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人史”设想之提出及其说明的问题

1933 年7 月，鲁迅在《晨凉漫记》一文中提及，他曾有仿清代金古良《无双谱》作一部中国“人史”的设想，“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但鲁迅有感于《无双谱》“坏人好像是没有的”遗憾，提出编纂“人史”应当“如英国嘉勒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 张献忠当然也在内”。①从上述文字看，鲁迅编纂“人史”的设想主要来自《无双谱》及两部外国传记作品的启发，其实这只是表象，真正激起鲁迅编纂“人史”愿望的不如说正是文中提及的张献忠等传统人物，因为在鲁迅看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而关于张献忠的材料则来自野史《蜀碧》、《明季稗史汇编》等，这就提醒人们不能流于表面，而应该深入探究鲁迅“人史”设想的思想资源及其所表现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鲁迅“人史”设想的提出起码有如下两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鲁迅对于史学，特别是所谓野史的兴趣浓厚而持久。这首先表现在其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史方面，除去1924 年出版的后来被郭沫若誉为“中国文艺史上的双壁”②之一的《中国小说史略》外，同年七、八月间，鲁迅应邀往西北大学演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1926 年夏受聘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编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的讲义; 次年到中山大学，仍讲授中国文学史，讲义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 收入1938 年《鲁迅全集》时更名为《汉文学史纲要》) 。

在此前后，鲁迅还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一再提及编纂《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字变迁史》的相关设想及资料收集情况③，并表示自己“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④。这就不仅表明了鲁迅对于史学的浓厚兴趣，也更加彰显出其对于自我史学修养的自信。不仅如此，据学者考证，“……他最早写出的论及人与科学以及艺术、宗教、文化的长篇论文，几乎都具有‘史’的特点”。这里所说的长篇论文是指鲁迅留日时期写下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文言论文，这一组论文的确具有史的特点，论者进一步发挥道:“可以说，他步入学苑之始，就具有某种治学重史的思维定势。”⑤值得追问的是，鲁迅对于史学的这份兴趣与自信从何而来呢? 这就不得不提及青年鲁迅的教育背景了。

据周建人回忆，因为祖父周介孚主张孩子初学首先应该获取一点历史知识，所以“我们覆盆桥周家三台门，都不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而是读《鉴略》”⑥。在另一处地方，周建人还说过几乎同样的话: “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很不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 虽然那书并不好懂) 。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⑦鲁迅后来也回忆说: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⑧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除去《鉴略》，据周作人回忆，“小时候在书房里学做文章，最初大抵是史论，材料是《左传》与《纲鉴易知录》，所以题目总是管仲论汉高祖论之类。”⑨正是由此开启了青年鲁迅对于历史，特别是所谓野史的广泛兴趣，这一点早年与鲁迅朝夕相处的周作人表述得最为清楚:“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历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残暴，从《鸡肋篇》知道往杭州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这些材料归结起来是‘礼教吃人’，成为《狂人日记》的中心思想。”

对于“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无道，正史上也不能讳言，但鲁迅更从《皇朝典故》的另本《立斋闲录》中看到别的记录，引起极大的义愤。”⑩鲁迅不仅从野史中提炼出日后文学创作的中心思想，更因此形成了周作人所谓的“对于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之创作特点，“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灛伂嫛：罄丛凇堵逞傅奈难�修养》一文中，周作人又将鲁迅创作的这一特点与两浙文艺传统联系起来:

鲁迅的著作，不论小说或是杂文，总有一种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这个特色寻找它的来源，有人说这是由于地方的关系。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成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了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东还有毛西河，他几乎专门和“朱子”朱晦庵为难，攻击得绝不客气，章实斋、李越缦不肯犯“非圣无法”的嫌疑，比起来还要差一点了。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灛伂�

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也使得鲁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主张“治学要先治史”�灛伂崳�这一点可以说与黄宗羲“学者最紧要者乃通知史事”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因此在鲁迅看来，“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灛伂帯Ｔ诹硪黄�文章中鲁迅还劝青年与其读经不如去读史: “我以为伏案还未功深的朋友，现在正不必埋头来哼线装书。……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 或者看杂说。”�灛伂徴�是因为对于历史的重视，他不多的学术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小说史、文学史与文字变迁史的研究中，其实，这些工作也是鲁迅从文学史方面对自己的一种交代，因为他说过: “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灛伂惗�“人史”之设想可以说正是鲁迅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一种尝试。其次，“人史”不同于小说史、文学史、文字史的地方正在于这是一部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为中心的史学著作。对史学的关注最终落实在以“个”为单位的历史人物身上，并试图以此来照亮现实人生，这也是鲁迅关注史学的一大特色。同时，“人史”的提出也再次彰显出鲁迅一生所孜孜以求的国民性改造问题，从20 世纪初与友人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到日本时期“立人”方案的提出，再到五四之后一直在延续的国民性批判话题，直到此时“人史”设想的提出，其实这一系列工作所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即对于20 世纪新的理想人性的不懈探讨。如果说上世纪初“立人”方案的提出更多借鉴了以摩罗诗人与新神思宗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人物范式，那么，1930 年代“人史”设想的提出则更多的把目光投注到了中国传统人物身上，一个据说是全盘性反传统的五四人物怎么会再度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呢? 这是真实的吗?如果是，它又是怎样发生的? 这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表。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编纂“人史”的设想与20 世纪初的“立人”方案以及长期进行的国民性改造话题是一脉相承的，唯一不同的是，与青年时期相比，步入晚年的鲁迅竟然在中国传统中发现了一系列他称之为“中国的脊梁”的历史人物，“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名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灛伂懖⒃谧詈笠徊啃∷导�《故事新编》中用历史小说的形式书写了以禹墨遗风和复仇精神为主线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初步实现了其“人史”的蓝图。编纂“人史”的设想、“中国的脊梁”命题的提出以及《故事新编》中一系列历史人物的塑造，一前一后，可见并非一时之念，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的。遗憾的是，“人史”未能成卷，相对于中国文学史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言，“人史”则是更大的空白。但值得指出的是，鲁迅“人史”设想的提出不仅说明鲁迅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更说明鲁迅一以贯之的对于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不单是来自西方思想影响的结果，毋宁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更多的建立在对本民族民族性格与历史人物的深刻认识之上。�灛伂捀�为重要的是，对史与人的长期关注一向是浙东学派的治学重心与治学传统，鲁迅“人史”的提出以及对于乡邦文献的辑佚、考订等工作正是在这一传统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

二、人与史: 浙东学派的治学重心

章学诚在追溯浙东史学发展历程时，即指出: “浙东史学，自宋元数百年来，历有渊源。”�灛伂摰娜啡绱耍�特别是宋明以来，重史之风成为浙东学派最为重要的学术特色。在空谈心性几成时尚的南宋思想界，浙东金华学派吕祖谦与朱、陆鼎足而立，却欲以“中原文献之统”来重振学风，“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 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于圣人则一也。”�灛偓姸浴爸性�文献之统”的重视，不仅使得吕学与朱陆鼎足而三，更由此奠定了浙东学派重史的学术传统。开创永康学派的陈亮不到二十岁就写下《酌古论》，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特别是运用历史进化的观点，批判了朱熹的道统论。叶适亦同样重视史学的重要作用，说:“不深于古，无以见后; 不监于后，无以明前;古今并策，道可复兴。”�灛偓嫴唤鋈绱耍�他更提出“《春秋》名经而实史”的重要观点，在尊经贬史的时代氛围中，这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学术观点，也为日后章学诚正式提出“六经皆史”说埋下了伏笔。明清两代浙东学人对史学的重视更为明显，学术成就也更大: 首先表现在修史方面，据统计，明初修《元史》，参与者三十一人中浙东人就占了十一个名额�灛偓專�宋濂、王祎更是前后任《元史》编纂总裁。清代修《明史》，浙东人亦是中坚，黄宗羲虽未直接参与，但是通过黄百家、万斯同等人，《明史》还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主张与史学原则; 其次，在专史方面亦取得了重要成绩，特别是地方史与学术史的写作方面。宋濂除任《元史》总裁外，还独自撰写了《洪武圣政记》、《浦阳人物记》等，从而开有明一代编修当代史和地方史之风气，如张元忭《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云门志略》，周汝登《嵊县志》等。清代章学诚亦非常重视地方史的编修并提出“志属信史”的主张，梁启超十分看重章氏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称“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灛偓崱Ｕ愣�地区明清两代最重要的史学成绩或许还在学术史的编纂方面，特别是黄宗羲的两部学案( 即《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 ，不仅开学案之先河，更是为后世学人提供了宋元明时期重要的学术资料，黄宗羲的史学贯彻了他的如下主张: “学必原本于经术而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灛偓幠压至浩舫�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黎州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灛偓彙Ｔ俅危�明清两代的史学成就还表现在史学理论的建构方面，尤以章学诚《文史通义》最为典型。《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并称古代史学理论著作的“双碧”，特别是其中对“六经皆史”命题的发挥，更是启示了晚清章太炎等人对于六经的重新把握与评判，从而彰显出中国史学的近代意义。

欧洲有学者甚至认为章学诚可与阿拉伯古代史学伊本凯尔东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学家并驾齐驱。�灛偓愖苤�，浙东学术不仅有重史的传统，更是在其漫长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甚至代表着明清以来中国史学的最高成就，对此梁启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浙东学风，从黎州、季野、谢山起以至于章实斋，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灛偓懫涫担�浙东重史之风直到晚清仍不绝如缕，章太炎即是其中一例，钱穆即认为章氏在音韵、小学方面的成就，“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并进而提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灛偓捳率纤湮�浙西人，却明确自称“余，越之贱氓也”�灛偓摚�章氏不仅以越人自居，在学术传承方面更与浙东人渊源颇深，不仅如研究者所称，“受浙东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灛儸姟６�且章氏早年就读诂经精舍期间，两名浙东业师对其影响颇深，一位孙诒让，一位黄以周，因为这层关系，又影响到鲁迅对清学的整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