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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东欧来华留学生跨文化身份的建构研究
论文作者:童鞋论文网  论文来源:www.txlunwenw.com  发布时间:2020/7/13 11:12:06  

摘要:在跨文化语境中,文化身份或跨文化身份的整体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际双方对对方行为的个人感知,也取决于直接互动的语境。假如佳莉娅把这种互动看作是个体行为,再假如波兰女孩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沟通方式,那她可能也会表达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感知和不同的归因。四位访谈者对跨文化身份的适应阶段的感知只能从参与者的叙述和行为中提炼,我们无法获知他们自己对自己身份的真实感受,同样也无法获知他们自己真实的心理状态,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相互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描述、言语或非言语行为以及各自自我分配的归属类别中窥探一斑。但是跨文化身份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当这几位访谈者到了另一种语境,与另一批访谈者或另一批圈内成员或圈外成员在一起时,他们又会呈现不同的跨文化身份。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中东欧; 来华留学生; 跨文化身份;

一、概述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急速扩大,中东欧16个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以年均20.95%的增长率增加,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中东欧留学生群体。他们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大使来到中国,但在中国的生活、学习却使他们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的难题。如何构建跨文化身份、实现跨文化融合是中东欧留学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人的身份是多重的,在不同的环境人们对自己的认知不同,往往表现出的身份也不同。身份可分为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个人身份是依据个人独特素质而建构,而社会身份是依据社群成员资格来构建的身份。倘若社群特质由民族、种族等文化因素决定,那么文化身份的出现无疑会影响到不同文化社群之间的交流,甚至会引起误解或产生交流故障。正如亚伯拉姆所说“在许多跨文化的互动中,个人不应过于关注顺畅的互动,而应大胆凸显其鲜明的民族身份。”[1]亚伯拉姆认为,民族身份或文化身份的构建、形成、不断重构,往往基于两点缘由,一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文化社群的存在;二是与本社群其他成员的沟通交流。[1]在跨文化的语境下,民族身份在各社群中越独特就会显得越突出,迁移民族的文化身份更容易在主流文化中被识别。[2]为了积极维护这种独特的身份,他们在与不同文化社群进行群际间接触时往往采用背离性的交际行为,使本社群有别于其他社群。[1]然而,随着跨文化交际经验的积累,社群成员对异文化的包容心会更大,接纳力会更强,也更乐意去适应圈外社群。基姆不失时机地指出,此时,原有的文化身份逐渐丧失其意义和刚性:由于受一个以上的文化社群的影响,新兴的身份是“跨文化”的。[3]

本研究聚焦中东欧留学生群体,通过访谈分析他们在中华文化中如何感知自身文化身份及构建跨文化身份的。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将分析访谈参与者跨文化身份的建构,完成两个研究目的。一是分析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化社群成员能否感知他们的社会文化身份或民族身份,感知程度如何。二是设别跨文化交际中适应圈内圈外成员的行为。

三、研究方法

人种学研究在分析人的观点,如了解他们如何感知世界,认知世界的意义等方面,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尤其是人种学访谈,可以使研究人员洞察身份是如何构建的,如何维护的,如何与他人沟通的。[4]因此,本研究首先进行人种学的访谈,然后根据记录进行后期分析。

访谈是在大学校园进行的,访谈对象是四位来自中东欧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他们与2000多位留学生一起在宁波大学学习。他们的姓名是海琳娜(拉脱维亚)、佳莉娅(乌克兰)、乔瓦娜和桑德拉(波兰)。

访谈是半结构化的,预先设置了一些问题,便于了解学生如何感知他们的跨文化身份。同时问题又是开放性的,便于在更多的留学生中进行进一步的广泛讨论。访谈的重点放在留学生相互间的互动交流,也鼓励他们谈论主框架之外的话题。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访谈记录了四位留学生的口头互动交流,特别关注了他们所谈论的内容、如何交替谈论、何时发生了讲话的重叠和停顿,特别对他们构建身份和感知他人的方式方法的话语片段进行了分析,重点关注留学生如何利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价值观、看法和对他人的诠释。

通过访谈及对访谈内容的分析可以洞悉和掌握访谈参与者在跨文化语境下是如何看待自己及自身的文化身份的。同时,运用交际适应理论(CAT),进一步分析出访谈参与者在建构相似或不同身份时针对对方的行为方式,确定在何种程度上个人的看法可能会影响交际行为。最后,总体研究结果为提出学生构建跨文化身份的动机奠定基础。访谈话语分析是从文化身份、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身份三方面展开的。

(一)文化身份

每个人看待跨文化接触的方式都可能是不同的,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互动交流的感知和解释。有学者认为:“感知是一个过程,我们通过选择、分类和阐释内部和外部的刺激使我们富有意义的经历具有内涵,并以此形成我们的世界观。”[5]主观感知的性质表明,人们更注重与他们最相关的刺激,更注重高度依赖于他们个人经历的刺激,更注重高度依赖于他们所获得的文化和社会观点的刺激。个人视角也会对感知产生独特的解释,如两个人获得的刺激相同,但产生的属性会有很大的不同。[6]

在对留学生的访谈分析中,初始重点放在留学生对中国生活的感知和认识上,下面摘录留学生在访谈中的部分片段进行分析。

例1

乔瓦娜:嗯,当我们第一次,只在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好像他们和我之间有一点距离。其实我想啊对的...我不知道,现在已改变了。但他们只是需要时间,他们说周末与我们一起在河边野营或什么的,只是需要比波兰要花更多的时间。

这个访谈片段显示出乔瓦娜对人际关系中文化差异的感知,她描述了她和中国学生之间最初的距离,需要比平时花更多的时间来克服它。她说“需要比在波兰花更多的时间”这句话,就表明她以与其他学生创造人际关系的视角对本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进行了比较。通过使用像“只、只是”这样的缓和词语,她暗示,虽然在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她不认为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例2

佳莉娅:我认为这是,呃。我不知道这是...他们很...我不知道,在乌克兰我十九岁,与十九岁的群体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并不是所有人,呃,许多人是愚蠢的,但这里我与一位十九岁的人讲话,他们不一样。我必须要与...我不知道...一位二十二岁或二十四岁的人讲话,才会有相同的观点。

这个访谈片段里,佳莉娅特别强调了中国和乌克兰之间感知的话语兴趣的差异性。她解释说,在她的国家,大多数在她的年龄段的群体分享着共同的话语兴趣,而在中国她不得不转向年长的中国学生,才能使谈话更有意义、更深入。佳莉娅用“乌克兰”和“这里”作为比较的基础,创建了一个感知文化差异的话语,并把此连接到文化身份的问题上。

价值观是影响人们交流方式的又一重要因素,它不仅显著地决定了人们的行为,而且也决定了他们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的方式。因此,价值观深深地影响着身份的交流[5]。

例3

佳莉娅:我认为,嗯,嗯,中国年轻人,年轻的中国人...嗯嗯...更...嗯...顺从,他们是...我不知道这是...他们不...嗯嗯...反叛,只会说我要这个。他们不会为...嗯...自己争取权利,所以,我不喜欢这样。我觉得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有时我看到校园里很多学生只谈论明星、流行歌曲、发型等等,你知道的发型不是我最好的科目(笑),这是很无聊的,他们从不谈论战争或电磁等问题。就像我问妈妈,是否知道谁是萨达姆·侯赛因?她回答说不知道。你会如何回答?也会回答不知道?

在上述片段,佳莉娅就价值观阐述了自己与中国学生之间的感知差异。因中国年轻人的顺从、不谈论政治问题,使她对中国学生形成了一个消极的看法,这更加突出了她本身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她认为这些话题是她的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佳莉娅一方面把中国学生标注为“不成熟”和“无聊”,另一方面又直接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喜欢这样”,(更讽刺的)“这不是我最好的科目”,竭力把自己与中国学生区分开来。她对东道国文化和她本国文化及她认为在她的国家正常的事情做了一个感知价值的比较,由此形成一个意象,强烈地希望把自己的文化身份与她对中国青年的看法区别开来。

例4

乔瓦娜:(不只是)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来自哪个国家,但他们有些了解波兰。我来这里是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而不是教他们波兰文化。...呵,我想学习中国文化,希望...我...我能生活在中国文化中。

在上述的访谈片段中,乔瓦娜表达了生活在东道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她渴望多了解中国,及早适应中国文化,而不是时时显示自己波兰文化身份。“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来自哪个国家”的话语透出一丝她构建中国文化身份、适应中国文化的渴望,并不想凸显自己的异族身份。积极建构价值观和信仰是她开展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因素。

例5

桑德拉:当你在中国,你就是中国人;当你在波兰,你就是波兰人。

桑德拉的话语彰显了她更坚定的信念,当她生活在中国时,她就是中国人。桑德拉就像乔瓦娜一样,认为没有必要显示自身具有强烈鲜明的文化身份,而是认为需要及时适应东道国的文化。她在波兰时把自己归为波兰人,所以在中国时她希望归类为中国人,感知部分东道国文化。当积极的社会身份以群体间的接触来感知时,相对于圈外人士,圈内成员更容易得到积极评价,人们也更会以圈内人员的身份进行沟通、交流。[2]因此,当佳莉娅凸出圈外组中国人与圈内组乌克兰人的差异性,并尽力把自己与讨厌的中国学生区别开来时,她可能想给大家传达一个积极的社会身份。不仅如此,她不仅将自己与东道国文化拉开距离,而且还与她的互动伙伴的身份交流隔离开来。

(二)跨文化交际

交际适应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会影响他们使用的语言、副语言和非语言行为以适应他人,便于实现预期水平的社会距离。[1]适应理论通常采用三种策略:会聚、背离和维护。会聚是指适应的过程,变得与他人越来越接近;背离则更加突出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差异;维护是指不考虑其他交际行为而被定义为保持在原来的水平。[1]

会聚策略用于确保相互之间的理解,或显得更可爱,或识别一个社会群体中的其他成员。[7]互动伙伴往往通过调整声音行为如停顿、拉长声调等,或非声音行为如微笑、手势等来增加群体的相似性。[8]

例6

访谈老师:你们觉得中国这里怎么样?

桑德拉:我喜欢中国。

乔瓦娜:是啊,我非常喜欢中国。

桑德拉:我马上要回家了,但我不想回去。

乔瓦娜:我喜欢中国,我很高兴还有七个月可待呵。

海琳娜:我喜欢中国。

在上面的访谈对话中,三位留学生的话语反映了她们主动融入中国文化的积极态度。访谈参与者之间通常使用“喜欢”这样的词语、互相微笑或凝视这样的行为举动形成共鸣,达成共识。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波兰女孩非常喜欢使用非言语行为,如微笑、凝视、手势等,以提高见解的相似性。单就言语行为而言,人们往往用“是的”或“也”这样的词来表达确认或意见相同。此外,众多重叠的言语经常是互补的,常用来共同构建她们在中国所度过时光的经历或信仰。海琳娜虽然没有很强烈地表达自己的信仰,但在访谈中却表现出会聚行为,不断向他人微笑、点头、凝望。

非会聚的言语和行为,通常以改变话题、打断会话或避免目光接触的形式,可以用来保持积极的社会身份,突出群体的独特性。会聚和维护可以表达社会对他人的反对,以及突出与自己群体相关的价值观和态度[9]。在某些情况下,有人认为突出独特的社会身份比确保顺利互动更重要。[1]

例7

佳莉娅:我是...个失败者,如,我期待...嗯...与众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在做梦,因为你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月,你会认为中国是个自由的国度,可以举办西方宗教狂欢节,然后你来到这里,事实并非如此,我不知道我...我...我在这里不是很开心但…

上述访谈片段表明了佳莉娅的态度,当其他三位访谈参与者抒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喜爱之情后,佳莉娅却持不同观点,表达了她对东道国文化的感受。当其他人说他们喜欢中国时,她保持沉默,不微笑也不凝视其他人。她给自己贴上“失败者”的标签,目的就是显示出她与其他人的区别,她承认“我在这里不太快乐”更显现出她与众不同的态度。她发声表达自己的意见,表明她要保持自己独特的身份。在整个访谈中,佳莉娅的种种行为都是背离行为,不关注他人的非言语行为(缺乏眼神交流、没有微笑或点头)、长时间抢话表达她的不同意见、有时直接打断别人讲话等。

交际适应理论设法预测基于交际双方的特征和基于直接连接语言、语境和身份的语篇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实例。交际行为既是说话者对群体间显著性感知的直接结果,也是对互动伙伴行为的感知和评价。[8]他人的会聚行为,尤其是波兰女孩表达相同的观点,可能引发了佳莉娅的背离行为,唤醒了她的文化身份意识。因此,她特地强调自己独特的身份,而乔瓦娜和桑德拉则更积极地做出会聚行为表明他们的群体身份。海琳娜表现出会聚行为,动机可能是她认为人际交往是个体行为,而不是群体行为,再者,她觉得自己是国际学生群体的一份子。

古迪昆斯特和基姆通过观察认为,如果群体成员来自不同的文化,人们更倾向于把他人的行为缘由归因于他们的文化背景,而不是个人的价值观。[2]

(三)跨文化身份

内化新的文化元素是人的发展核心,尤其是从基于归属的被动的自我发展成为基于学习的主动建构而实现的自我,也就是从一个文化身份发展成为一个蚀刻上之前未知的生命图案的跨文化身份。[3]

一旦人们远离熟悉的环境,进入不同文化的日常生活,一段时间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文化适应的问题。陈国民和斯塔罗斯塔提出了跨文化适应的四个阶段,即蜜月阶段、危机阶段、调整阶段和二元文化阶段,称之为“U曲线”。[5]而对“蜜月阶段”的旅居者来说,他们对新的发现、新的体验感到更兴奋,往往忽略新文化与已知文化的差异性,努力寻找两者的相似性。然而,每天面对新的文化将导致“危机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观、行为和信仰的差异变得异常突出,对东道国文化产生挫折感,因文化不同而产生被排斥感。佳莉娅对她在中国经历的叙述显示了她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适应转变。

例8

佳莉娅:我期待...嗯...与众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只是在做梦,因为你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月,你会认为中国是个自由的国度,可以举办西方宗教狂欢节,然后你来到这里,事实并非如此,我不知道我...我...我在这里不是很开心但…

如她所述,在中国的第一个月,她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是积极的、正面的。这种变化发生在她开始适应学生生活时,她形容自己的状态“不那么开心”,表明她可能处于“危机阶段”。另一个迹象则是她对其他国际学生显示的背离性交际行为,因为“日益不同的、孤立的、对东道国文化需求不足的感觉”导致旅居者维护自身文化的优越性。[5]下一阶段即为“调整阶段”,开始寻找方案解决文化差异问题。旅居者必须学会适应新文化的正负两个方面,培养对差异性的尊重和赏识,最终学会游刃有余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这种成就感有利于个人的成长和灵活性的塑造,最终在最后的“二元文化阶段”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例9

桑德拉:当你在中国,你就是中国人;当你在波兰,你就是波兰人。

桑德拉在这段访谈节选中表达出的意思,很明显地展示了她是如何看待自己在中国的文化身份的。适应东道国文化她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无论文化差异有多大,都认为自己与他人是平等的。这表明她掌握了危机阶段的处理方法,并开始接受新的跨文化身份。

例10

乔瓦娜:大多数波兰人能与中国人混在一起,我们既在自己的社群中,又在与中国人合在一起的大社群中,确实是啊。

桑德拉:我们都是的,所以我们与中国人融合在一起。

这个访谈片段又清晰地例证:波兰女孩共同绘制了一幅在中国浑然融合的学生生活的画卷,既与自己文化相同的学生保持联系,又成功地经营着与中国学生的人际关系。然而,他们与相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保持联系是克服最初困难并成功适应中国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佳莉娅在自己的族裔群体的支持下发展“跨文化身份”,那她对新文化的认识和看法更清晰更彻底,能更快地度过危机阶段。

跨文化身份,将一个人与不止一种文化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遵守童年文化的规则,还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社会交际过程,从而缓和决策;也可以解释成为一个不受种族偏见限制基于宽容和接纳之上的独特的身份。[3]乔瓦娜和桑德拉在中国乐于接受变化,乐于接受新经历,以宽容和灵活之心拥抱文化差异,那她俩的跨文化身份就很容易构建起来。甚至佳莉娅,不管她是否能克服她在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毫无疑问她获取的一些经验将对她的身份产生一定的影响。就如基姆所强调的“我们知道没有两个陌生人会以相同的速度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3]

五、结束语

身份,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的、稳定的产品,而是通过与他人的沟通构建而成的。访谈显示,文化身份显著性差异、对圈外成员的感知和诠释及互动情境是跨文化接触中身份建构的主要因素。在交际适应理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预测交际双方的交际行为,在访谈中,有两个参与者来自同一个国家,因此文化背景相同,佳莉娅的交际行为可能深受她俩的影响。她需要凸显自己的身份,展示与乔瓦娜和桑德拉文化身份相似性之外的独特性及优越性。

如前所述,在跨文化语境中,文化身份或跨文化身份的整体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际双方对对方行为的个人感知,也取决于直接互动的语境。假如佳莉娅把这种互动看作是个体行为,再假如波兰女孩采取不同的行为和沟通方式,那她可能也会表达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感知和不同的归因。四位访谈者对跨文化身份的适应阶段的感知只能从参与者的叙述和行为中提炼,我们无法获知他们自己对自己身份的真实感受,同样也无法获知他们自己真实的心理状态,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相互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描述、言语或非言语行为以及各自自我分配的归属类别中窥探一斑。但是跨文化身份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当这几位访谈者到了另一种语境,与另一批访谈者或另一批圈内成员或圈外成员在一起时,他们又会呈现不同的跨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 Abrams, Jessica, Joan O'Connor, and Howard Giles.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M].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nd edn, ed. by William B.Gudykunst and Bella Mody.Thousand Oaks,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2002:228,229,230.

[2] Gudykunst William B, and Young-Yun Kim.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4th ed.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98,136,162.

[3] Kim, Young Yun. Becoming Intercultural: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M].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2001:128,191,198,199.

[4] Marvasti, Amir B.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ology[M].Thousand Oaks, 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2004:167.

[5] Chen, Guo Ming, and Starosta, William J.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M]. Boston:Allyn and Bacon.1998:25,29,33,173.

[6] McCall, George J., and Jerry L. Simmons. Identities and Interaction[M]. New York:Free Press.1966:87.

[7] Gallois, Cindy, Tania Ogay, and Howard Giles.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M]. In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d. By William B. Gudykunst. 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2005:216.

[8] Gallois, Cindy, Howard Giles, Elizabeth Jones, Aaron Castelan Cargile and Hiroshi Ota. Accommodating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Elaborations and Extensions[M].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ed. by Richard L. Wiseman. 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1995:86,138.

[9] Hecht, Michael L., Ronald L. Jackson II, and Margaret J.Pitts. Culture:Intersectionsof Intergroup and Identity Theories[M]. In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Multiple Perspectives, ed. by Jake Harwood and Howard Giles. New York:Peter Lang. 200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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