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散文创新的窘境

随着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破冰，当代小说已经纳入到国际语境的背景下，而在中国散文创作意识和创作群体上，明显落后于小说创作。就其形势来说，数量多，种类多，是繁荣的假象，真正的问题在于始终没有建立基于科学实证态度下的独立思考。

1． 所谓“新散文”

秦晋在《新散文现象和散文新观念》中概括了进入90 年代后出现的新散文运动的特点: “一是变革方式逆向化; 二是作者结构多元化; 三是散文观念现代化。”［3］纵观这些散文作品，尽管题材和风格确实多样化，在解读这些作品意象时，就会发现，这些备受关注的新散文作品的多数主题还是表达农村的隔离性，或者乡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冲击时的震荡不安。例如，刘亮程的乡间散文曾经被誉为一匹黑马，以李晓华发表在《当代文坛》2004 年第3 期《原始思维•诗意地栖居•现代焦虑———刘亮程心态散文浅析》为代表的评论类文章来看，学者将刘亮程散文中的乡间比做是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的大地。李晓华只看到海德格尔提到乡村的字眼，没有理解贯穿海德格尔现象学论证中的“逻各斯”。逻各斯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用这个词表示事物的定义或公式，具有事物本质的意思。海德格尔眼中的乡村，是思想的本源，是思想诞生的大地，而不是衣食住行的居住地，李晓华显然没有看到西方哲学一路走来的神学背景。刘亮程笔下的乡村，并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诞生哲学思想的本源之地。如果散文还赞美停留在蒙昧中的纯真，必然就没有后续创造力，因此，其成名后创作一直无法有新突破，就是思维境界所限之故。

再比如“文化散文”或“学者散文”，将作者的身份作为划分标准，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功利性，导致将文化的概念泛化为文学创作。举例来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等作品的基本思路是将接待性的游览地方山水写成了高级别的导游词，没有系统的科学论证，也没有哲学思辨，这种用身份划分散文流派的方法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当代散文的表面化繁荣态势。

2． 新散文应该“新”在哪里

新散文貌似繁荣的困顿，其问题的实质在于: 面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加速度，面对所有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已经是照搬了西方的学科模型，面对基于西方学科体系下的思维训练，面对所有生活用品都是科技化工业化的合成结果，我们怎么还能够停留在原来农耕乡村带有模糊性的文化模式中? 因此，当代散文必须出现与之相匹配的思想体系。如同电脑和智能手机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一样，这种具有西方科学实证精神和哲学独立思考的思想重建，要和当代科技文明的国际化视野相匹配，这是散文创作群体必须警醒的问题。而张锐锋是清醒的思考者和实践者，从《幽火》开始，在新散文的探索中，他逐渐构建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王国，在这个王国里，重新思考评判甚至去定义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或者乡村记忆。这种散文的创作重构，其基石是科学的实证勇气，是重新塑造、重新萃取自身革命性的变化。

笔者通过其作品《文学王》，解构张锐锋为代表的真正新散文拓荒者的思想体系。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未来中国“新散文”的重点不应该以题材和领域的延伸为重点，而是应该提升散文创作者本人的哲学思考和科学思维，进而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种回归就如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哲学审问，只有这样的积累，中国散文才能具有真正时代性的飞跃。

二、解构《文学王》的思想框架

《文学王》由北方文艺出版社于2007 年12月出版。作者张锐锋选取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学题材、不同风格的世界著名作家，通过对作家和代表作品的解读，构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正如作者对布莱希特的评价: “当然，布莱希特所写的戏剧，不是中国式的戏剧。他的一切戏剧，以及其表现手段，依然属于布莱希特。不论他怎样强调自己从什么地方借鉴了什么，也不论他强调自己戏剧的特点来自何处，最终他的戏剧仍然出自他自己。”［4］118 在这里，作者完整地诠释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呼吁当代中国作家必须借鉴世界文学，要具备旺盛的求知欲，别担心丢掉自己民族的烙印，越是在博大的视野下，才越能提炼到民族文化的精华。

在《文学王》中，作者首先选择的作家是纪伯伦，张锐锋认为在记忆作家、摹写作家和先知作家中，纪伯伦是先知者，而这种先知的能力在于“实际上，他从来没有信任过人们讲述的历史，因为这样的历史已经是被那些讲述者曲解了的历史”，“他也试图将人们塑造的神像重新摆放到人的位置上，这样才可能更为理解自己。”［4］4张锐锋眼中的纪伯伦总是用冷静的表情提出质疑。这种被作者所赞扬的冷静的表情，正是站在超越历史的角度理性的分析，哲学式的推判，而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最为缺乏，要建立当代中国人的独立思辨精神，出发点就应该在这里。张锐锋站在重构文学史的角度，提出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学史的独立思考价值。

能够具有不屈服于世俗评价和超越时代的冷静眼光，才能对生活中的现象有全新角度的透视，因此，张锐锋用曼德尔施塔姆和昆虫学家法布尔进一步提示我们转换角度看世界。作者认为曼德尔施塔姆是融在生活中又道破真相的警觉者，“是一个保持了儿童禀赋的观察者、描绘者，因而他发现了一些不易被更多的人们所发现的时代内容，并对这些内容作了纯洁、也是深刻的透视。”［4］29有了曼德尔施塔姆的眼光，还需要配备昆虫学家法布尔科学实验的研究能力才算周全。在当前的中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现象极为普遍。2012 年世界各国分别对阅读数量做了统计，其中德国人均阅读为一年7 － 8 本书籍，女性为15 本; 而中国人均阅读量不到1 本，可见建构中国人实证的研究态度是多么困难。理性思辨核心是科学研究实践的态度。法布尔在观察昆虫的劳作中不断发现“生物界普遍的不公、不义”，当他站在昆虫的角度时，“对这种邪恶的社会关系和法则感到不解。”“这是一种俯瞰式的观察，一种愤懑的表达。”“这是一种背叛，一种面对时代的背叛，当然，这也是所有不朽人物对现实所持的态度”［4］44 建立在科学实证基础上的逻辑思维，才能保证散文作家不断创新。世界一旦换个角度重新审视，就会诞生无穷的写作主题和写作方式，比如卡夫卡《变形记》的创作奇特构思，甚至打破以人为主体的叙述方式。比如阿兰•罗伯－ 格里耶在文学中“放弃了塑造人物的努力，也就是说，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人物并不那么重要，而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人物。”［4］63张锐锋通过描述阿兰•罗伯－ 格里耶的创作理念，提出与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物我”两维世界观的狭窄，也打破了来自阴阳家邹衍、儒家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当代科技信息化视域下，人物、动物、生物乃至微生物，都是一样平等的竞争者。所以，在张锐锋看来，只有将人放在和自然万物等同的起点上，才能激活创作者的超时空情感。细观诺贝尔文学奖的入选作品，莫不如此。为了引导读者的阅读意识，张锐锋用麦尔维尔的《白鲸》将人放入到了更广阔的宇宙中，接受自然的评判。

在张锐锋《皱纹》、《蝴蝶的翅膀》、《祖先的深度》、《月光———重释童年》等等多部作品中，都提及了童年的这个问题，他认为重建当代作家的创作世界要从童年期的童话修复。他对照了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单调，“没有童话，实际上证明了我们精神的萎缩，我们灵魂空间的收敛，我们价值观的扭曲，以及我们生命价值的降低”，作者用布莱希尔的声音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在这些地方，思考已经成为一种呼唤、一种呼喊，对蒙昧者的布道。”在中国散文创作中何尝不需要这样的声声呼喊呢，历经多少年的风霜雨雪，为什么我们只有经验而没有建立在科学哲学层面的独立思考呢? 对于散文创作来说，不是只有学者才需要科学的视野、哲学的逻辑，对于所有的散文创作来说，都需要整体的提升。

当然会有人质疑，中国作家是否应该了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体系，张锐锋用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走向世界的成功，有力的回答了这样的质疑。川端康成是最接近中国文化体系的人，“他的视线常常尖利而敏感，经常能够将目光的触须探到一些被我们忽视的、甚至看不见的暗淡角落。”［4］146 而这样的书写能够得到世界的青睐，是因为“川端康成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信仰者”，在作品中他与世界的地平线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