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西走廊被视为佛教进入中国的门户。早在西汉末期,佛教就在敦煌地区出现,到了唐中叶之前,佛教通过河西走廊传播至中原地区,并在此期间实现了中国化。唐中叶以后,河西走廊被纳入吐蕃版图,佛教信仰逐渐转变为以藏传佛教为主导。元代,萨迦派和噶举派在河西走廊盛行,而明清时期,随着格鲁派的兴起和发展,河西走廊成为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可见,河西走廊佛教信仰的变化与当地的人口结构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汉族居民占多数时,汉传佛教得到较快发展;而在少数民族比例增加的情况下,藏传佛教则成为主要信仰。敦煌作为连接西域的枢纽,是佛教进入中国后的第一个重要站点,而武威和张掖则成为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区域。 关键词: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河西走廊 莫高窟 甘肃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的省份,甘肃佛教信仰的分布情况与其他省份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底蕴都非常深厚。河西走廊更是堪称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历史上,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将河西走廊视为自家佛法传播的重镇,该地区的佛教信仰发展也经历了数次兴落。本文拟对该地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发展的时空特点进行梳理,从而进一步总结出其中的结构性特征。 一、西汉末期至唐中叶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发展 佛教在敦煌地区的出现时间可溯至公元一世纪,悬泉汉简中记载“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1]浮屠即“佛”,这种称呼是佛教早期在中国传播时的音译。这亦可以说明,佛教实际上传入中国的时间甚至会更早。公元70年前后,贵霜王国国王迦腻色迦王召集五百罗汉,于罽宾国(今印控克什米尔)举行印度佛教历史上的第四次集结,此次集结将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和其他许多佛典进行了整合。对汉传佛教影响极大的《大智度论》和《十诵律》最早就是说一切有部整理并发扬的典籍。这次集结产生的影响也从罽宾传入大宛、大月氏、龟兹等国。事实上自张骞之后,西域诸国的官方联系并没有断绝。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70年后,甘英、贾方国、班固、班勇等人仍然多次以军事行动或是外交行为继续着与西域的交流。佛教具体传入中国的时间并无确切答案,据考古学家考证,悬泉汉简成书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这意味着最迟至东汉早期,佛教在敦煌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宗教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的佛教发展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这种快速发展对佛教来说是极其幸运的。因为彼时的河西走廊地区时常经历着政权的变动。西晋著名高僧竺法护,其一生都致力于译经事业,译有《金刚经》《维摩诘经》等著名的大乘佛教经典。他曾为求《般若经》,跟随其师游历西域诸国,被称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卒年无确切定论,依照李尚全在《“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一文中的考证,其生于曹魏时期(228年),卒于西晋末年(306年)。竺法护世居敦煌,凭借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沟通的要冲这一优势,他积极寻求印度传来的佛教经文,并将其译为汉文。为佛教早期在中原传播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最为动荡的时代之一,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发展应当以鸠摩罗什困于凉州为分界线(今甘肃武威)。鸠摩罗什生于龟兹,从小跟随其母修持佛道,曾于罽宾跟随一切有部论师盘头达多学习佛法。后回到龟兹,其高深的佛学造诣使西域36国为之震惊。前秦皇帝苻坚听闻鸠摩罗什盛名后,派遣大将吕光率领重兵前往龟兹迎鸠摩罗什入长安说法。《高僧传》中记载:“纯不从而战,光遂破龟兹,杀纯,立纯弟震为主,光既获什。”[2]此举虽是以迎高僧说法为借口,从而发动对西域36国的军事行动,但客观上也体现了苻坚对佛教的重视。然而,在吕光准备班师时,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落败,后被后秦皇帝姚苌斩杀,吕光遂盘踞于凉州一带,建立后凉。鸠摩罗什被困于凉州时,虽无法弘道,但却有着舒适的生活环境,吕光对其待遇较为优渥。彼时的中国其他地区都陷入连绵的战争,“天下丧乱,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惟凉州独全。”[3]远离战乱的地理环境,使得鸠摩罗什能潜心修习佛法,并且进一步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鸠摩罗什译经在准确传达经义的同时兼具信达雅,这可归功于其受困凉州的15年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鸠摩罗什所译多为大乘经典,其中尤以大乘中观学派之经文为最,翻译范围涵盖几乎所有三藏:《大智度论》《百论》等论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楞严三昧经》等经文;《比丘戒本》《十诵律》等律例。上述著作都由鸠摩罗什首次翻译或是重新校对后翻译,这些成果纵观整个中国佛教史,堪称震烁古今。 除此之外,著名高僧昙无谶也曾在河西走廊长期主持译经工作。昙无谶是中天竺人,精通大乘、小乘经典,由西域入敦煌传播佛教,后受北凉皇帝沮渠蒙逊邀请,赴姑臧(今甘肃武威)译经。昙无谶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其在道朗、慧嵩、道进等河西僧团的成员帮助之下译出40卷本的《大般涅槃经》(史称北本)。北本流传到南方后,验证了道生所认为的“一阐提亦具佛性”,道生因此也被称赞“孤明先发”,被后世尊称为“涅槃圣”。同样,正是北本《大般涅槃经》的传入,南方僧团和士子才真正掀起研究“涅槃学”的热潮[4]。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意图迎昙无谶入北魏译经弘法,沮渠蒙逊因畏惧北魏的强大,又不愿将高僧拱手相让,遂谋杀昙无谶。 北魏时期皇室宗亲,东阳王元荣久居敦煌,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积极组织并参与译经抄经工作,同时大力扩建莫高窟。“研究者通常将敦煌石窟南朝风格的出现与元荣在敦煌的经历相联系,主流观点是将莫高窟第285窟与249窟视为其参与营建的洞窟。”[5]元荣曾在普泰二年(532年)与其子叔和进京述职,于洛阳将当时最为先进的彩绘技术与颜料带回敦煌,从而诞生了莫高窟中这两座仅有的南朝风格的洞窟。唐中叶以前,规模最大的僧侣远赴西域及天竺寻求佛教经典的活动,当属玄奘西行。玄奘西行求法17年,回到长安后又主持翻译了《大般若经》《解深密经》等大乘经典,开创了法相唯识宗,其在唐朝早期和中期的影响力非常大,近代唯识学思想又被熊十力、唐君毅等学者发掘出更深层的哲学内涵。玄奘西行对佛教中国化的完成而言有着基础性意义。 从西汉末期一直到唐中叶,河西走廊一直承担着印度佛教与中国大地中原文化的交流任务。佛教中国化持续700多年,也终于在唐中叶前得以完成。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语言层面上,佛教的话语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形式。从民族性格角度来看,因果报应等佛教义理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与文明结构。从宗教意义上看,“佛教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宗教模式,以其理性思辨与超验观照相结合的样式与传统的民间信仰和原始宗教划分出了明确的界限。”[6] 二、唐中叶至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发展 安史之乱后,吐蕃王朝逐渐蚕食河西走廊,至786年,河西走廊全境被吐蕃攻陷。吐蕃王朝的民族构成以藏族为主,藏族自松赞干布时期始信佛教,汉地与印度几乎同时向吐蕃传播佛教。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实际处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共同作用的境况之下。吐蕃将敦煌作为佛教中心进行发展,彼时的敦煌是藏传佛教早期的传教中心,并且因其接壤西域的独特地理优势,汉传佛教、印度佛教、西域佛教、藏传佛教在此互相融摄,使敦煌地区的佛教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河西走廊的其他地区,诸如姑臧、张掖等地,亦深受影响。在吐蕃经历了朗达玛灭佛运动后,敦煌因保留了前弘期许多经文及教义传承,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展开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西夏王朝历任君主都信奉藏传佛教,仁宗李仁孝曾派遣使者赴西藏楚布寺恭迎噶玛噶举派初祖噶玛巴·都松钦巴赴西夏传法,都松钦巴派其弟子格西藏波瓦替其前往,格西藏波瓦抵西夏后初在凉州翻译经文,讲授佛法。后西夏仁宗恭迎格西藏波瓦赴国都说法,将其尊为上师,由此可见西夏王朝对藏传佛教的重视。“著名史学家史岩在考察张掖马蹄寺后指出:‘大致西夏时期是一个转折点,那时的佛教造像已经发现很多密宗成分;元代开始出现了喇嘛教的艺术形式,直至近代仍不衰落。’”[7]并且,西夏王朝十分重视对莫高窟的维护和建设,其中第465窟被谢继胜判定为西夏时期所造之洞窟。“主题是藏传密教曼荼罗从雪域高原移植到丝路敦煌,强调八大尸林所体现出来的藏传佛教特有的密法与修行观念,同时又加入受汉地佛教影响的窟顶全新的七佛系统,成为这一时期‘神系重构’的典范,让我们看到西夏佛教建构全新佛教体系的尝试,以及对佛法修持的努力。”[8] 元代河西走廊地区主要盛行的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和噶举派。最为著名的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曾赴凉州与成吉思汗之孙阔端会谈,避免了元朝武力征服西藏。萨迦班智达在1246年抵达凉州,直至1252年去世,都在凉州传播佛法,并主持修建了凉州四部寺。忽必烈后来又尊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为帝师。凉州成为元朝极为重要的萨迦派思想的汇聚地。元朝时期噶举派也在河西走廊有着广泛的传播,噶玛噶举派第二世噶玛巴活佛噶玛拔协曾受忽必烈之邀与八思巴一起为其讲经。无论是萨迦派还是噶举派,藏传佛教始终是元朝时期河西走廊势力最为雄厚的宗教,汉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发展则逐渐式微。 明朝是河西走廊地区藏传佛教相对而言平稳发展的阶段。明初,发端自青海的格鲁派兴起,河西走廊因其与青海接壤,率先接收到格鲁派的传播。宗喀巴大师的弟子绛钦却杰赴京面圣时,在武威讲经说法,明英宗因其佛法精深,封其为“大慈法王”。明廷认为“河西习俗,多崇佛教,西番尤为敬……重修马蹄寺,实为羁縻控制之计,岂世之幸福,缴利于神者可列论哉。”(1)明成祖朱棣曾赐名张掖马蹄寺为普光寺,意图以马蹄寺为中心,管控张掖武威一带的藏传佛教。清朝时期,格鲁派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清廷秉持着“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战略,大力发展格鲁派(格鲁派又称黄教)。康熙皇帝曾命天祝达隆寺主持赴京说法,并御赐报恩寺的名称。乾隆皇帝曾御赐马蹄寺黄龙袍一件、金马鞍一副。六世班禅在进京拜见乾隆皇帝时,专门在河西停留,为僧众讲经说法。可以说,河西走廊是格鲁派传播过程中的重镇。 三、河西走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结构性特征 在时间分布上,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发展有着明显的分界,基本上以吐蕃占领敦煌为时间节点。在这之前,佛教以汉传佛教为主,并且河西地区是大乘般若学与大乘涅槃学等大乘学派在中国发展之滥觞。宗教信仰的快速转变与河西走廊地区的人口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敦煌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居住在此地的多为月氏人和乌孙人,秦汉之际匈奴则盘踞于此,不断骚扰西汉边界。汉武帝即位后大规模讨伐匈奴,将河西地区控制在西汉的统治之下。”[9]河西地区的汉族居民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中原移民,中原大族姓氏由于各种原因迁居敦煌,他们逐渐在敦煌立足。他们以军功起家,获取官职,成为敦煌当地的豪门。后来又以儒学为正统,为官世宦,成为敦煌大族。正是河西大族悠久的儒学根基,使得早期佛教传入后,更容易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摄。吐蕃王朝占领河西走廊后,该地区的居民比例中,藏族和党项族人数逐渐增加,加之在安史之乱前,藏族与党项族本就混居在青藏高原地区,因而有着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结构,宗教信仰也更趋于一致,藏传佛教在此时得以快速发展。后期无论是元朝还是明清两朝,河西走廊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都远高于其他省份,故而藏传佛教得以继续获得传播的土壤。 在空间分布上,河西走廊地区的佛教传播主要围绕着敦煌、武威、张掖三地展开。敦煌作为链接西域的要塞,是河西走廊地区最先接触到佛教的城市。因其多地通路的性质,各国家各民族的僧侣数量十分庞大,译经事业十分繁盛。敦煌与长安和江南之间有着某种逻辑上的直接联系,新译出的经文或是新传入的佛学思想,在经过敦煌僧侣学者的整理后,往往直达长安,避免了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文遗失或思想变质。可以说,敦煌的地理意义是汉传佛教得以持久发展的必要条件。武威、张掖两地反而是藏传佛教兴起后,逐渐成为理论重地。无论是前弘期的藏传佛教还是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因武威、张掖毗邻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直接使得藏传佛教的传播不再需要经过敦煌,而是取道河西走廊中段,顺金川河(明称水磨川)转入永昌卫,在经由今山丹、永昌、民乐一带草原,而后穿扁都口翻越祁连山,转入青海。 河西走廊地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发展有着以下几个结构性特点。首先,民族结构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选择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当汉族居民占据人口的绝对多数时,汉传佛教就迎来高速发展期,反之,当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大幅增加时,无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哪一个少数民族,河西走廊都会倾向于信奉藏传佛教。其次,地理位置决定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不同的兴盛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藏地与蒙古并无佛教,佛教由敦煌进入中国后,唯有沿着狭长的河西走廊向中原传播,这为唐中叶佛教中国化的实现提供了客观条件。然而在佛教中国化完成之后,汉地佛教开始像印度佛教一样,向周边开枝散叶。藏地同时接受汉地佛教与印度佛教的浸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自此之后,藏传佛教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无需再通过敦煌,而是直接从河西走廊的中段武威、张掖等地进行传播,这就使得河西走廊地区在唐中叶后基本成为藏传佛教的理论重地。 四、结束语 河西走廊作为佛教初传中国的要冲,见证了佛教与汉文化的交融及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汉传佛教的早期译经活动到藏传佛教的兴起与发展,该地区宗教面貌的变迁与民族结构及地理环境紧密相关。汉传佛教在汉族聚居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而吐蕃统治后,藏传佛教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元、明、清各朝的宗教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藏传佛教的繁荣,尤其是格鲁派在清代达到鼎盛。河西走廊的佛教发展史,不仅反映了宗教信仰的流变,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缩影,体现了文化间的互动与融合,为研究中国佛教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资料。 参考文献 [1]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185. [2]释慧皎.高僧传:卷2[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23-50. [3]魏收.魏书:卷99[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94. [4]圣凯.《大般涅槃经》在两晋时代的传承与流行[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1(2):33-39. [5]魏健鹏.元荣抄经与莫高窟第249窟的营建关系探析[J].敦煌学辑刊,2020(1):124-134. [6]宋玉波.佛教中国化历程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4. [7]贾学锋.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与发展[J].西藏研究,2003(2):36-40. [8]沙武田.重新认识敦煌西夏石窟:敦煌石窟对西夏研究的独特贡献[EB/OL].澎湃新闻网.(2023-01-08)[2024-02-1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420295.2023-01-08. [9]孔令梅.敦煌大族与佛教[D].兰州:兰州大学,2011. 注释 (1)见《重修马蹄寺碑记》,《东乐县志》第4卷,碑记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