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复兴大坝(The 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是埃塞俄比亚于2011年2月正式宣布建设的一项水电工程,旨在缓解国内的贫困现状[1]。然而,在尼罗河上游建设大型水坝关乎流域尤其是下游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作为主要行为体就争端展开了多次谈判,但由于各方利益难以调和,即使出台声明和草案都无济于事。埃及前外交部部长发言表示必须在国际上强调复兴大坝对和平的危害,并且加强与美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大国交往,希望借力施压,还表示一旦水安全受到损害,埃及不会保持沉默,即使没有这封正式邀请函,第三方进行干预和影响也早有痕迹。 关键词:第三方 国际冲突管理 尼罗河水资源 复兴大坝争端 一、“第三方干预”的基本内涵 在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第三方”这一概念常与“竞争”“冲突”“危机”“战争”相关,普遍理解为两个或者多个行为体之外的另一个行为体,既可以与它们有联系,也可以是独立客体。有国外学者表示,“第三方干预就是国际舞台上的中立第三国对卷入冲突的两国进行调解和斡旋,以结束其敌对状态的过程。”[2]将干预行为看作进行时状态,强调干预行为的影响并非孤立存在。第三方在干预过程中的角色可以分为派别性角色、中立性角色和边际性角色。干预效果和影响在学界也存在各种标准。有学者提出以是否提高了冲突方实现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为标准;也有学者以当事方的相互关系为制定标准,并总结了三种危机结束的方式:妥协、僵局、一方胜利;还有将效果分为短期和后续两种。由于复兴大坝问题关乎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竞争,冲突方的划定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以“第三方干预”在冲突化解中的角色为因变量,并结合介入的方式和手段对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复兴大坝争端的脉络梳理 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在尼罗河流域的存在都拥有悠久的历史,而复兴大坝争端产生的源头就是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从殖民时期到独立主权国家时期,除了签订各种条约,还进行了数次谈判,但是并没有任何一方放弃追逐各自权利和利益。 19世纪,为转嫁国内危机的西方国家将非洲大陆视为机会,英国以其强大的国力为后盾表现得愈发积极。20世纪初英政府按照其“世纪蓄水计划”提出在埃及南部修建阿斯旺大坝,其资金支持了第一阶段的小型水坝建设,之后的阿斯旺高坝则是由当时的苏联提供支持。与此同时,意大利则盯上了“东非水塔”——埃塞俄比亚,不断蚕食吞并埃塞俄比亚的沿海地区,并命名为厄立特里亚。阿杜瓦战役(1)失败后,英国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英埃共管”的边界条约,孟尼利克二世表示未经英国和苏丹支持不会在青尼罗河、索巴特河或者塔纳湖上修建任何可能影响水资源流向的设施。1906年,英、法、意三国承认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以保证1902年英埃关于尼罗河的协议生效,由于该条约的目的是建立英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界限,英文版本又与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版本有不同的含义和理解,并且“从未被埃塞俄比亚政府批准”。 埃及民族主义力量随着战争结束逐渐蓬勃,他们坚决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1929年埃及首相在开罗同英国代表签订了尼罗河水协定中提到埃及有权否决任何对其不利的有关尼罗河项目,可以独立研究并且修建尼罗河项目设施。这种不公平的协议让埃及在尼罗河水资源的分配上占尽优势,完全不顾上游国家的利益。1952年埃及为满足国内农业发展和人民需求,计划在阿斯旺水坝以南再建一座新的大坝,一旦建成很大程度上会淹没苏丹努比亚人的土地,苏丹此时虽然未完全独立,但就此事表示十分不满并与埃及展开了谈判。1956年苏丹实现正式独立,国内叛乱未止,为维护新政府,苏丹坚决否认1929年协议,苏埃关系陷入危机。 1958年苏丹军事政变,新政府上台经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谈判于11月签订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丹关于充分利用尼罗河水的协定》[3]。其中,双方承认了彼此的“既定权利”,并且两国对尼罗河水重新进行了分配,还设立了“常设联合技术委员会”来保证技术合作。这一条约同样忽略了其他上游国家,并且一再肯定了埃及在尼罗河的地位,这与埃及“绝对领土完整”原则即“水道国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排他性的绝对主权”相吻合,成为埃及捍卫自身权利的依据。1929年协议虽然是在殖民者的主导下签署的,但对于埃及权利的维护并不比1959年协议少,1959年协议只是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1959年协议虽然巩固了埃及和苏丹的关系,但是苏丹政局动荡不安,立场左右摇摆,这也给之后的和平解决带来了困难。 (一)“千禧年计划” 1990年之后,埃塞俄比亚结束动荡的内战局势,其政府由军人独裁过渡为民主联邦制,梅莱斯·泽纳维上台之后对国家进行了全新的规划并大力推行改革,在稳定政局的同时重点推动经济和工业的发展。1997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公布“千禧年计划”(Grand Millennium Dam Project)旨在青尼罗河上修建堤坝、运河等水利工程。这一计划的核心工程就是修建复兴大坝。 2008年,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迅速且进入减贫计划的攻坚期,因此政府提出与埃及在青尼罗河建一座2 100兆瓦的水坝来提供电力。2010年,埃塞俄比亚连同尼罗河上游流域国家签署了《尼罗河合作框架协议》(《恩德培协议》)以坚决反对埃及的“绝对开发权”,之后埃塞俄比亚迎来历史上的绝佳机会——苏丹内部南北分裂导致政局动荡,埃及则因为“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加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埃塞俄比亚抓紧加快启动尼罗河水利计划。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埃塞俄比亚的人口破亿,但是,全国电力覆盖率不到一半,而埃塞俄比亚又是尼罗河水量的主要来源,大坝的落成将使埃塞俄比亚在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这一计划宛如复兴命脉,是绝对不会轻易搁置或让渡任何利益的行动。 (二)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谈判博弈 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在国家属性、政治制度、社会权力结构以及利益需求大不相同,这也就导致谈判中所运用的博弈方式不同,使得最终结果很难达成一致。三国内部的谈判已经持续了近10年,一直到第四次才主动寻求第三方参与调解。2011年,三国在国际专家的调查协助下成立了技术委员会;2014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联合发表《马拉博宣言》,埃及表示会如承诺所言以真诚态度在三方委员会的框架内开展工作,埃及政府还表示会考虑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利益,积极开展对话谈判[4];2015年三国协商顺利并签署了《原则宣言》;2016—2019年,埃塞俄比亚逐渐缩小谈判范围,仅提出大坝蓄水以及之后的运营,并没有考虑上游国家的水权,谈判走向破裂。三国内部政党间的矛盾,利益集团的冲突以及种族问题等在谈判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埃及政府在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对埃塞俄比亚采取军事威胁态度来保证埃及的水资源份额,之后上台的穆尔西还是将复兴大坝危机放在国际安全领域,给出了军事行动的指示,现任总统塞西则继续将这一问题放到地区安全问题中,他表示历史上的水额分配很难改变,一经触动将可能引发不可估量的地区危机。埃及前外长布特罗斯·加利发言称:“我们区域的下一场战争将是尼罗河水域,而不是政治。”[5]2014年,埃及在新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维护埃及对尼罗河的历史权利。但是随着塞西签订《原则宣言》,反对党不仅对其表示不信任更是呼吁全民公投来反对复兴大坝的修建。 苏丹,夹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巴希尔时期,苏丹积极支持复兴大坝的修建;过渡政府时期由于内部政党利益冲突,对复兴大坝的态度左右摇摆;2020年7月,埃塞俄比亚单方面蓄水后,苏丹又表示强烈谴责;2021年,苏丹出现军事政变,埃及表面上对此表示中立,实际上却暗自支持军方发动政变,其意图是为了让苏丹在复兴大坝中选择中立或者站在埃及一方。 2018年,复兴大坝首席工程师西梅格纽·贝克勒因大坝施工延误而被杀害,这类事件也并非罕见。阿比政府执政期间经历了多次政变,支持修建复兴大坝一事还使他本人险些被暗杀。此外,由于阿比对复兴大坝建设引起的其他问题表示宽容,引起了不少不满,并因此也遭遇了一场致命暗杀。2021年内战时期,埃塞俄比亚军队还宣布挫败一起提人阵破坏大坝的行动。除了外界需要争取其他国家团体的信任和支持,国内环境同样不可小觑,内战给埃塞俄比亚造成了冲击,一度影响复兴大坝工程的进度。 总之,三国在复兴大坝争端中并没有单纯消极或被动地处理冲突,在自身国家面临各种问题的同时一直积极地进行谈判,表明各自的利益需求,建立了信息沟通的渠道,只是结果并未达成。 三、尼罗河流域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立场选择 对复兴大坝的建设和蓄水问题,尼罗河流域的乌干达和肯尼亚表示支持“尼雷尔原则”不再按照殖民时期签署的条约行动。其他流域国家仍坚持尼罗河倡议组织(NBI)的内容。2011年南苏丹公投独立之后,成为尼罗河流域的第11个国家。埃塞俄比亚曾在苏丹南北战争时期以及达尔富尔危机下多次伸出援手。2013年3月南苏丹水资源和灌溉部部长保罗·马荣(Paul Mayom)在广播发表讲话表示其正准备加入《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定》,否认了1959年协议,坚决地站在了尼罗河上游的立场。 2020年6月底,非盟正式介入“复兴大坝”三方谈判,但是次月的谈判历时10天未见结果。2023年2月非盟并未将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问题纳入峰会的审议范围,埃及学者、非洲事务专家巴德尔·沙斐仪认为是由于大坝主体未完全竣工,且第四次蓄水对埃及而言仍然会加剧冲突。阿卜杜勒-卡里姆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指出,出于不明原因,埃塞俄比亚从很大程度上控制着非盟的倾向,从而进一步印证了非盟的作用天生偏向其立场的说法。 2021年6月阿拉伯联盟外长特别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议讨论了复兴大坝问题,阿盟各国一致同意支持埃及和苏丹的立场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商讨此事,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会后表示,阿盟敦促相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保持克制,停止采取单方面行动,避免损害他国利益。阿盟作为第三方被动加入矛盾之中,且一开始就是阿盟成员国埃及和苏丹提出的呼吁,加上埃塞俄比亚也不是阿盟的成员国,因此阿盟的态度必然会偏向埃及和苏丹。 联合国在尼罗河上充当第三方的角色早有痕迹。2020年7月埃塞俄比亚开始蓄水之后,安理会也多次召开会议就复兴大坝问题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埃及外交部部长舒克里(Sameh Hassan Shokry Selim)表示复兴大坝给埃及人民的命运投下了一道漫长而黑暗的阴影,希望安理会不要袖手旁观,而是呼吁在明确的时间内达成协议。埃塞俄比亚表示复兴大坝的建设是发展和建设问题,安理会占用时间和资源讨论这一问题并不合适。联合国秉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宗旨,在复兴大坝争端上一直积极提供可以对话和谈判的平台且鼓励各方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 尼罗河流域国家和国际组织第三方身份,以及其立场选择,一方面拓宽了信息交流的渠道,使得利益需求公开化,为调解利益冲突提供了更多参考;另一方面他们的表态虽然不直接构成威胁埃及的力量,但对埃及而言,失去了一部分支持力量,也就导致埃及不得不向外再次扩大目标寻求依靠,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和调解的难度。 四、大国势力的介入 地缘政治、文明冲突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现都证明了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对埃塞俄比亚请求青尼罗河水利计划欣然应允并出资调研,最后还提交了《埃塞俄比亚青尼罗河流域和土地和水资源》报告,建议在青尼罗河流域修建卡拉多比、马比勒、蒙代阿和边界四座水电站。2014年埃塞俄比亚政府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科研人员提供的报告修改了计划方案中的相关内容。2019年11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外长召开会议,就一系列共识性原则签署了协议,但这一协议延迟到了2020年的2月底,埃及急于求成,在2月14日单方面宣布复兴大坝协议将会在2月底签署,但埃塞俄比亚显然没有此意,2月26日宣布暂停华盛顿谈判。谈判一度陷入停滞,美国见状企图中立,但是埃及态度坚决并签署了协议草案,这一举动无疑激怒了埃塞俄比亚,对美国表示失望,认为其行为属于干涉内政。 2021年联合国在复兴大坝谈判过程中,俄罗斯代表涅边贾表示,除了谈判之外,没有其他解决争端的办法,应避免发表可能使用武力的言论。俄方随时准备应所有相关方的请求提供水库蓄水的卫星监测。这一言论和针对埃及不利的态度可能与埃及参加北约有关,俄罗斯认为支持埃塞对自己的未来可能更有利。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削弱了复兴大坝的“国际化”程度,美国、欧洲的注意力转向亚欧大陆,也因为俄乌冲突,安理会对埃及请求阻止埃塞的单边行动未作出回应。此外,俄乌冲突可能导致全球粮食供应出现紧张,如果冲击了埃及,导致国内矛盾加剧,那复兴大坝问题可能成为塞西政府巩固统治的工具,如此一来复兴大坝问题的“政治性”加剧。 大国的参与无论是主动干预还是被动影响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争端的继续发展,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埃及、埃塞俄比亚等流域国家在谈判中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针对矛盾突出点落实可行性措施。 五、结束语 复兴大坝争端不仅关乎埃塞俄比亚的复兴,还关乎尼罗河流域埃及、苏丹等国的利益。“第三方干预”一方面能搁置各国的历史、文化、综合国力等差异,聚焦矛盾,提出相对公平合理的建议,起到有效的缓冲作用;另一方面它们也会因个体利益做出具有偏袒性的决定,从而影响冲突走向。消极的中立态度并不会推动事情的进展,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无疑仍是当前的最优解,只有第三方站在更加公正的立场采取干预,复兴大坝的争端才能够得到平息。 参考文献 [1]王益明,任婷婷.复兴大坝与尼罗河流域的水资源竞争[J].区域与全球发展,2021(1):47-57,155-156. [2]DAVID CARMENT,DANE ROWLANDS.Three’s Company:Evaluating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in Intrastate Conflict[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98(5):572-599. [3]朱和海.中东,为水而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86. [4]M.德比贝,朱晓红.埃塞俄比亚的水电开发[J].水利水电快报,2004(9):24-27. [5]苏楚婷.双层博弈视域下的复兴大坝争端[J].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1):120-138,160. 注释 (1)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owa):发生在1896年3月1日,是第一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的最终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意军伤亡11 000人,被俘4 000人,包括2名将帅和300名军官,埃军阵亡4 000至5 000人,伤6 000至10 000人。意大利被彻底打败,保证了埃塞俄比亚的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