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胎记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麦金太尔的思想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理解麦金太尔思想的前提。麦金太尔认为启蒙谋划的失败、情感主义的盛行是导致整个西方社会道德无序以及道德纷争的缘由。政治领域中，人们在正义观上争论不休，从而引发了道德和政治危机。在他看来，现代西方所有道德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的， 产生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传统，要拯救现代社会，就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麦金太尔作为一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思想和社群思想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普遍性、非历史性的正义观。麦金太尔本人坦承亚里士多德是激发他思想的最重要来源，“假如我们要确立一个新的探究出发点， 以再一次把亚里士多德主义提高到高于一切的层面来讨论，那么，就不仅需要从亚里士多德本人著作的关健文本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中考察亚氏本人的道德哲学， 而且需要把它看作是对他以往大量思想的继承和总结， 并把它视为尔后一直激发着许多思想的一个源泉”。［3］这些充分表明亚里士多德思想是麦金太尔正义理论的重要来源， 从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中所主张的正义是一切德性的总汇、正义与实践合理性关系、正义是为了共同体的善以及正义意味应得等都可以看出麦金太尔正义理论的轮廓，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就是麦金太尔正义理论的胎记。亚里士多德正义思想对麦金太尔正义理论的影响主要如下。

第一，正义与德性的融合。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切德性的总汇，是德性的整体而非德性的部分。“公正（即正义）自身是一种完全的德性，它不是未加划分的，而是对待他人的。正因为如此，在各种德性中，人们认为公正最主要的，它比星辰更加令人惊奇，正如谚语所说：‘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4］人类的卓越在于他的德性品质，而他的德性品质中，尤以正义的品德最重要。凡是能坚持正义的人，常是兼备众德。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正义有两个主要的规定：遵守法律以及正义是与他人相关德性的总和。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义不仅指正义的规则、秩序还指正义的品德、能力。正义就是最高的德性，而且是以他人的德性和善为目的，即不仅以德性对待自己，而且能以德性对待他人，关心他人的善。麦金太尔对正义概念的理解毫无疑问受此启发。麦金太尔认为正义包括规则正义与德性正义，正义不仅仅是建立社会秩序的规则和秩序，更是人的一种内在德性的能力，是人的首要德性，只有当人们拥有认识和实践这些规则的品德时， 他才是一个既遵守正义规则又具有正义德性的人。

第二，正义与共同体的善。亚里士多德强调，“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5］而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正义又是哪个正义？ 它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6］亚里士多德对正义的思考是在城邦的体系内进行的， 正义是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内进行赏罚和补救过错的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不应只是意味着仅为少数人利益服务， 而是意味着应为整个城邦利益和全体公民的利益服务，应该能够促进共同善，即社群整体的利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正义观正是社群主义正义思想主要来源。按照麦金太尔的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是以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为目的的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的， 个人正义的本质上是与这种共同体的共同分享的利益一致的。麦金太尔秉承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只有把正义放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去才有意义，正义只有在具体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 正义即是体现于对社群的共同善的共同认可和追求的一种德性。他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就是要吁求国家古典的共同体意义。但同时，他也意识到现代社会毕竟不同于古代社会，已经失去了传统道德共同体的意义， 成为个人追求私利的竞技场所。后来，麦金太尔所建构的正义概念，有意淡化共同体这一背景，而将正义与实践的关系凸显出来。

第三，正义与实践合理性。麦金太尔指出，亚里士多德虽没有把正义问题和实践合理性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但两者的确是相互联系、互为阐释，并且共同置于城邦生活的实践情境中进行阐释的。“依亚里士多德所见，任何人如果在实践上是不合理的，那他就不是正当的。在这里，因为相互联系的原因，结论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照这种解释，任何人如果不是正义的，或没有其它的重要美德，则不会在实践上达于合理。”［7］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内在美德，是涉及到他人的善，是在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如果一个人缺乏正义的美德，他就不可能在实践中达于合理，那他的行为就不是正当的。显然，麦金太尔受此影响，认为正义与实践合理性是联系在一起的， 正义既是人格化的美德，同时也要在实践中体现的品质。麦金太尔赋予实践的含义是“任何融贯的、复杂的并且是社会性地确立起来的协作性的人类活动形式， 在试图获得那些既适合于这种获得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种活动形式的优秀标准中，内在于那种活动的利益就得以实现。”［8］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涉及到与他人合作的社会性活动，人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实现自身卓越和优秀。他主张正义之德性与正义之实践不能剥离， 实践的内涵与特性规约着德性正义的特质， 这其实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阐述的方式。

此外，麦金太尔主张“正义是应得”原则，认为正义的概念是按照道德的功过、优劣和应得赏罚来定义的，并且只能在共同体里面才能实现， 这也是吸取了亚里士多德的应得概念。所以，麦金太尔的正义理论很多观点都是亚里士多德式的，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和共同体理论能给麦金太尔的思想带来完全启发吗？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麦金太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未曾对历史性本身和历史性概念进行思考，接着便转而诉诸于马克思，希望从马克思那里借用很多思想资源， 马克思的确在社会历史和社会实践方面为麦金太尔的正义理论提供了最丰富的来源。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麦金太尔的正义理论又是如何打上马克思主义思想烙印的。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烙印

麦金太尔曾是位马克思主义者，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造诣颇深，他熟识马克思的著作，作品中常能自如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观点甚至某些典籍。因为麦金太尔的思想总在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马克思的之间转向，所以国外有学者对于麦金太尔的学说性质有几种不同的指称：凯尔文·赖特（Kelvin Knight）把麦金太尔称为革命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而彼特·麦克米勒（Peter McMylor）则提出了亚里士多德式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麦金太尔、后马克思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麦金太尔等称谓。［9］国内学者高国希称麦金太尔为“亚里士多德式的马克思主义”，［10］并且最先在其博士论文《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就注意到了麦金太尔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阶段， 认为麦金太尔对历史与现实的关注，对社会生活的批判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20 世纪50、60 年代， 麦金太尔试图把对正义的要求与正在发展中的无产阶级为了自由的斗争联系起来，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性解释这些观点基本上正确的， 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与他的批判性基督教伦理学有着交汇之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由绝对教义构成的世俗主义， 具有极其重要的神学意义，这种教义不仅探讨权力和正义问题，而且还因此探讨救赎和复活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充其量只不过是对后者的说明而已。”［11］基督教单单从宗教层面上阐述世俗的正义来自于上帝， 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世俗和宗教中同时作“最有力”的表达方式，因为它不仅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而且把人类的生活看作是人的实践的结果，这也是麦金太尔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现代社会的最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之一，所以，麦金太尔的正义思想明显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烙印。麦金太尔对德性正义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来源， 尽管其主张在很多方面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 但是他仍然试图从马克思那里借用许多有用的资源，为摆脱当代西方伦理困境、批判新自由主义规则正义而开出了德性正义的个人偏方。

其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麦金太尔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存在和本质的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马克思认为孤立的个人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个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本质上也是个人交互活动的产物，是人和人之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关于人具有社会性、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点直接影响了麦金太尔。麦金太尔用背景（setting）一词表示个体是被镶嵌到一定的社会环境中， 要受到现实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制约， 所以对正义的理解要以某种具体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条件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只有被放置到它们的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正义观才有意义。离开社会关系，正义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