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时代，个体注意力成为重要资源。由于数字鸿沟、城乡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农民、乡村在庞大的数据信息时代仍处于被边缘化、社会弱势的地位。短视频平台是一个俘获注意力、传播信息、分享生活的重要媒介，“短视频乡村守护人”便作为一种新时代减贫路径应运而生。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实现的新时代，除了传统的物质贫困、教育贫困之外，利用好信息爆炸时代下的注意力资源破解新型贫困，形成“互联网+新农人”的新型贫困治理路径，对乡村经济、文化振兴都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注意力贫困  短视频时代  防返贫  新农人  乡村振兴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数据已成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而农村地区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尽管物质贫困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新形式的贫困问题，如注意力贫困、文化贫困和技术应用贫困等开始显现，这些新贫困问题不仅阻碍了农民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阻碍。

从过去脱贫攻坚获得胜利到如今的乡村振兴时期，许多学者都围绕贫困与减贫展开了许多研究。第一，贫困类型识别研究。我国学者叶普万[1]基于缺乏说、社会排斥说、能力说、权利说四个方面的贫困概念的研究，对“贫困”作出定义，贫困是由于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所造成的使个人或家庭不能获得维持正常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中国的贫困从动态和历史的演进角度可以分为老式贫困、稀缺中的贫困、经济高速发展的贫困、富裕中的贫困。第二，贫困成因解析研究。郭熙保等[2]以CHNS数据为样本分析我国的多维贫困，并探讨出致贫的宏微观因素包括户籍制度、社会关系、人口规模等。第三，减贫治理路径研究。从脱贫攻坚时期的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阶段的结对协作，我国在减贫方面作出了众多努力，学者们也就贫困治理与中国实践经验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如左停等[3]基于江苏、浙江、山东的地方实践提出需培育良好的减贫发展环境、实施电商扶贫实现“自我造血”、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式；汪三贵等[4]则是基于贫困转型提出中国减贫政策重点应集中于低收入群体扶持政策、城乡一体化扶贫机制、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等。第四，新世纪中国的新贫困研究。胡鞍钢等[5]提出在新时代，我国大量人口处于知识贫困困境，并且知识贫困具有严重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与性别差异；何宗樾等[6]基于互联网时代指出数字金融一定程度上具有减贫作用，但是数字鸿沟却使得处于贫困线以及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越发贫困。总之，学者们认为新时期中国的扶贫需提高瞄准准确率及效率，即创新扶贫方式，实现精准扶贫。

综上，我国学者对中国现阶段的贫困与反贫困已有一定的研究，但是目前研究仍有部分进阶空间。首先，对新时代贫困概念的理解。信息化时代下的数字鸿沟可能导致部分群体在获取信息、资源和机会方面处于不利位置，从而成为新的贫困形式。因此，对新时代贫困概念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物质贫困的问题，还需要关注这些新形式的贫困及其解决策略。其次，新时期的贫困类型。现有研究往往集中在传统的农村贫困问题上，而忽视了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新型贫困问题。最后，新阶段的减贫之道。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地关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短视频平台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不仅可以作为宣传贫困地区的窗口，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同时也能为当地居民提供新的收入来源和就业机会，从而为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更加多元化和创新化的解决路径。

1 注意力贫困：新时代下的新型贫困

在互联网经济时代的背景下，注意力贫困成为了一种新型的贫困现象。西蒙在1971年便指出，在一个信息充斥的社会中，最为稀缺的资源不再是传统的物质或资金，而是人们的注意力[7]。这一概念由凯文·凯利在其作品《必然》中进一步阐述，强调在当今社会，个体的注意力是极其有限而宝贵的资源。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到惊人的10.12亿人，网络视听的网民使用率高达97.4%。这一数据不仅展示了数字媒体在当代社会的普及程度，也反映出了一个重要现象：随着网络视听内容的爆炸式增长，人们的注意力正被这些内容所占据，导致了一种新型的贫困———注意力贫困。

贫困，作为一个多维度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物质资源的缺乏，其还涉及教育、健康、社会参与和机会等多个方面的匮乏。在经济学、社会学的视角下，传统贫困通常被定义为个体或家庭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状态，这些需求包括但不限于食物、清洁水源、安全住所以及接受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能力。与之相对，现代社会出现的注意力贫困则是一种非物质层面的贫困，它关注的是人们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自己的注意力资源。这种贫困并不直接表现为物质缺乏，但它影响到个体的认知处理、学习效率和情感健康，进而影响到个人的工作表现和社会交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力贫困也可能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因为在知识和信息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能否有效利用信息成为了个人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情况下，注意力贫困表现为人们难以专注于对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和知识，而更容易被琐碎、娱乐性的信息所吸引和分散注意力。这种新型的贫困现象对个体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个体来说，注意力贫困可能导致学习效率低下、工作表现不佳，以至于影响个人的心理健康。对社会而言，当大量公民的注意力被非生产性内容所占据时，可能会导致公共讨论的质量下降，在当今信息化社会中，注意力贫困已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城市生活、消费文化和娱乐信息往往占据了公众的主要视野和注意力，而对于乡村振兴、农业发展以及乡土文化等重要领域的信息则显得较为稀缺。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社会大众对乡村问题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影响了乡村振兴政策和措施的有效传播与执行。

乡村发展不仅是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信息爆炸现象使得公众的注意力变得更加分散，尤其是对于乡村发展这一领域的忽视，成为了阻碍乡村振兴进程的一大障碍。注意力贫困不仅影响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效率，更在社会层面上造成了对乡村振兴重要性认识的缺失。众多闪光的信息不断抢夺着人们的注意力，使得乡村发展所需的关注和资源难以到位。这种现象不仅使乡村振兴政策的传播和执行遇到困难，也让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步伐放缓，难以与时俱进。

2 乡村守护人：Vlog时代下的新减贫之道

在Vlog时代，科技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了短视频行业的飞速发展。抖音、快手等平台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频繁推出如“挑战100元吃遍东北早市”“挑战福建8捆线面”等吸引眼球的视频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以真实的体验和生动的画面展示了地方特色美食和乡村旅游的魅力，也标志着中国乡村、地方特色与网络消费文化的融合。在此背景下，短视频用户的持续增长不仅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也在乡村领域孕育出了一种新兴职业———短视频新农人。新冠感染疫情期间，直播带货迅速成为社会现象，创下销售奇迹，成为扩大内需、活跃市场的重要策略。国家层面的政策，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鼓励通过直播电子商务、社交营销等新模式创新消费形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甚至将互联网营销师纳入新兴职业之列，显示出对这一领域发展的高度重视。

新农人群体，作为新时代下的创业者和生产者，承担着多重角色和社会职能。经济上，他们通过创业和创新实现脱贫致富，参与农业生产、发展乡村旅游、销售特色农产品，促进自身经济独立和财富增长。社会层面上，新农人代表着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情，通过自身的努力带动农村就业和乡村振兴[8]。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消费方式，也为乡村振兴开辟了新途径。

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来看，新农人通过短视频平台成为重要的传播主体。他们利用文化和旅游消费的复苏机遇，通过创新内容回应市场变化和游客需求，提升游客满意度和体验感，从而获得持续增长的关注度和曝光机会。通过这种方式，一些地区如东北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通过明确的发展定位和创新发展观念，将自身转变为“价值高地”，探索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径。在传播内容方面，新农人的视频往往围绕解压生活方式、农业知识普及、乡村美景展示等主题，以轻松愉悦的方式吸引观众，实现文化和知识的传播。而传播方式上，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乡村与城市信息传播并驾齐驱，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缩小了城乡差距。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心灵上的安慰和满足。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高赞回答，如“工作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是土里总能冒出来点儿东西”和“苞米不会告诉你明天八点前到，白菜不会半夜给我打电话”，这些言论不仅揭示了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根本差异，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回归自然、回到土地上劳作的向往。新农人利用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优势，不仅在推广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情感连接和文化交流。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通过数字媒体的广泛传播，成为一种积极的社会符号，鼓励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行动中来。这种通过新媒体平台展现的乡村生活和农业劳作，不仅为新农人自身带来了经济收益和社会认同，也为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它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农村发展模式，即通过科技和创新驱动农业发展，利用数字媒体的力量推广乡村文化，实现乡村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振兴。

3 多中心治理：乡村振兴下的新时代策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中心治理成为了一种新时代的策略，旨在通过多方参与和合作来共同推进乡村的发展和振兴。首先，党建引领，政策支持。在乡村振兴的复杂进程中，党的领导和政策支持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通过制定针对性政策，为“短视频新农人”提供更多政策激励与资源倾斜，运用好短视频这一新型平台破解新时代的注意力贫困窘境，积极鼓励和支撑农业的创新、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绿色生态的建设，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和支持基础。其次，多方合力，诚信传播。社会责任理论强调，媒体在享受发言自由和新闻报道自由的同时，应当承担起对社会福祉和公众利益的义务和责任。这包括提供准确、全面的新闻报道，促进公共讨论和民主参与，以及避免传播虚假信息和有害内容[9]。进入信息化时代，媒介成为传播乡村振兴正能量、促进地方文化与产品知名度的关键渠道，媒介的责任在于不仅要积极传播有益信息，更要担负起社会责任，避免虚假信息和不良影响的传播，警惕“流量陷阱”，避免因“经济人动机”所引起的价格造假、商品造假等情况。最后，致富带头，延长产业链。实现乡村振兴不只是短期经济增长的目标，更是长远发展战略的规划，这要求乡村的领军人物和创新者积极引领，将传统产业与现代技术相融合，探索更广泛的市场空间。

4 组建团队：社会关系再造

短视频平台上的新农人，为了增强自身在平台上的创作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积极主动地寻找合作伙伴，如拍摄搭档、内容编辑、摄影师和电商运营者等，来构建一个高效的团队。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创作质量和业务能力，更在乡村社会中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组建团队，新农人们为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问题找到了破解之道，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仅增强了乡村内部的凝聚力，还带动乡村与外界的社会互动，更为乡村社会关系的再造提供了契机，有助于促进乡村的振兴与发展。

随着当前城镇化与个体化发展脚步的不断加快，我国乡村社会个体化现象逐渐明显，而农民之间的社会交流越发减弱，随之而来出现乡村原子化问题，由此不仅会限制乡村组织化建设与集体行动的开展，同样也为乡村振兴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此背景，短视频平台上的新农人通过组建团队，吸引和集结多元化的行动者，形成了一种行动者网络，有效加强了乡村内外的联系与交流。他们不仅提升自身的创作能力和业务范围，更为乡村社会关系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社会行动基础。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有助于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促进乡村振兴，从而缓解乡村社会关系的颓败趋势。

基于当前互联网发展的时代，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了全新的社会实践与创新活动场所，在这个平台中，新农人、平台技术人员、广大网友共同创建了平台经济的主体力量，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了乡村振兴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短视频平台新农人通过拍摄和传播有关乡村生活、农业技术和乡村文化的短视频，将乡村振兴的理念传播给了更多的人。他们的行动吸引了其他异质性村民、专业技术人员、短视频平台和广大网民的参与，形成了一个多元异质的行动者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但他们为了共同推动乡村振兴这一目标，形成了一种利益相关且发展目标一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日趋“原子化”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过去，乡村社会可能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等原因，导致村民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少，社会变得碎片化。而现在，通过短视频平台，新农人和其他行动者可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这种联系不仅激活了新农人与其他村民的合作与联系，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性”条件。

5 结束语

新时代下，“短视频+新农人”模式的兴起，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路径。短视频平台的普及，使得新农人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展示乡村生活，推广农产品，吸引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流向乡村，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也为乡村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平台。在社会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共同富裕是其核心目标之一，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制约了乡村地区的发展潜力。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综合施策，产业振兴是基础，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产业链水平，可以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政策的引领与支持也是关键，如浙江省的“千万工程”和广东省的“百千万工程”，通过精准扶持，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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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停，贺莉，刘文婧.相对贫困治理理论与中国地方实践经验[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6):1-9,109.

[4]汪三贵，刘明月.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理论关系、战略转变与政策重点[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18-29,189.

[5]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J].中国社会科学，2001(3):70-81,206.

[6]何宗樾，张勋，万广华.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J].统计研究，2020,37(10):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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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治菊，黄美仪.新农人致富带头的镜像、动力与路径[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1(2):72-82.

[9]郑根成.论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伦理意蕴及其困境[J].伦理学研究，2009(3):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