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存在“街弹”应无可疑

“街弹”一词，在《汉书》、《后汉书》中未见记载。汉代是否存在“街弹”? 这成为一个疑点。在近期的研究中，有学者根据洪适《隶释》的《都乡正卫弹碑》之名，提出“街弹”的“街”，当为“卫”字之误，是传写之“钞讹”。①认为汉代只有“正卫弹”，而无“街弹”。但从相关的文献记录来看，汉有“街弹”，不应有疑。如据《周礼·地官·里宰》职文“岁时合耦于耡”，郑玄注曰:“耡者，里宰治处也，若今街弹之室”。② 郑玄为东汉人，精通经学，质于辞训。他注《周礼》，往往以汉制解释周制，他说，周之“里宰治处”，相当于汉的“街弹之室”，此为一例。郑谓汉有“街弹”，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属真实的历史记录，并非“钞讹”，可弥补两《汉书》之不足，应十分珍惜。若无视《周礼·地官·里宰》郑玄之注这一实证，而另据洪适《隶释》的《都乡正卫弹碑》之“正卫弹”，来否认“街弹”，③确乎以一概全，有臆测之嫌，诚不可取。

汉有“街弹”，是郑玄留下的传世之说，是真实的记录，故后世学者及官方论述，自来皆有援引，认同这一史实。如: 王应麟《汉制考》卷一、阴时夫《韵府群玉》卷一五、周缨《卮林》卷三、惠士奇《礼说》卷五、郑方坤《经稗》卷一二、顾蔼吉《隶辨》卷八，还有乾隆十三年奉敕撰的《钦定周官义疏》卷一五，等等。如此众多的著述，不仅一直沿用郑玄之说，认同汉有“街弹”;而且其中有的还指出了“街弹”的功能; 有的甚至批评了洪适《隶释》以“街”为“卫”之误，是由于“未考”郑玄之注①的结果。这些虽是出自宋代至明清学者的论述，但是他们所看见的资料或许比今人多，他们又勤于考证，崇真务实。故其论述，也有助于进一步说明，汉之“街弹”确实存在。汉代“街弹”设置的社会背景，与城市街区的秩序管理有关。随着社会经济的演进，汉代城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 西汉大小城市已达1500 余个，东汉稍有减少，也近1100 个左右。当时，城市人口的比例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② 城市规模及街区建设已相当可观。据《三辅黄图》: 西汉“长安八街九陌”，“闾里一百六十”。《汉官典职》: 东汉“洛阳有二十四街，街一亭”。除两汉首都长安、洛阳外，另在邯郸、成都、临淄、宛及其他一般性的郡县城市，也都有规模不等的街区建筑。这些大小城市的人口构成极为复杂，既有贵族、官僚、驻军、地主富豪及其附庸，也有各类手工业者、贩夫贩妇、富商大贾、游学儒士以及社会闲散人员等。因此各种社会问题时有发生，如偷盗、剽窃、群斗、掠杀、横行霸道、交通紊乱等( 详后) ，这种种社会乱象，不仅对居民带来极大祸害，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正常的统治秩序。为此，汉廷为加强城市的管控，采取交叉联防的方式应对事件发生。不仅要求中央直属的执金吾“徼巡城内”; 地方的守、尉、令、长“捕恶禁猾”; 而且对乡、里、街道也加强监管，设游徼、街亭，以“防止奸盗”。“街弹”这一组织，便是汉廷在强化城市街区秩序管控下的产物，它盛行于东汉，或许是“街亭”③ 的异名和发展。

二、“街弹”的性质和职守

汉代城市街区的“里”和“街弹”，都是基层单位，均为汉政权控制居民、实行有效统治的起点，占有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二者并非同类性质的组织。

街区之“里”，是基层行政组织，其社会职能包括: 组织与协调生产，掌管户籍，征派赋役，教化民众，维护治安等。它在整个国家行政系统的运作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此为史界公认，无需赘述。

“街弹”的“弹”，据《字林》: “弹，栟也，栟使战动掉弹也。” 《广雅·释言》: “弹，栟也。”又《众经音义》引仲长统《昌言》云: “绳墨得栟弹”。由此可见，它含有弹纠、弹击、弹劾之意。④从“街弹”的命名或称谓可以看出，它的职守是在街里之中，督察居民的违纪行为，弹纠或弹击不法之民，维护社会秩序。其性质属于基层的治安组织，⑤ 与“里”的性质迥异。

宋人王应麟《汉制考》卷一引贾公彦疏: “郑以汉法况之，汉时在街置室，检弹一里之民。”①是知，“街弹”与“街里”的规模相当，管辖范围也以“里”为单位。但是，它们不仅性质有别;而且二者的内部结构、人员构成也有区别。据载，街“里”的“治处”，有“里正”或“里魁”等; ② 而“街弹之室”的人员构成问题，却因史文没有明确交代，所以长期以来颇为疑惑。有论者指出: “街弹属下还有街卒”。③ 其说不无道理。目前，虽然尚未发现“街弹”与“街卒”相关联的直接史料，然在文献中有关汉代“街卒”的记载，乃非罕见。下面择举几例，以资参证:

《后汉书·独行列传》说: “( 范式) 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阿里街卒。”

《艺文类聚》卷八五引杨雄《剳刘歆书》说: “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街卒会者，雄常三寸弱翰箪，赍油素三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钅公擿次之钅公椠，二十七岁于今矣。”

《文献通考》卷三五《吏道》云: “公非刘氏( 刘攽) 《送焦千之序》曰: ‘东西汉之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前引孔嵩为“街卒”一事，见《太平御览》卷四八四引华峤《后汉书》则曰: “范式为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河里街卒”，此处的“河里街卒”，当为“阿里街卒”之误。《文献通考》引公非刘氏之言，将“街卒”与“亭长”、“游徼、啬夫”并列，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街卒”的身份和地位。另外，从一些散见的材料来看，还有“街正”的记载，例如:《礼说》卷五《地官三》曰: “邮犹街也。盖街之邮亭，督约百姓之处。里之有街，非起于汉，自古有之。《庄子》所谓渠公之街也。注云: 渠公为之街正。南阳孔嵩为新野阿里街卒，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