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目前数字乡村建设还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资源开发困难；农村专业人才不足，农民发展受限；乡村治理能力不足，数字监管缺失等。只有将新质生产力应用其中，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产、人才振兴和数字治理，才能更好地破解数字乡村当前面临的难题。具体实施路径包括普及数字设施，开发乡村资源；培育专业人才，推动农民发展；发挥创新驱动，实现数字治理，从而不断提升数字乡村的建设水平，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数字乡村  乡村振兴  理论逻辑  实践路径

在2023年9月的黑龙江考察之行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前沿概念。新质生产力，简单来说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等特征的集合。其本质在于技术创新，主要通过产业进步和变革来体现。如今，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驱动力，引领着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潮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关键地位，并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速构建农业强国的战略目标。面对乡村振兴这一历史性的任务，我们必须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融入农村治理、农业发展及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反映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数字乡村是一个以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为驱动，旨在全方位推动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过程[1]。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尚存在一些挑战和限制，而新质生产力的引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把互联网、大数据这类先进技术深入整合到农业和乡村发展中，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为乡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有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1 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棘手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期，尽管数字乡村建设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人才短缺及数字治理能力不足等。

1.1 乡村基建薄弱，资源开发受阻

乡村地区的生态资源丰富多样，赋予了其独特的发展优势，但是乡村基础设施薄弱，包括通信、交通、物流等方面的缺乏，导致农村生产力转化效率较低，无法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这种基础设施薄弱的现象主要受到自然环境的恶劣影响。在部分地理位置偏远、环境条件严苛的地区，经常会遭遇大雪、暴雨、滑坡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猛烈冲击，输电线路和公路等关键的基础设施常常受到严重破坏，给5G通信技术的建设与布置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降低了本地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即便一些地区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但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损坏，维修成本和难度较高，使用寿命远远低于预期。这种现状无形中构筑了数字鸿沟，使得该区域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缺乏足够动力。此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供给相对匮乏。政府拨款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性质，其资金需求庞大而经济效益相对有限，对于需要源源不断持续投入的巨大需求来说，资金筹措面临诸多挑战。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资金滥用、规划与实际情况脱节以及重复建设等问题，这些都加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状况，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进一步重视和有效管理。

基础设施由于环境和资金导致的缺乏和升级困难使得农村科技水平落后。截至2022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3.08亿，占整体网民的28.9%[2]。受“数字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的影响，城乡居民在增收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效应，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制约了农村的发展步伐[3]。

1.2 农村人才匮乏，制约农民发展

农村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专业人才匮乏和本地农民发展受限等问题，已然成为阻碍农村数字化进步的核心难题。

作为新兴发展方式的现代化农业，其核心在于跨领域的技术和多行业的融合。这一模式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专业知识、先进设备使用及信息技术处理等方面达到高标准。复合型人才需兼备先进的智能技术和农业管理的知识，但培养这样的人才绝非一帆风顺。一方面，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因为追求更高的薪资和待遇，更加偏好于在大型城市中寻求工作机会。并且农村地区的教育与医疗水平滞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难以吸引和留住相关的专业人才。尽管有时通过外部干预的方式能够引进一些技术人才，但他们在乡村的常驻和融入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后备力量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使村庄面临空心化、老龄化等严峻考验，制约人工智能技术在农村的进一步发展与运用。另一方面，本地村民智能化水平较低且互联网普及率不高，导致其思维模式固化。依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所披露的数据，我国农村生产经营人员总数高达31422万人。这部分人群是以36岁以上、拥有小学和初中学历的群体为主，呈现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特点[4]，留守在乡村的老年人和儿童难以胜任建设数字乡村相关任务。当地众多农民仍然坚守着传统的农耕观念。在他们看来，电子产品主要是用于日常通信和娱乐，而非用于农业生产或投资。不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推动农产品的供应端升级，导致农业的比较收益难以提升，农村产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还有少部分农民甚至存在对新技术引进的不理解和排斥，农民在接受技术培训时所遭遇的挑战和相关的成本预算问题，都成为了智能技术普及和推广的障碍。

1.3 乡村治理水平有限，数字监管尚未完善

科技力量推动多元主体融入治理体系，其核心是在于通过借助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优化各参与主体的协同效率，以充分发掘各方优势，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尽管乡村数字治理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然存在着诸多“赤字”。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首先，有的地区不计成本投入资金，极大地加重了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只顾追求数字化形式，而忽略数字实际效果，盲目搭建多样化治理平台，如党建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信息发布平台等。并且有些数字平台完全脱离实际，没有结合当地情况和村民需求进行调研，导致平台开发成功后被长期搁置，中国乡村数字治理发展直接陷入“表面数字化陷阱”，村民体验感普遍较差。其次，形式主义现象在治理机制中愈演愈烈。由于乡村数字治理具有工具化的特点，绩效评估主要依赖于各种数字平台的访问量、政务信息公开等定量指标，这导致基层工作人员在面对绩效评估时更多地投入于“工作记录”“台账制作”和“表面功夫”，削弱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助长了“形式主义”。最后，乡村数字治理中存在各主体推卸责任等情况。数字乡村的发展需要各个部门的共同参与，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之间紧密协作。然而，由于我国部分农村数字经济发展缓慢，数字基础设施尚未全面建立，且后期维护缺乏专业人才，这导致政务信息数据采集存在着许多分散、重复的问题，农业生产、农村环境、农民生活的信息传输渠道不够流畅，政府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受限，未能建立完整的基础数据共享体系。一些村干部作为主要的治理主体，对于治理理念的深入理解还有待加强。他们往往只是表面上执行上级政府的工作安排，未能真正贯彻治理理念，甚至对“智慧治理”概念持怀疑态度，仍然坚持传统方法和观念。这种情况也导致村民习惯于自给自足、对数字技术的便利性缺乏兴趣，甚至抱有反感情绪，后续工作的开展更加步履维艰，多元协同的乡村数字治理格局难以形成。

2 新质生产力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理论逻辑支撑

新质生产力在农村的应用将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它将打破传统数字乡村的局限性，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开启一个全新的农业时代。

2.1 新质生产力加速乡村数字化生产进程

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乡村数字化生产。新质生产力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推动乡村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智能化的方向转型升级。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应用，通过建设高速网络、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乡村数字生产取得了进步，为乡村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加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现代科技的应用，如智能化的种植、施肥、灌溉系统，大大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投入，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量。同时，无人机、自动驾驶拖拉机等智能化设备的出现，使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减少了传统农业中的人工干预，降低了劳动强度。农业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包括智能机器人在耕作、种植和收获管理中的应用，以及对土地分类、种子分析等农业智能技术体系的构建，将有效提升农作物的产量和经济效益。这些新质生产要素的应用，使农业生产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成为一种高科技产业。

其次，促进农业结构的优化。随着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传统农业已经无法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而新质生产力的加入，为农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例如，通过引进先进的育种技术，培育出更加优质的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通过发展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等新型农业模式，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环保的追求；通过引入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开发乡村生态资源，促进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发展。这些新型农业模式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市场供给，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增收渠道。

再次，促进农村产业链的升级。在传统农业中，农业生产往往是孤立的，缺乏上下游产业的支持。而新质生产力的加入，为农业产业链的升级提供了契机。现代物流、电商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使很多农民通过“直播带货”模式，为农产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销售渠道。同时，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农业产业提供了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使其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新质生产力要素的加入，让农业产业链从单一的生产环节向多元化、链条化的方向发展，提高了整个产业的竞争力，为农民带来更多增收渠道。

最后，改善乡村生态环境。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实现精准种植、精准施肥、精准灌溉，提高产量，减少资源浪费。同时，绿色种植技术、有机肥料的使用，帮助降低了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2.2 新质生产力助推乡村人才壮大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有利于数字人才返回来、留下来和发展起来。首先，农村对新质生产力的强烈需求吸引了大量的数字专业人才返回家乡工作。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众多的公司和机构逐渐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这也导致了农村地区的数字专才面对着不断增加的需求和考验。这批人才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数据分析、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更应具备创新思维和勇于开创的创业精神，以便能够灵活应对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由于乡村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及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数字人才需求量持续增长，为具备相关技能的年轻人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和更优渥的薪资待遇，青年选择返乡，将其知识和能力投入到乡村建设中。其次，新质生产力帮助改善了乡村居民生活品质并使得数字人才得以保留。通过引入智能化生活设施与服务，乡村居民能够享受到更为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例如，智能家居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家电、智能安防监控等功能，为居民提供便利的居家体验；智慧医疗则可以实现远程医疗诊断、健康管理等服务，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在此基础上，新质生产力还促进了乡村教育现代化。网络学校使乡村居民有机会在网上学习，使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知识和信息，提高了学习的便捷性和灵活性。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为留住人才创造了条件。最后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了乡村数字人才的深入交流和协作。处于数字化时代的人们，传递信息与知识越来越有效与快捷。乡村数字人才可以在互联网等多元渠道的帮助下与其他区域甚至其他产业的精英进行无障碍交流，还能集思广益，汇聚各方智慧，共同探讨和解决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开展协作项目。这种跨地域、跨行业的合作机制，不仅拓宽了乡村数字人才的发展视野，也为乡村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2.3 新质生产力强化乡村数字治理效能

农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5]。乡村数字治理的稳步前行，能够有效促进数字红利的释放，并推动乡村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的乡村数字治理方式，并使之向信息化升级、智能化决策和高效化服务的方向迈进。

新质生产力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高效的信息处理工具。得益于大数据、云计算等尖端技术的支持，我们能够迅速处理庞杂的数据，并实现精确的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政府更有效地掌握乡村社会中的大量数据，还能够进行自动化数据分析和发展预测，进而更准确地发现农村治理现状中所存在的问题。高效的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增强了政府与社会、乡村居民之间的互动与沟通，有助于形成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治理模式，实现治理的全方位覆盖和精准化执行。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不仅有助于我们精确捕捉村民的利益诉求，还能对政务服务、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等多元领域的权力运行实施有效监督。这种监督机制的建立，应对了城乡间距离遥远和乡村人口分散所带来的治理挑战，进而推动了乡村治理向服务型、专业型模式的转变。基层治理主体如村干部等通过掌握流动信息，能够使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有效落地基层“最后一公里”，提高农村的治理效率。

3 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质的跃迁，是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推进显得尤为重要，这要求我们深入挖掘并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在乡村建设中所蕴含的巨大潜能。

3.1 推广数字设施应用，深度开发乡村资源

为实现乡村振兴，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显得尤为关键。在推进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强化顶层战略规划，确保各项建设活动有序进行。同时，应遵循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原则，注重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强化，加速机械化、智能化进程，为发展滞后的农村地区提供重要契机。

第一，应将新质生产力应用于提高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了有效提升非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与生产质量，构建智能化的生产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一体系的构建，应立足于各地的独特发展优势，通过深入调研和分析，因地制宜地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的紧密结合，逐步普及农村人工智能的应用，并通过示范引领的方式，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在农村地区的知名度和接受度。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通过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农村区域，率先开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试点，展示其在实际生产中的优势和潜力。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农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趣，并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到应用过程中来。第二，必须积极应对农业人工智能与农产品融合进程中遭遇的各类新技术挑战，致力于攻克重大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充分利用深度数据分析技术，为乡村公共决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例如，充分利用云计算的弹性伸缩和大数据的深度分析能力，实现对乡村各类信息的实时采集、整合与共享，提升公共服务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构建了以“数据驱动、技术支撑、平台联动”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架构，推动了乡村产业的创新发展。第三，深入挖掘乡村生态资源的巨大潜力。乡村地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旅游价值。通过引入前沿的技术装备和创新的经营模式，对乡村生态资源进行精准评估和科学规划，进一步提升其经济价值与社会效益。还应通过创意设计和多元化融合，将乡村生态资源与传统文化、现代科技等元素相结合，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产业品牌，提升乡村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3.2 深化专业人才培养，助力农民全面发展

全面加速数字技术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必须依赖于对农民的积极引导和组织带动。首先，为推进智慧农业的发展，地方政府需完善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优厚的薪酬条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例如具备高学历的专家学者和高校毕业生等，投身于农村发展事业，同时，要充分利用高校在科研方面的优势资源，定期为一线农民提供基础性技术培训，帮助其提升专业技能水平，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这种紧密的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农民的职业素养。在引进新人才的同时，也应注重现有传统农民的科学种植引导，鼓励其积极创新，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共同为智慧农业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其次，为提升乡村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需进一步优化其战略体系。具体而言，应构建一支具备现代数字技术与地方农业实践深度融合知识的“新质”师资团队。这些团队不仅在数字技术与农业研究方面拥有卓越成果，更能深刻洞察乡村发展的实际需求，从而为乡村人才培养提供精准指导。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发挥关键作用，积极协调并整合学术界、研究机构和产业界的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乡村数字教育的创新发展。并且通过优化选调生体系，为创业项目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培育区域核心人才力量，助力农村科技创新[6]。

最后，着力提升当地农民对互联网技术的掌握与应用能力。农民作为智慧农业的主力军，其运用互联网技术的熟练程度，直接关乎数字空间与农业农村的融合深度，进而影响乡村振兴的整体步伐与质量。因此，我们应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代发展理念，紧密结合农民的实际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民信息技能提升计划。通过线上线下的多元化培训方式，积极组织数字技术培训教育活动，重点针对无土栽培、智能配肥、土壤监测、智能温控及自动灌溉等数字技术和终端设备的操作技能进行专门训练，以全面提升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的能力，为农村科技进步提供有力保障。

3.3 发挥创新效能，优化数字治理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中，数字乡村治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进一步加强对数字技术的深入研发与广泛应用，为其注入强劲动力，可以确保乡村发展的持续性与高效性。

自数字乡村建设启动以来，尽管国家层面已经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但从微观层面尚未有文件详细阐述数字平台的建设细节、运营机制、功能范畴及基层人员的权责划分等关键要素。因此，当前亟需制定统一的标准。在平台构建过程中，明确技术架构的规范、算法处理的准确性及界面交互的友好性。同时，还需完善数据搜集的标准，避免数据的重复搜集与无效利用，强化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机制，明确共享的范围、方式等细节，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发展。

乡村数字治理中过度依赖工具化和绩效内卷现象导致的“形式主义”问题日益凸显，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在构建这一评价体系时，我们应遵循若干关键原则：首先，评价指标的设定需结合当地实际，紧密贴合村民的真实需求，确保评价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其次，在评价方法的运用上，应科学引入绩效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力求简便易行且具有阶段性特征，同时充分考虑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社会接受度，坚持以结果为导向，强化过程管理的重要性；再者，应避免将单一的“数字”成绩作为衡量基层政府绩效的唯一尺度，而应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既要重视数字所反映的客观事实，也要兼顾治理内容的真实性和治理活动的价值性，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应注重保护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情感性”因素，鼓励柔性治理等多元化手段在日常事务中的应用，以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构建智慧乡村体系的关键在于推动多元化主体的全面协同参与，这包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到社会、集体到个人等各个层面的深入合作。为此，我们需要审慎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并明确各自的权责边界。从国家和基层政府层面出发，国家应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强化数字信息安全与共享的法律框架。基层政府需依照新质生产力战略的整体规划，进一步细化各级政府部门在其中的职责分工，针对乡村地区的实际状况，实施差异化的智慧乡村建设策略，以满足其独特需求。在集体层面，村干部应发挥积极的带头领导作用，广泛组织数字化技能培训活动。他们需要深入村民之中，紧密关注村民的现实需求，并有效激发其积极性。此外，在日常交往中，无论是“线上生活”还是“线下生活”，都应时刻关注村民的真实需要，通过在日常生产和工作过程中亲自指导农民使用数字设备等方式，不断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进而增加农民参与中国乡村数字治理的比例。同时，要积极创新方法手段。可以通过制作并张贴海报、播放相关电影、举办文娱节目等多种形式，广泛发放宣传手册，以此增强信息的传播力度和覆盖面。针对老龄化群体，可以采取“中带老”的互助学习模式，首先集中培训一批年龄较轻、学习能力适中的老年村民，使他们掌握基本的数字技能。随后，以这些村民将作为“桥梁”，协助提升那些高龄或学习能力较弱的老年村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学习效率，减少村民在学习过程中的抵触情绪，促进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和应用。

4 结束语

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和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与限制。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创新，深入理解和精准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方向，分析其对数字乡村建设在资源深度开发、专业人才培育和数字治理模式方面的有利推动，可以进一步运用其赋能乡村建设，持续提升农村发展质量与层次。同时，也要意识到数字乡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唯有持续不断地探索创新，才能逐步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强大的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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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钟钰.数字乡村建设：形势、特征与重点[J].人民论坛，2023(21):54-58.

[3]侯瑜，袁鹏妞.“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J].西部论坛，2023,33(2):96-110.

[4]雷明，于莎莎.乡村振兴的多重路径选择：基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22(9):1-14.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1.

[6]侯冠宇，虎琳，熊金武.教育政策对人力资本水平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J].经济论坛，2022(1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