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洪武朝是明代礼制的奠基时期，制礼作乐活动频举，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礼制文献，可分为两类：一是礼制专书，约有近20种，既有擘划一代礼制规模的综合礼典，又有专门规范某种礼仪的礼制专书；二是不少官修政书里面也多有礼制的内容，包括法律类、综合类及一些专门类政书，展示出明代礼法、礼政合一的特点。洪武朝的礼制文献，不论是礼制专书，还是“礼政居多”的政书文献，后多被会典采辑，在明代得到长久施行，对明代的政治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明代  洪武  官修  礼制文献  政书

洪武朝是明代礼制的奠基时期，制礼作乐活动频举，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礼制文献，对有明一代礼制影响深远。对洪武朝礼制文献的梳理是明代礼制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目前学界关于明代礼制文献的研究较为薄弱且分散，多以单本、单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如《皇明典礼》《大明集礼》《明伦大典》《明史·礼志》《明史·舆服志》《皇明典礼志》《嘉靖祀典考》《孔庙礼乐考》《王国典礼》等，皆有相关论著，在此不一一枚举。也有个别论著涉及到某类明代礼制文献。如汪受宽《谥法研究》第十章第三节“明代谥法著述”较系统梳理了有关明代谥法的文献[1]。吴恩荣《明代太常寺志乘考述》考证了明代的太常寺志乘不下20种，现存仍有4种[2]。太常寺职掌祭祀，太常寺志乘所载多为祭祀礼制，可视为礼制文献。目前学界并无从整体上考察明洪武朝官修礼制文献之作，故本文试作梳理，并探讨其分布特点及形成原因。

有关洪武朝官修礼制文献情况，俞汝楫《礼部志稿》“纂志凡例”概括云：“最先成者曰《大明集礼》，其书取《周官》吉、凶、军、宾、嘉五礼为纲，而加以冕服、卤簿、仪仗、律乐、字学，且多绘图焉”；其后十余年间有《国朝礼制》《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明礼制》《礼仪定式》《大明礼制》《洪武礼制》《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孝慈录》；以及“不专于礼，而礼政居多者”的《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教民榜文》《诸司职掌》[3]。他将洪武朝官修礼制文献主要归纳为两类，一是礼制专书，二是“不专于礼，而礼政居多”的政书类文献，较为符合实际情况。本文即从这两类文献展开论述。

一、洪武朝官修礼制专书

洪武朝第一部修成的礼制专书是《大明集礼》（后简称集礼），也是明代卷帙最多的一部综合性礼典。集礼始修于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太祖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诏修礼书，征儒士徐一夔、梁寅等人纂修[4]875。次年九月修成，共50卷。该书“以吉、凶、军、宾、嘉、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乐为纲”，其中吉礼十四（祀天，祭地，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太岁、风云雷雨师，岳镇海渎、天下山川、城隍，旗纛，马祖、先牧、马社、马步，祭厉，祀典神祇，三皇、孔子）；嘉礼五（朝会、册拜、冠礼、婚礼、乡饮酒）；宾礼二（朝贡、遣使）；军礼三（亲征、遣将、大射）；凶礼二（吊赙、丧仪）；乐三（钟律、雅乐、俗乐）。[4]1113-1114

集礼可视为明初议礼的结晶，书成后，并未刊行，而是被秘藏内府，束之高阁，没有取得“一代之典”的地位。直到嘉靖九年（1530）八月，出于祭礼改制的需要，集礼才被正式刊行，并“校正谬误，补足缺文”，厘为53卷[5]。究其原因，一是集礼修纂的先天条件不足。古云：“礼乐百年而后兴”。虽然纂修礼书必先稽考古制，但斟酌时宜亦不可或缺，集礼纂修时立国未久，缺乏充足的礼制实践基础，故能提供的反馈经验相当有限。礼制又与官制、后妃、命妇、宗藩、宫殿、陵寝等相关典制互为依托，当时诸典制多未定，朱元璋乃欲先定礼制，显然不切实际。当时的礼制实践程度也不深。如皇帝冠礼、婚礼、丧礼，皇室和官民丧礼，历代帝王之祭，乡饮酒礼皆未制定；皇太子与亲王冠礼、婚礼虽已制定但未实行；分封制尚未施行，王国礼制并未实践。即使是已经举行过的礼仪，其次数也有限，仍在不断调整、完善之中，这说明纂修集礼的条件并不成熟。二是集礼一书在内容上存在缺失。集礼修纂的先天条件不足，使得该书“议礼”的色彩很浓，大量篇幅被用于敷叙前代礼制源流，甚至是探究乐理、讨论字学等不属于礼制的内容，而恰恰应该重点经营的当朝礼制，反而粗疏草率，多袭用古礼，无所折衷。且不论集礼所定四郊分祀与丧服礼制在不久后被重新改定，即如皇帝朝会之仪，只有三大节庆贺仪注，而没有日常朝参奏事之仪，也没有登基之仪。又如丧礼，仅有品官与庶人丧礼，而无皇室丧礼。至于集礼修成之后所定的上尊号徽号仪、视学仪、策士仪、经筵礼、监国礼、王国礼、官员礼、庶人礼、房屋器用等第、传制仪、进春仪、颁诰敕仪、开读仪、进书仪、进实录仪、表笺仪式、进表笺仪、奉先、奉慈等殿祀、帝社稷、帝王陵庙、陵寝诸仪制，集礼一书更不可能记载。

正由于集礼一书内容的缺略，其所定之礼又多未斟酌时制，使得该书无法胜任一代礼典的角色，集礼所定之礼为后来直接沿用的并不多。集礼修成后，并未宣告明初“议礼制乐”活动的结束，而只是一个开始。在洪武朝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里，明廷仍不断地根据现实需要“议礼制乐”，形成大量官礼文献，其中一部分具备普世意义，被编订成书，颁行天下。兹将洪武朝礼制专书考订于后。

《存心录》10卷。《存心录》之纂，尚早于《大明集礼》。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以祭祀为国之大事，命儒臣“编集郊社、宗庙、山川等仪及历代帝王祭祀感应祥异可为监戒者，为书以进”[4]540。四年（1371）七月书成[4]1253。此书的作者及卷数，《国史经籍志》[6]296及《明史·艺文志》[7]皆作吴沉，凡18卷，《千顷堂书目》[8]50亦作18卷，但不载作者。但《南廱志》载《存心录》10卷，内载“本朝祭祀坛位、礼仪，为图详具于前，又以历代群书灾祥可验者条列于后”[9]，其内容与实录所载吻合。《南廱志》成书在三书之前，较为可信。又《四库提要》所载《存心录》亦作10卷，为“浙江朱彝尊家曝书亭藏本，不著撰人名氏，皆记明初坛庙祭祀之制，而附以灾祥物异，其前有序，称臣等承命作此录，以坚诚敬之心”，“书内所载礼节皆洪武三年以前之事”。该书既为敕撰之书，且内容与时间皆与太祖实录所载吻合，可见确是明初敕撰之《存心录》，18卷之说误。又《内阁藏书目》载该书作者为刘三吾[10]2。不过按实录，仅载太祖命儒臣编纂《存心录》后，“复命赞善刘三吾编类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别为一书，名曰《省躬录》”[4]2684。《内阁藏书目》误。《存心录》成书时间与集礼相当，止载祭祀一事，说明明廷对祭礼的重视，但卷帙仅10卷，集礼中“吉礼”（即祭祀）16卷，《存心录》今虽不存，但相信其主要内容与集礼中的“吉礼”部分相通，亦多未被后世沿用。

《孝慈录》1卷。洪武七年（1374）九月，孙贵妃去世，礼部援引《周礼》《仪礼》，认为“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明太祖对此十分不满，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丧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命儒臣重新考定丧服之制。宋濂等稽考前代42人关于服母丧的议论，其中“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太祖看到前人愿为母丧服三年的人数是服期年的两倍，“乃立为定制，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仍命以五服丧制并著为书，使内外有所遵守”[4]1631-1632。十一月书成，即《孝慈录》，1卷，朱元璋亲为制序。其实在此书之前，《大明令》与《大明集礼》中已有丧服之制，不过都依古礼，“父服斩衰，母齐衰，报服如之，庶母服缌，三殇降等”[11]，无所折衷。《孝慈录》颁布后，遂为明代丧服定制，后被收入会典。

《建言格式》。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因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仅谈论五事而敷陈虚文达万余言，“采其切要可行者四事，才五百余言”。朱元璋对此颇为感叹，为君难而为臣不易，“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为定式，颁示中外，使言者直陈得失，无事繁文”[4]1829-1830，并亲为制序，即《建言格式》。

《行移减繁体式》1卷。又作《行移减烦体式》。洪武初年沿袭元末弊习，官府公文案牍极为繁冗，“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使得吏胥弄权，奸弊丛生。洪武十二年（1379）八月，朱元璋为革此弊，“命廷臣议减其繁文，著为定式，镂版颁之，俾诸司遵守”[4]201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