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国际公约和中国非遗保护法规文件精神指导下,20年来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及相关文件有着不同的逻辑走向,前者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社区主体性及其创造性,后者重视统一性、民族主体性与传统性。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特色在于:国家主导的系统性保护格局与相关制度创新,社会全面参与的中华文化传承,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逐步增强的“非遗的人民性”。基于非遗保护的历史与经验,未来的中国非遗保护实践需注重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应该抓关键与重点;鼓励社区民众的文化创造与族际的文化交流与共享;处理好非遗保护传承过程中的道、艺、器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等。

关键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可持续发展  文化共享

20年来，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认知层面来讲，全社会无论从中央到地方，从群体到个人，对非遗都相当熟悉；就保护实践而言，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非遗保护制度体系；从非遗保护范围来看，无论理论研究还是非遗文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非遗的传承与创新、非遗与文旅的融合成为社会热点。为了进一步推进与深化中国非遗保护工作，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看法。

一、《公约》与《非遗法》及相关政府文件的比较

当前，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主要遵循两大权威文件系统，一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主的国际公约，其所确立的保护机制和倡导的精神为各缔约国提供了参考标准和指引；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为代表的国内法规及相关政府文件，是我国政府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它们对于非遗保护实践在不同层面上均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与约束力。若将二者关于非遗的定义、保护宗旨与保护方式等进行比较，会清晰地看到二者在工作重点与指向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公约》强调基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状态，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尊重和欣赏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创造力。《非遗法》偏重于从中华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角度，强调非遗对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有着密切关系，却又体现出显著不同的逻辑走向。这也是为何中国非遗保护实践在20年间有如此成效的动力所在(1)。

（一）多样性与统一性

《公约》制定的初衷是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使不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平等的对话，以保持文化多样性与创造性。《公约》前言中专条提出要“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2)。总则的宗旨中还提到“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3)，强调非遗保护的目的是提高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欣赏。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进一步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和“共同遗产”(4)，号召为人类的共同利益珍爱和维护文化多样性。2006年，全国人大批准了这一国际公约。

在中国非遗保护语境下，非遗保护的目的倾向性有所不同。2005年《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5）]从国家的角度来定义非遗的功能与意义，强调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以及维护国家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5)。2011年正式实施的《非遗法》根据国家建设需要，以“三个有利于”概括出非遗保护的意义，即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6)。

可以看出，《公约》是从不同文化主体的角度来强调非遗的价值和意义，《非遗法》与国办《意见》（2005）则是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角度强调非遗的功能与价值。《公约》是要解决文化趋同、价值一体化的问题，希望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则是要接续中华文化传统，寻找统一的民族情感与价值观，以维护民族文化的统一性。一体的多样与多样的一体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二）社区性与民族性

《公约》强调对文化持有者的尊重，支持“社区、群体和个人”(7)作为非遗保护主体的地位。《公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与其他相关部分都强调社区为非遗保护的第一主体，并特别增加了一些限定条件，说明非遗必须“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适应“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顺应可持续发展”(8)。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促进对非遗的尊重和规范性保护利用，审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下简称《伦理原则》）。该原则作为一项补充性文件，再次确认了社区在非遗保护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尊重其意愿、使之事先、持续知情并同意”(9)的重要性。《公约》和《伦理原则》是国际层面开展非遗保护的基本遵循，其宗旨是强调对文化多样性、文化持有者文化权利的尊重，以及对由此产生的利益进行保护，因此其重点落在社区、群体与个人。

与之相对，《非遗法》及相关文件，则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角度，强调非遗对于文化传承的功能与价值。《非遗法》总则第一条明确指出，制定本法的目的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0)，所保护的是“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1)。《非遗法》更多的是从整体角度，从国家内部的文化价值角度去界定非遗及非遗保护的目的，其所对应的非遗保护主体是全体国民，是集体性的、全民族性的，这与《公约》有着明显的差异。

（三）创造性与传统性

《公约》更强调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创造性。《公约》关于非遗保护的说明与“总则”中的非遗定义反复突出强调非遗的“不断再创造”，指出非遗的重要特征是动态的，是随着时代环境与自然时空而流动变化的，这种流动变化体现出非遗传承主体的创造力。从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前途命运出发，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通过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来推动全人类的共同进步。

《非遗法》与相关文件着重强调非遗的传统性。《非遗法》总则第二条对非遗的界定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12)，在这里，“传统”成为中国非遗的重要特征以及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概念，并成为中国语境下的非遗分类标准(13)。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是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基于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自我认同并构建文化自信的一种客观需要。是否具有传统性是非遗保护对象的首要条件。因此，中国的非遗保护在初期阶段强调“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对文化传统如何以创造性的姿态服务当代关注不够。当前，党和政府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作方针，从某种意义上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给出了新的方向性提示。

二、中国非遗保护实践的特色

作为《公约》的履约主体，中国政府将非遗保护作为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契机，举国推进非遗保护工作，在20年来创造出具有中国非遗保护特色的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

（一）国家主导的系统性保护格局与制度创新

中国自2004年批准《公约》以来，在《公约》理念的指导下，适应本国国情与民族文化建设需要，逐渐形成了系统性保护格局，并不断进行相关保护制度的完善与体系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