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寻乌调查》作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所做农村经济调查的代表作之一，对进一步学习领会《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中提出的相关要求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寻乌调查》调查方法论、调查方法与技术的梳理，构建基于《寻乌调查》的调查方法体系，从而为丰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理论框架和工具体系提供基础。

关键词: 农村经济  调查研究  寻乌调查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深刻阐明新时代新征程注重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意义、方法步骤与工作要求。通过调查研究解决农村经济社会问题的同时需要同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及农学等专业领域知识，对调查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做好新时代农村经济工作提供了借鉴思路。

1 《寻乌调查》的时代背景与调查目的

《寻乌调查》收录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为1930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作。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亚洲农村社会，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乡村凋敝现象日趋严重，中国的知识分子、政治团体和外来机构针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基于不同目的的调查。主要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农村调查，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清苑)、广东的农村调查，梁漱溟、晏阳初的民国乡村建设派所做的乡村建设试验区，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国民党政府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普查和定期统计，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所作的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的农村调查和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支持的“满铁”农村调查等。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认为，调查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想要完成土地革命“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路线，就需要对“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妨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分配，地主豪绅的各种剥削方式，以及他们同帝国主义和都市资本的联系”“各类农民的经济地位、生产方式及剥削情况”“各种复兴政策和效果”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

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其主要目的是为斗争策略制定与复兴政策体系制定提供前期准备，通过调查寻乌的土地革命前后状况，为闽粤赣的其他县的土地革命斗争与根据地巩固提供依据。《寻乌调查》正是基于如何推翻寻乌城乡的反动统治和如何进一步发展地区生产力这两大关键性问题而进行的。推翻农村与城市反动统治，需要了解农村各阶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工匠、游民)与城市各阶级(城市贫民、工人、游民、小贩、商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为制定“依靠哪一批、团结哪一批、打击哪一批”的斗争策略作准备。除了阶段性斗争策略之外，在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之后，鉴于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存在，需要制定持续性的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策略。由于调查时间所限，所调查的时间区间集中于土地革命前与土地革命中，对于土地革命末期和后期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的调查内容，如复兴政策的评估、政府的管理并未涉及，这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收录的其他调查如《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中得到了完善。

2 《寻乌调查》的调查方法体系

《寻乌调查》为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基于《寻乌调查》的内容，根据吴增基、吴鹏森和苏振芳等主编的《现代社会调查方法》中提供的社会调查的方法体系，对调查报告中关键部分进行梳理，总结出包含调查方法论、调查方法与对应技术在内的调查方法体系。

2.1 调查方法论概述

调查方法论是调查方法体系的最高层次，为调查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由哲学方法论、逻辑方法论、学科方法论3部分构成。

2.1.1 哲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代表思想为辩证唯物论，基于阶级性与实践性的辩证唯物论，《寻乌调查》采用的是哲学方法论。《寻乌调查》采用的绝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停留在某种“经院哲学”的维度),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与实践性。阶级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为了当时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实践性体现在“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寻乌调查》哲学方法论突出的是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需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同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绝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证明是对的……马克思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关于如何认识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认为，某一发展阶段的客观认识过程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是感性认识，认为认识开始于感觉经验，包含直接经验(自己亲身参与的)与间接经验(非自己亲自参与的经验);第二步是认识深化阶段，认为经验只是对事物的部分和表面的认识，需要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对于事物来说，即历史和全部现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改造制作，形成概念和理论系统，到达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第三步是再回到实践中去证实理论和发展理论，达到知行统一。如果经上述一次循环就成功解决了问题，表明某一发展阶段的客观认识运动完成；如果没有，需要再重复一次循环，通过不停实践与迭代，直到完成。同时基于事物永远处于发展和运动的观点，认识也应随着事物的发展过程而推移转变，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对于实践中真理的认识就永远没有完结。

2.1.2 遵循逻辑方法论

对于农村经济社会调查的逻辑方法论，一般分为基于经验主义的逻辑方法论与基于实证主义的逻辑方法论：经验主义的逻辑方法论多用于宏观认识，摸清事物大体轮廓与框架；实证主义的逻辑方法论多用于微观具体问题的假设验证与具体操作和评估。《寻乌调查》采用的逻辑方法论并未刻板地遵从现今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调查方法论，而是兼取了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调查方法论的长处，并加以灵活运用，实现定性与定量结合。具体来说，《寻乌调查》中总的原则为对于不熟悉的、复杂多元的领域采用接近于经验主义的逻辑方法论，回答例如“寻乌城是什么”等问题；在宏观认识明了情况下，对于一些熟悉的、结构化的、涉及演绎操作的具体问题则是采用接近于实证主义的逻辑方法论，例如对存在严重剥削情况假设和从剥削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资金流动与支出收入角度地进行量化验证、对土地税及土地分配政策的受众群体反向进行量化分析与评估等。《寻乌调查》并未刻板遵循经验与实证主义逻辑研究范式的一般步骤：既不按照经验主义逻辑方法论向过程，由经验感知到杂乱事物的定义、分类、度量，再到归纳、概括、分析，最后到规则理论建立与现象解释；也未遵从由现象与问题的提出到概念、问题的界定与假说提出，再到量化验证与问题解释等过程，而是基于实际情况与实践经验对上述步骤方法进行融会贯通与穿插使用。

基于宏观认识的逻辑方法论分为3个步骤，一是通过观察得到调查对象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并构建基本系统框架与关键子系统；二是运用分析方法将事物各部分(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加以明确，进行综合研究；三是通过综合法将各部分(各子系统)的分析结果整合，得到一个完整的系统性分析。这种基于接近系统学和经验主义的调查方法论在《寻乌调查》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将城市细化成若干子系统并分别加以研究，同时明确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综合形成城市的特征与一般性规律。

对于各个子系统内部的分析，采用的是类似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通过“抓主要矛盾”确定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主要矛盾”的宏观层面来源于哲学方法论与经验：以“货物”及其经营实体为城市的主要调查对象，基于与主要调查对象存在联系的主体间相互作用关系为“主要矛盾”;以“土地”及其所有人为农村的主要研究对象，基于与“土地”所有人存在联系的主体间相互作用关系为“主要矛盾”。基于宏观层面以下的微观问题——主要调查对象的具体阶级估量与“主要矛盾”(剥削关系)程度则用量化分析明确，如将阶级估量分解为资产数、雇佣规模、收入支出等量化指标，将剥削关系量化为彼此间债务等指标。

2.1.3 遵循学科方法论

《寻乌调查》与区域经济学的系统分析法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以地缘信息为基础，分别从空间结构、产业结构、规模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交通结构、进出口结构与市场结构上进行经济社会情况调查与分析，并基于分析进行结构性调整。所不同的是，相较于经抽象化结构性指标的量化分析，《寻乌调查》将结构性指标嵌套于系统认识之中，通过深入走访调查获悉了指标产生的原因及背后的故事与逻辑——当时人与人间的主要社会生产关系(剥削关系),这也使得革命中的斗争策略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寻乌调查》对于寻乌镇土地革命前与土地革命中两个阶段的不同调查对象进行调查：革命前重点调查寻乌镇的地缘信息、区域贸易信息、货物经营实体的商业信息、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旧有土地分配状况、各阶级基本情况及文化等情况；革命中重点调查土地及权益再分配方法及后效、社会生产关系变迁等情况。土地革命前主要针对寻乌城的进行全系统画像，按照“物”“人和其派生物”“社会思想代表——文化”三部分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