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集中探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大致经历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兴起与沉寂、党的十八大后重提及党的二十大以来热议三个阶段。从探讨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问题，逐步深入到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再到当前聚焦于推进精神生产的路径与对策研究，研究主题的演变过程体现了我国学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展望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体系及其内在逻辑结构的研究；强化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历程的考察；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指导当代中国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  精神文明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文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

精神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和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剖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依据。20世纪中后期，苏联经济学界率先掀起了对精神生产问题的讨论，其研究成果为我国学界关注和研究精神生产问题提供了借鉴与启示。我国学界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研究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并大致经历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兴起与沉寂、党的十八大后重提及党的二十大以来热议三个阶段。从探讨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问题，逐步深入到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再到当前聚焦于推进精神生产的路径与对策研究，研究主题的演变体现了我国学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化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增进人民生活福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关于精神生产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新时代新征程上，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研究进行述评，不仅能够在理论层面助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而且能够在现实层面为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等提供理论支撑。

一、关于精神生产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为给转型中的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我国学界对生产领域的关注焦点逐渐从“物质生产”领域延伸至“精神生产”领域。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基本承继了苏联经济学界对“精神生产”的基本观点，即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既包括精神财富本身的生产过程，也包括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精神生产是在科学经济、文化经济、艺术经济、教育经济以及整个非生产领域的各门经济科学的相继出现和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必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1986年，党的首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发布，学界关于精神生产的研究出现高潮。1988年，国内首部系统研究精神生产的著作《论精神生产——对人类精神生产奥秘的反思》出版，著者李文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精神劳动的特性、精神生产的全过程和总系统、精神生产的社会形式、精神产品的价值、未来社会的精神生产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同年，钱学森在中共中央党校报告中首倡建立“精神文明学”学科，提出要在考察人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和规律中将社会的科学文化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后，关于精神生产的研究再现高潮，研究成果颇丰。例如，范英主编、广东社科学界联合出版的《精神文明学论纲》（1990年）；夏赞忠组织编写的《精神生产研究丛书（3册）》（1991年）；周世中、刘惠德的《精神生产与精神文明》（1991年）；陈仲华、杨镜江的《精神生产概论》（1992年）；刘贵访的《论精神生产力》（1994年）；李文成的《精神的让度：试论精神商品及其生产》（2000年）；张荣华的《精神劳动与精神生产论》（2002年）；温恕的《精神生产与社会生产》（2008年）；等等。

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于：精神生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呈现何种性质与特点；精神生产从哪些方面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对从事各种精神生产的劳动者应该如何评价；等等。基于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和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相关论述，学界集中探讨了精神生产的概念、内涵、特征，精神产品的价值及其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成果“百花齐放”，但被广泛认可的权威论述尚少，部分观点至今仍有争议。

第一，“精神生产”概念的界定。学界对“精神生产”概念的界定大多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经典论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是否能够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直接等同于“精神生产”的争议，主要包括“等同论”与“非等同论”。“等同论”认为，精神生产是以满足社会及自身精神文化需要而进行的“思想、观念、意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精神产品生产，其生产过程“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7]。“非等同论”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语境中，“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主观性的生产行为，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而精神生产则是客观性的。应把前者视作后者的前提，把后者视作前者的提升和完成。俞吾金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一文中基于全面生产理论对此种争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述评，值得参阅[8]。对于“精神生产”概念边界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如：精神生产是属于“物质生产范畴”[9]还是“非物质生产范畴”[10-12]；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13-14]；如何辨析精神生产中的“脑力劳动”“精神劳动”“自由劳动”“科技劳动”“内在性劳动”等概念及其关系[15-20]；精神财富是由物质生产者还是精神生产者创造的[21]；等等。此外，也有学者将“精神生产”的概念外延至“意识形态生产”“文艺生产”“文化生产”等多个领域进行探讨[22-28]。

第二，“精神生产”内涵的探讨。关于“精神生产”内涵的探讨是在20世纪末开始受到关注且持续至今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观点包括：一是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说。该观点认为，精神生产是脑力劳动者“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实物化了的精神产品的生产”，包括“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哲学、科学、艺术等高级形式的生产”。二是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说。该观点认为，精神生产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力劳动为辅的探索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三是思想的社会关系说。该观点认为，精神生产的成果是“思想的社会关系”。四是满足精神需要说。该观点认为，物质生产旨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精神生产旨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有学者对上述四种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上述观点均未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及其在产生中形成的特征进行清晰表述，应将其表述为：是精神生产者（专业的和业余的）自觉地创造观念形态产品的社会生产活动[5]。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基于哲学、经济学或其他视域来解读精神生产的丰富内涵。一是基于哲学视域的解读，即认为精神生产是人类思维活动和意识创造的过程，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附属品或简单反映，而且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的社会存在方式[29]。二是基于经济学视域的解读，即将精神生产视为特殊的经济活动或产业形态[22][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