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虽然中间不乏顿挫回旋，但总体上是一个迈向“人的解放”的进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蕴含着巨大的解放潜能，但其“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则禁锢了这种潜能的释放。在这一关于人类整体历史进程的一般观点中，马克思一方面抨击了以英帝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国家将古老中国拉入现代世界之手段的卑劣不义，另一方面则指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性。“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表征的包括传统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特征，以及中国开启现代化时在现代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表明了中国走西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西式现代化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则表明了西式现代化的“不可欲”。不可能和不可欲，共同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的方式向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解放”这一人类历史普遍方向的回归。

关键词: 马克思  世界历史  东方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和实践总在互动中彼此推进。实践刺激、呼唤理论探索，理论探索促进、提升实践的自觉。“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着并将持续展开的伟大实践的一种理论自觉，即对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手段、目标的自觉。回顾既往，走向这种自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从“中体西用”到“三民主义”;从中国社会性质论争中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认定，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以及“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的论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全面学习苏联”,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提出。在这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中，有许多现实经验的和思想理论的因素或力量，刺激、推动了这种自觉。比如，西方学者对于西式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梁漱溟、吴景超、费孝通等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如何迈向现代文明的探索，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模仿西式现代化道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曾经历的曲折，等等(2)。在所有这些因素中，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创立者的马克思的理论无疑是促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自觉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且还将继续不断地推进这种理论自觉的广度和深度。而如果说，历史唯物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认识论、方法论的宏观指导意义，那么，马克思的东方社会论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无疑具有更具体的直接相关性。

1851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发生在遥远东方的重大事件，立刻引起了兼具宏深的“世界历史”眼光和敏锐现实感的马克思的关注。在写于1853年5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基于现代经济体系特别是贸易体系的世界性关联和太平天国对于世界贸易、经济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认为：“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3)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也没有完全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生，但是，由此引发的马克思对于中国、对于东方社会的研究、论述和洞见，却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东方社会，特别是传统中国社会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命运，进而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一 马克思关于中国、关于东方社会历史及其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命运的论述，是他关于人类整体历史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从属于其关于人类整体历史发展的一般观点的。因此，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及其现代命运的论述，也必须放到他关于人类整体历史进程的一般观点中来理解。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下，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描绘成这样一个基本进程或者说普遍方向：“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4)换言之，历史的进程，虽然其间不乏各种顿挫回旋，但总体上呈现为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只是“共同体的财产”(5)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状况，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全面确立和肯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而迈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迈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6)的社会状况的进程。

仔细体味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这一描述，不难发现，在其对既有历史(第一、第二阶段)和未来趋势(第三阶段)客观叙述与判断的笔调下，蕴含着一种强烈而鲜明的价值关怀，那就是对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关切。质言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应该促成人的自由、人的解放；而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角度回顾人类实际的历史进程，则在总体上也确实呈现为一个迈向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进程。之所以在马克思笔下人类历史的“实然”和人类历史的“应然”在总体上会趋于一致，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或“解放”,并不仅仅是指单个的孤立个体所固有的消极、形式意义上的自由，更是指积极的、实质性的、作为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需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趋近的目标：“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7)正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提高的生产力以及相应的各种社会因素，为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也正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总体上会呈现为一个迈向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进程。

当然，这只是就总体上的历史进程的大方向而言。在这个总体进程的某些具体的阶段或环节上，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式，特别是生产力向前突破所采取的社会(政治)形式，则可能甚至常常会背离人类的自由本性，从而表现出“历史的暴虐”。这时，就会出现历史与人性，或者说历史与人类道义之间的紧张冲突。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马克思指出，这个社会一方面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物质成就，从而为实现更大的自由、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物质成就都是建立在剥削、奴役劳动的基础上的，是在分裂为阶级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对抗中取得的，是在对殖民地及其他落后国家与民族的剥夺中取得的，同时这些物质成就在其社会性上也表现为内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外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抗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物质成就不仅不是他们获得自由的前提条件，而且还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他们离异，它们构成的是他们自由的限制而非条件。马克思还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8)也就是说，在古代，总是物质的力量服务于人这个目的，因而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在现代，人却异化侍奉物质力量的工具，因而是不义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应该抛弃现代回归古代呢?马克思紧接着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的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9)现代世界的物质力量或者说现代化包含着巨大的解放潜能，因此，为了人的解放，现代化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必须被抛弃，但是，现代化本身却不可、也不能为之殉葬。不可，是因为它是人的解放所必须凭借的物质力量；不能，是因为它是历史进程中最积极、最活跃、最主动的因素，即生产力向前发展所带动的必然趋势。现代化所需要的，是在去除了狭隘的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下的进一步的健康发展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