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梳理欧洲内部移民回流规律发现，让子女在原籍国接受教育是欧洲移民回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受跨国制度和社会文化差异的影响，回流儿童普遍面临教育体制和课程适应、教师教学风格以及教学语言适应等方面的教育困顿，并经历了向下的教育流动。东道国通过开设母语班或母语培训，原籍国通过在国家战略、法律框架和教育政策等层面制定系列教育融合措施，初步建立了回流儿童教育融入体系。制定具体化的落实方案、强化教师培训以及建立回流儿童学情监测和评估系统，是解决回流儿童教育衔接问题的政策趋向。

关键词: 欧洲  回流儿童  国际移民  学业适应障碍  教育困顿

在全球移民浪潮中，回流作为比移民融入社会更具挑战性的过程日益受到关注。相比对整体移民群体的关注而言，回流儿童是相对隐形且研究不足的群体。在国家决策视野中，东道国和原籍国(1)均没有系统监测回流儿童的规模、流动性及回流后的发展状况[1]。在移民研究中，儿童往往被视为“行李”或成人焦虑和负担的来源，关于回流儿童在原籍国可能遇到的潜在结构性不利因素及其影响的研究一直处于缺位状态[2]。回流儿童是移民系统中最脆弱的群体之一，其生活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但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教育体系中均处于边缘地位，需要努力应对相互冲突的身份和价值观，在不同教育体制之间寻求平衡。为促进回流儿童群体的健康发展，有必要探究回流儿童的教育经历。

从国际移民规律看，劳动力的迁出与回流是一个相伴生的过程，劳动力回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3]。二战结束后，除了短暂的东欧难民潮外，劳动力移民是欧洲内部最主要的移民类型。欧盟的建立更是推动了欧盟成员国劳动力的跨国迁移。这些移民在东道国工作生活一段时期后便会返回原籍国，由此衍生了规模庞大的回流儿童群体。从国际回流儿童研究力量的分布看，欧洲是对此问题研究较早、相对深入的地区。此外，欧洲跨国迁移劳动力的生存状况与中国农民工几乎一致，他们在次要劳动力市场承受繁重的工作压力、心理压力后，带着积蓄和家人回到家乡[4]。

当前，受异地升学、普职分流、民办学校招生限制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高考依然困难重重，一般只能选择返乡就读(2)。与欧洲跨国回流儿童一样，我国农民工回流儿童也面临因环境改变和地区教育差异引起的学业适应困境，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尤其是在当前国家深入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重视和回应农民工回流儿童学业适应问题是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激活乡村活力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的完善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欧洲内部的回流儿童发展状况，探究回流儿童的学校适应困境及社会各界采取的干预策略，以期为改善我国回流儿童的教育处境提供经验借鉴。

一、回流背景：欧洲回流儿童的形成及潜在风险

1.欧洲移民回流背景

二战后，欧洲主要经历了三次移民潮。一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劳工移民潮。这一时期，西欧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纷纷通过与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前南斯拉夫等地中海沿岸国家签订双边劳工协议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形成欧洲内部的劳工移民潮。这些劳工协议都是以轮换原则为基础，但轮换原则对双方都未起作用，西欧企业更愿意雇佣已受过培训的熟练工人，外籍劳工也不愿离开待遇和社会福利丰厚的东道国。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所有西欧国家都终止了外国劳工招募政策。但与此同时，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移民潮开始形成。因此，这一时期西欧国家的移民总量仍呈上升趋势。如联邦德国的外国人口从1970年的298万人增长到1989年的449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7.7%[5]。二是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难民潮。1989年至1992年，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大量东欧难民自东向西迁移。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的经济破产和局部地区的民族冲突进一步刺激了难民外流。除西欧国家外，受地缘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希腊和意大利也成为主要的移民接收国。21世纪初，英国由于较好的移民待遇逐渐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移民目标国。三是欧盟成员国内部的移民潮。欧盟通过《申根协定》和《阿姆斯特丹条约》实施一体化的移民政策，允许成员国公民自由流动。自2014年起欧洲内部流动人口持续增加，2019年有1790万欧洲人生活在另一个欧盟国家，其中1300万人是劳动力人口，34%的工作移民是高技能人才，46%的移民选择英国和德国作为目标国[6]。

在移民不断涌向目标国的同时，大量移民也在陆续返回原籍国。1960年至1990年，1800多万移民来到德国，其中约有1300万移民及其家庭成员返回原籍国。大约80%的希腊移民在德国生活15至20年后返回希腊[7]。德国本国的年均回流人口从20世纪90年代的6.8万人增加到世纪之交第一个十年的8.9万人，2010年以后增加到11.1万人[8]。2009至2013年，共有133544名成年移民因金融危机返回阿尔巴尼亚，其中33.7%的人携带了伴侣和子女[9]。可见，迁移与回流是并存的过程。正如拉文斯坦在其著名的《移民法则》列表中指出的移民回流原则：“每一个迁移潮都会产生一个补偿性的逆向迁移潮。”[10]

关于移民自愿回流的原因，经济学理论主要从经济动机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移民是为了获取最大化收益，而回流是因为未达到预期经济目标。新迁移经济学则将回流视为移民深思熟虑和成功实现经济目标的结果。结构主义在经济理论视角上增加了一个维度，认为在分析回流决策上应考虑家庭环境下的社会和制度背景[11]。在结构主义理论下，瑟瑞斯提出了区分第一代回流移民的四种类型：基于失败、保守、退休和创新的回流[12]。此后，许多基于国别的研究都表明，移民的回流决策通常与社会和心理因素有关，且非经济因素比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如安格发现，移民从联邦德国返回希腊的主要原因包括：子女教育(44%)、与留在希腊的子女团聚(15%)、家人健康(15%)、思乡(9%)、一般家庭问题(8%)和移民目标的实现(4%)[13]。库努罗格鲁分析了从德国、荷兰和法国返回土耳其的移民的回国动机，主要有在东道国感知的歧视和黯淡的工作前景等推力因素，以及土耳其蓬勃发展的经济、积极的社会文化生活、舒适的气候环境、紧密的家庭纽带和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等拉力因素[14]。韦森多夫对意大利第二代回流移民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回国梦、难以获得公民身份以及幼年的回国探亲经历，强烈影响了二代移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15]。根据非物质收益构建移民回流理论并不罕见，通常涉及从经济发达的接收国向欠发达的输出国的迁移，这是对经典移民论述的一种反转，也表明回流是移民根据生活质量、家庭和非物质利益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合理选择[16]。

2.儿童在回流决策中的作用

子女教育在回流决策中存在双重作用，移民父母通常根据子女的最大化利益做出去留决定。有子女在东道国接受教育是移民回国的一个阻碍性因素，因为回国意味着教育过程的中断和面临再适应问题[17]。然而，当有子女的移民家庭决定回国时，父母通常认为是为了子女的利益。许多关于回流原因的研究表明，移民回国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子女能在原籍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和拥有平等的国民身份[18]。随着移民时间的增长，移民父母倾向于将生活的非物质方面理想化，否认最初移民或回国的任何经济动机，根据自己对童年的选择性和理想化记忆，认为原籍国比东道国更能为子女提供良好成长和教育的环境[19]。子女在东道国学校里受到的歧视、东道国与原籍国之间的教育制度差异以及不认同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等因素都会促使移民为了子女教育而回国。如拉祖姆等发现，土耳其移民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土耳其的教育系统能更好地为子女的未来生活做准备，同时担心在东道国因不熟悉学校教育制度和语言而不能为子女提供充分的支持和指导。此外，他们不认同东道国的宗教和社会文化，不希望子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长大[20]。哈奇克里斯托和霍普夫对希腊回流移民的研究发现，国外的希腊父母希望子女的成长能根植于希腊文化的价值观、标准和传统中，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21]。

3.回流对回流儿童的蕴意

根据格梅尔奇的观点，回流不包括循环移民或短暂返乡但没有在家乡定居意愿的迁移人口[22]。回流并不完全等同于“移民周期的结束”或“回家”。由于移民对原籍国的归属感是复杂的，他们尝试融合不同世界的精华，因此，回流不是简单的重返故土，而是充满困难和重新融合障碍的不稳定旅程[23]。当涉及回流儿童(3)时，“回流”一词通常被加上引号，以表明回流儿童回到父母原籍国的过程复杂性。对从小生活或出生在东道国的回流儿童而言，其回流经历是非典型性的，“回流”不是返回熟悉的家乡，而是意味新的迁移或是去往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不同于父母在移民前就已形成身份认同，回流儿童还处于社会化发展阶段，他们的身份认同还处于塑造期。生活在一个新的、不真实的环境中，回流儿童感到了压力、困惑、悲伤和恐惧。他们普遍认为新环境不如从前，在回流初期感受到孤独和自己的“另类”[24]。但在东道国的经历和不佳的教育前景，使得他们没有完全融入东道国，似乎“回流”又是明智之举。移民儿童回流后普遍面临身份认同、乡土适应和学校适应障碍，但也具有融入原籍国主流文化和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深入了解回流儿童的教育困顿和应对策略是一项迫切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