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结构转变中寻求公平发展 新中国60 多年是中华民族谋求复兴的60 多年,在经济建设层面就表现为对物质文明的追求,而从阶段性划分,可大致将其概括为“前30 年”和“后30 年”[2]: 前30 年,以区域平衡甚至平均的发展思路探索计划经济体系构建; 后30 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渐进式改革谋求经济转型。但归根结底是在“效率和公平”这两大社会发展目标之间权衡,“效率与公平”是纠葛于中国增长过程最为重要的论题,也是区分增长与发展内涵概念的本质,可归纳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实则体现的是结构与增长的恰合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平衡发展选择在初期解决了阶段性发展受阻难题,但时至当下,扭曲的结构积累已使得矛盾凸显,可持续的题解需要在结构与增长的内生关系中寻求。 强调社会公平,中央政府已将平衡发展纳入发展考量,并认为“这些目前已经见到成效”①,调整经济结构是其实现途径。只是在当下,“中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中国失衡经济研究给出了诸多现实证据,诸如投资主导下的消费压抑、城市与农村的分割与差距、地区的东中西部格局等过度的、扭曲的非平衡表现被认为是“结构失衡”的核心内容得到了关注[2,5]。中国区域发展的失衡现实是促使我们将研究视角关注于结构的重要诱因,但我们不仅仅关注那些已被称之为失衡的结构,而是将结构视为引致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予以在增长解析中加以重视,也更为关注其增长本源性,从结构的转变中寻求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逻辑: 以结构变化寻求高增长的来源,用扭曲的结构现实来解释放缓的经济增速。明确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时代的转换,“增长不等于发展”将有助于对中国经济的基础理解,也将有助于失衡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解决。 我们对结构的强调最为根本的是对公平的追求,“公平之路如何实现”? 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因地区偏向和城市偏向的战略安排导致的要素市场扭曲、城乡分割、通胀压力增大和收入分配失衡恶化等经济结构问题对发展的阻碍和可能的不利引起政府的反思,因而更加重视平衡发展的提法[6]。平均、平等、平衡等概念的内涵逐渐清晰,中国前30 年的经济实践已证明,想要以“平均”的想法化解区域增长问题,实难如愿,只有在不断向下分解中理清增长逻辑,才能为“公平”的目标提供理论基础,保障平等权利的获得和平衡发展的实现。明确经济结构增长效应的空间路径和识别不同地区的结构效应差异是我们的研究主旨所在,并提供区域经济结构适宜性的评价标准。我们从区域经济结构解密中国增长实践逻辑,具有多视角性: 从空间看,是主题研究的区域对象边界和区域内、外的二维度,须纳入多层面的经济内容。从时间看,则强调结构与增长关系的阶段性和演化特性,与区域相结合就表现为时空演化过程; 增长实现解析更是在理论上提供了供给视角和需求视角的经济分析框架。基于此,明确了增长主题下的经济结构概念,认为不同经济结构可以通过投资、消费和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并影响经济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变迁。在经验实证中强调区域经济的供给决定性和需求决定性之差异,通过测算和识别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对经济结构作用于区域增长的空间路径和区域异质性给予分析,得知区域“块块”平衡增长过程的实现并非孤立的系统,在不损失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对公平的帕累托改进是我们对经济实践的期望。平衡发展是其目标,结构与增长的协调为其途径,其中,财政是实现公平的重要手段。 二、区域经济增长: 特征事实与机理解释 转型经济可用于总结中国60 年发展历程,以渐进式改革为路径的经济转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导向性作用并在探索性实践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适应。农村和城市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提供了区域的增长驱动力,从人口的自由流动到严格户籍制度的形成再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催生人口流动、二元壁垒出现裂痕,要素的空间分布格局逐渐形成并具有“单向性”②。结构变化引致了经济发展过程,在被动或主动的改革调整中推动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各种问题和矛盾快速显现,城乡分割、东中西部差序格局、资本与劳动配置不合理、投资消费失衡、农业发展陷入困境等诸多问题警醒着我们“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一点不比不发展时少”③。总体看,人口要素结构变化和土地要素价值重估④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强调协调发展,结构的适宜性就更为我们所关注,不论是忝列“奇迹”的高增长,还是对未来持续增长的索求,经济结构成为链接中国经济过去和未来的关键。正如陆铭所述,“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中国人不仅需要知道来时的路,还需要选好未来的路”[7]。结构效应在区域增长中的表现需要得到强调⑤,厘清增长内生逻辑就需要以现实为基础。 学术问题应从事实而来,那么针对中国区域增长问题,就需要时刻想“世界是什么样的,对应的中国是什么样的”⑥? 认识中国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基础,那么,如何体现中国的特殊性? 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必然需要在中国区域增长过程和结构变化中寻求证据支撑。具体的,通过对中国总量经济和结构变化以及空间分布的描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主体的一些特征逐渐明晰。 ( 一) 凸显的阶段性 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增长的演化过程需要得到强调,图1 和图2 展示的增长描述无疑为此提供了确凿证据。从增长速度看,中国发展的前30 年和后30 年的区分[2],从大幅波动向高位收敛的过程十分明显,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自我适应能力、灵活性和创新性[8],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独特发展道路,在“效率”追求中实现了高增长轨迹; 从地区差异看,增长率的收敛过程亦存在,那么就预示着地区差距的固化或者说绝对指标上的差距扩大过程,后富追赶先富的过程能否达成存在疑问。区域增长加总实现了国家的整体增长,发展战略选择、城市化等一系列政策和倾向性选择伴随其中,图1 展示的发展描述无疑是对此的概述。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率在趋势上表现出向下调整,政府在201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给出了回应,从8%到7. 5%,低速增长时代的到来是社会与经济发展转型规律所致,中国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二) 强势政府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特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仍然存在目标表达的不一致性。中央政府日趋理性,但地方政府从改革开放以来都是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即GDP 的攀升,相对中央政府的改变要小得多; 地方竞争中的政府短视行为加剧了区域经济失衡,致使结构矛盾快速积累。中国的层级治理对经济的影响极大[9],层级制形成的以区域“块块”原则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M 型组织结构[10],为地方政府“Race tothe top”( 趋好的竞争) 提供了增长的动力源泉[2,4]。这种影响源于两方面: 中央对地方官员任命的绝对权威和分权体制下的财政约束力。前者实施了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把激励搞对”[11],中央政府通过掌握地方官员的任免能力提升经济绩效,将政治晋升与地方发展关联起来从而形成“锦标赛”模式[12 - 14]和地方保护目的下的经济割据格局[13,15 - 16]。出于合理化集权与分权问题、促进市场建设为目的推行的“分税制”改革是增长实践中对政府关系的修正手段,从“财政大包干”管理体制到“财政分权”,通过财政制度安排有效地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重塑了国民经济分配格局,成为影响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制度变量。当下,分权促进增长的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作用机制和路径的研究还存有分歧[17],明显的跨时差异[18 - 20]则是需强调的另一关注点。鉴于此,本文在地方分割的假设前提下重点关注财政制度安排下的两级政府关系,理解中国政治运行模式下的“分块”经济增长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