将给包括教育、传播、法律、语言规划乃至自然语言处理等一切与语言应用有关的领域带来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些也正是语言生活研究应该系统关注的课题。

语言生活问题的捕捉、发掘与提炼

作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年年参与绿皮书的编审工作，不知不觉已经过了20年。《语言战略研究》推出“中国语言生活研究20年”多人谈专栏，约我谈点想法。思来想去，还是跟皮书战线上的新朋友聊聊绿皮书撰稿的“问题驱动”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吧。

语言生活就像空气和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生活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总会不断形成新的语言特点、语言热点和语言焦点。如何捕捉每个年度内的语言生活特点？如何发掘年度内的语言生活问题？经过20年的实践探索，绿皮书团队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发现程序，这就是：真语言生活现象→语言生活问题→语言生活理念。

绿皮书各篇报告的选题，首先要反映本年度的真语言生活现象。有些新手只反映生活现象不反映语言现象，有些新手只反映语言现象不反映生活现象，这都不是真语言生活现象。真语言生活现象必须包括语言和生活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在捕捉到真语言生活现象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发掘真语言生活现象折射出来的语言生活问题。有些新手只罗列语言生活材料，不挖掘语言生活材料蕴含的问题，结果是材料像流水账，苍白无力。

问题导向是绿皮书团队的一项工作原则，也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只有发掘分析语言生活中的重大紧迫问题，才能找到客观发展规律，才能解决现实问题，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推动语言生活理论创新。

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近7万人遇难，举国救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绿皮书团队很想写一篇相关报告，但是，找不到一个能将语言和地震灾害相连接的材料和话题，所以有关语言与地震灾害的选题没有出现在绿皮书中。

2010年的青海玉树大地震，两三千人遇难，再次震撼全国。从相关新闻报道中，我们捕捉到有关语言与地震灾害的蛛丝马迹真材料，然后顺藤摸瓜，发现在抗震救援过程中，当地藏民与抗震救援人员之间，语言障碍问题严重，因缺少翻译，搜救人员无法及时获得准确信息。一些重伤员转到大城市，大城市医院的医生大多不懂藏语，医生只能根据经验救治，影响了救援效率和治疗速度，甚至危及伤者的性命，阻碍救援工作的进行。据此，我们将语言生活报告的选题定为《青海玉树救灾中的语言障碍与语言救援》，及时给团队的两位成员布置了写作任务，后经多次修改、补充、完善，在2011年的绿皮书中刊出。

这篇报告的审定和刊发，始终受到教育部语信司领导的高度关注，领导多次在相关会议上强调“地震灾害语言障碍和语言救援”的重要性。后来，“语言障碍与语言救援”理念经相关部门的进一步提炼，从低位理念上升为高位理念，写入2016年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表述为“语言应急和语言援助服务”。

20年来，绿皮书团队在语信司历任司长的领导下，用学界和社会熟悉的话语，讲述中国本土鲜活的故事，每年都要刻意从当年度鲜活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一些标识性理念。具体的方法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捕捉问题、发掘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通过绿皮书这一平台，提炼为接地气的、能为国内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引领国内甚至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中国“语言生活派”的返本开新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已有数千年历史。为什么要研究语言？其初衷就是要解决跟语言相关的各种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语言学几大发祥地，基本上都是出于典籍诠释、哲学思辨、语言教育、政治诉求等客观需要而开始研究语言的。可以说，“语言为用而生，语言学为用而兴”。从总体上看，数千年来，服务为本、经世致用一直是世界语言学的主流传统。

然而，自形式主义语言学兴起，许多人便致力于剥离语言内容、使用和社会应用的语言形式研究，有的甚至在假想的“语言真空”中研究语言，客观上导致研究脱离实际，渐忘初心。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中国虽然也受形式主义影响，但自清末以来仍有许多学者坚守语言研究初心和全面语言观，致力于服务社会发展和大众需求的语言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本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一批语言学者与时俱进，绍复初心，相时而动，走出书斋，走进现实生活，聚焦国计民生攸关的语言需求和语言问题，开拓新领域，建构新理论，探索新对策，着力服务国家发展和大众生活，逐步形成了学界所称的“语言生活派”——“根植于中国语言生活沃土，以解决中国语言生活问题为己任，也密切关注世界语言生活的学者群体”（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正如《家国情怀——语言生活派这十年》卷首语所概括：他们从语言生活中观察、描述语言和语言生活，给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提出了一批新概念，为建设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展现了一系列新的语言观、研究理念和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乃至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有针对性的调查和咨政报告；打造了一支有共同理想信念的研究团队。

“语言生活派”有许多学术创见。以“语言与国家”的关系研究为例。近代以来，在民族主义思潮和构建“现代国家”诉求的影响下，国外学者大多从政治视角，聚焦于语言对国家构建和国家管理的作用展开研究；后来也有人开始研究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对其他相关议题则少有涉及。在中国，晚清以降，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仁人志士在探寻民族救亡图存之路时，主要从政治和文化视角论及语言文字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推动了文字改革和国语运动的兴起。新中国成立后，也主要聚焦于政治和文化视角。21世纪以来，“语言生活派”深化和拓展了语言与国家的关系研究，颇有建树。其一，系统创建了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分析框架。突破了过去仅关注语言在国家建构和管理中的作用的局限，全面考察和揭示语言在国家地位、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角色和作用，拓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相关理论。其二，针对国家发展中的重大语言议题和难题，提出了新理念，创新和丰富了相关重要概念。例如，针对语言关系难题，提出了“语言和谐”论，突破了西方偏执于“语言权利”“语言地位”争执的困局，有利于化解语言矛盾；突破了美国学者基于外语需求的“国家语言能力”观，构建了统筹内外语言、整合全要素的国家语言能力论；“语言服务”论的形成，凝练和明确了语言文字事业的根本宗旨；“语言生活”概念的内涵理析和话语创新，则开阔了语言学的视野和沃土。其三，在实践层面，从世界发展大势和国家战略高度出发，深入研究国家发展和安全中的重大语言问题，不断提出和更新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方略和举措，不少真知灼见转化为国家政策和大众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研究成就，无疑都是中国“语言生活派”对世界语言学发展的新贡献。

规范与认同：从语言定义审视LPP的学科属性

中国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为全世界LPP(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语言政策与规划）同仁贡献了无比丰富实践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迥异于他者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任何LPP的理论与实践所面对的核心问题皆源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这里我们试通过对语言定义所反映的语言对立功能的解析，为理解中外LPP研究取向的不同提供一个观察视角。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沟通工具。这一定义隐含着现实世界交际复杂性（人类交际）与理念王国对技术完美性追求（沟通工具）的对立：一方面，语言需要规范与标准，以提高其作为工具在技术层面的有效性，规范化越强，效率越高；另一方面，实践领域的人际交际属性则赋予语言以身份认同，由此产生语言在社会应用中的工具理性（技术乐观主义）与价值理性（人文主义）的矛盾与张力。这两种理性恰恰对应着语言的两大功能——交际与象征；亦即交际工具与认同象征的对立与冲突，对应于豪根创立的LPP基本框架中四大面向里最主要的两大块——本体规划与地位规划。

本体规划围绕着标准的建构与确立，意味着对其他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否定和扬弃。狭义的语言规范限于共同语下变体间的取舍，广义的语言规范还涉及社区语与地区语的推广与传播。前者催生共通语（lingua franca），后者走向全球语，其结果导致对该语言或变体使用者的身份认同贬低，在物质层面则体现为其经济利益的受损。可以说，LPP这门学科核心内容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围绕着规范与认同这两大相互对立的主题而纠结与争斗的。

正如经济学研究中对商品价值与价格的探讨，理解语言应用与管理的底层逻辑要求我们对其最基本细胞进行剖析与思考。这里有必要将我们平时所说的语言标准这个LPP最小单位分解为规范A和规范B两种不同的规划活动，即约瑟夫提出的自发规范和专家规范。前者指依靠个体理解与领悟在交际实践中形成的自然规范，其目的是完成最初级的沟通，本体形式以口语为主，传播方式依靠自下而上的约定俗成，传播对象无明确范围；而后者由领域权威制定并以显性文本加以规定，其目的是提高交际的质量及效率，本体形式是口语书面语并重，传播方式依靠官方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行，传播对象具有明确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