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残疾人因其自身生理特点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难免出现心理上的自卑感和孤独感,无法更好的融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农村残疾人因其地理环境和较低的教育文化水平,使其更加难以脱贫,生活更加困难。因此,关注农村残疾人的扶贫和发展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关键领域。本文试图从增能理论的视角分析目前农村残疾人扶贫的现状和存在的困境,尝试提出农村残疾人扶贫的对策建议,以提升残疾人自身技能为出发点实现脱贫。

关键词：农村;残疾人;增能;困境;对策;

一、增能理论

20世纪70年代,印裔英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开创了可行能力贫困理论,改变了以往研究贫困时将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这一理论被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吸纳,在此书中,世界银行将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1]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的低下。作为社会中的人,应当具备包括获得足够的营养、基本医疗条件、基本住房保障以及一定的受教育的机会等基本功能。因此,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都应该被纳入贫困的范畴。[2]残疾人的能力贫困主要表现为残疾人的无力状态。对于农村贫困残疾人而言,能力贫困是由于能力却是的客观现实与无力感的主观感受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在个体层面来讲,由身体功能下降、生存环境不利、生存技能缺乏、经济收入低下、歧视内化等原因导致自我评价低下、人际关系网络缺失导致的孤独感、社会救助产生的依赖感;在社会层面来讲,社会资源的缺乏、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都是其具体表现。

增能是实现农村残疾人脱贫的主要措施。根据阿玛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可以推出,要想解决残疾人的贫困问题,应重视残疾人的社会权利并提高其可行能力,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残疾人扶贫的工作重点是为贫困残疾人“增能”。增能理论认为个体或群体拥有的能力是变化发展的,无力的状态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改善。提高残疾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是残疾人脱贫的关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政策中也体现了对残疾人能力开发的重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对于残疾人来说,依靠其自身的能力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增能,必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来协助,在这些外力作用的帮助下发掘残疾人的潜能,唤醒其权利意识。通过别人的帮助使残疾人实现从“无力”到“增能”的转变。

二、农村残疾人贫困的现状

(一)贫困概率大

农村地区取消农业税后,残疾人相较于普通农村居民来说不再具有这项优势,本就处于劳动力弱势地位的残疾人必须与健全农村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再征收农业税,加之政府给予生产补贴,健全人增收较快,而身体有或多或少缺陷的残疾人却增收甚微。这样一来,农村健全人和残疾人的收入差距会逐渐加大。据统计,农村残疾人的贫困发生概率比一般贫困人口高出4倍多。另一方面,残疾人家庭会比健全人多出医疗费用的支出,本就收入偏低,来源单一,会更加加剧残疾人的贫困状况。

(二)贫困状况持久

残疾人口中,肢体、听力和多重残疾人所占比例较大。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人口流动加快,交通事故和安全事故频发以及环境污染加重,都增加了导致残疾的风险。而残疾一旦形成,将会是永久性的。残疾程度越深,残疾人生活难度越大。由于残疾人自身条件的限制,劳动能力缺失,几乎无法获得劳动收入而陷入持久的贫困中。另外,农村残疾人的住房问题也比较突出,金三分之一的农村贫困残疾人还住在危房之中。农村的教育和生活环境较于城市也偏落后,面对未来经济发展环境,教育程度低下的农村残疾人则很难判断经济形势,抵御风险的能力将会更弱,陷入贫困的风险更大。

(三)农村老年残疾人贫困严重

在残疾人口中,60岁以上的残疾人口占51.3%,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一级残疾老人数达700万,占总残疾老人比接近16%。与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的残疾发生率较高,残障程度也更加严重,康复的可能性更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总结来说有两个。一方面,本就属于残疾人的人群到了老年,身体机能大不如前,劳动能力在本就缺乏的情况下又被削弱,极易陷入贫困。另一方面,本属于健全人的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痴呆等。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致残率都很高,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及时不属于贫困人口,在面临高昂的治疗费用持续的药物依赖也会使这类农村老年人陷入贫困状态。

三、增能视角下农村残疾人扶贫的困境

(一)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缺乏主动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残疾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很容易收到社会的歧视。由于身体的残疾导致生活不能自理或需要依靠他人时,残疾人就会产生一种自卑及愧疚心理。与健全人相比,残疾人的自尊心较强,受这种心理的影响,他们一般不愿意与其他人交往以及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和需求,觉得自己是社会的累赘,害怕别人用有色眼睛看自己。不容忽视的另一个现象是部分残疾人已然习惯了依赖政府和他人的帮助,并认为这些帮助是理所应当的。这些现象都会导致农村残疾人参与扶贫的积极性下降,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残疾人参与扶贫的积极性弱是因为自身被认可度太低,不愿参与社会生活,要想提升残疾人参与扶贫意愿,必须尽快打开农村残疾人的心结,给予他们社会认同感和自身价值感,只有残疾人自身愿意参与脱贫,扶贫工作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4]

(二)农村贫困残疾人识别不精准

目前,贫困人口主要以收入为衡量标准,国家根据物价水平和居民消费指数确定贫困线,将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之下的家庭列为贫困对象给予扶贫。但是,收入的衡量标准忽略了残疾人的差异性。贫困识别的单一标准没有考虑到残疾人自身的特殊需求。大多数残疾人因其生理缺陷,基本无收入来源,生活保障极度缺乏。然而,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决定他们必须经常服用一定的药物和日常护理,有些残疾人还有康复训练和医疗辅助器械的需求。这样一来,本不属于贫困人群的残疾人因支出大于收入,长期下去必然导致贫困。因此,农村残疾人贫困属于支出型贫困。另外,可行能力指标体系的建构主要从教育水平、医疗保障、劳动能力、社会参与等角度进行评估,可行能力是客观的,但目前的识别指标却是客观的,存在一对矛盾,造成精准识别的困境。

(三)重物质帮扶,轻能力开发

传统研究认为,经济收入低下,物质资源匮乏是导致残疾人贫困的根本原因。自阿玛蒂亚·森提出可行能力理论以来,人类的可行能力不足才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这一理论也被世界银行所接受。近年来,我国残疾人扶贫工作也取得一些进展和成就,但不难发现,重“输血”轻“造血”的问题比较突出,大部分地区对于残疾人的帮扶主要集中于现金救助、食物救助和残障补贴等方面,忽视了对贫困残疾人可行能力的构建和发展。目前,我国为残疾人提供的培训开发工作尚不能满足残疾人发展的需求,接受是使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次相对偏少,且近几年都没有较大变化和增长。另外,农村残疾人的教育仍未受到重视。教育减少贫困的回报率位居第一,若能提高残疾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对残疾人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可行能力的不足、受教育程度水平的低下导致整体劳动素质不高,严重限制贫困残疾人的自我发展,阻碍残疾人脱贫的进程。

四、增能视角下农村残疾人扶贫的对策

(一)调动农村残疾人的脱贫积极性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论断要求我们在开展农村残疾人扶贫工作中应注重改变残疾人自身的心态和参与热情。激励农村残疾人分奋发图强,增强他们摆脱贫困的信心。要想调动残疾人的积极性,首先需要残疾人自身对自己有客观合理的认知,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充分尊重残疾人,关心残疾人,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增强自信心,帮助他们认识到即使身体有缺陷,但是他们心理是健康的,是充满阳光的,是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员。在扶贫工作中必须认识到残疾人自身积极性在残疾人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残疾人对扶贫开发工作的正确认识和积极参与,即使国家和政府制定再详细的方案和计划都将失去意义,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因此,在残疾人扶贫工作中应充分调动残疾人自身的积极性,只有残疾人自身愿意参与到脱贫进程中来,才能从根本上帮助农村残疾人脱离贫困,更好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二)树立多维贫困观念,提高识别精准度

传统的识别贫困指标主要集中于单一收入标准,存在很大局限性,忽略了那些由于自身原因或社会原因导致的可行能力低下者,致使这部分人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和帮扶。因此,树立多维贫困观念,将识别标准精细化是提高识别贫困精确度的关键步骤。在识别贫困残疾人口方面,应注重分析残疾人致贫原因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深入分析残疾人可行能力低下的微观层面的原因,有利于更加精确的定位贫困残疾人,并制定扶贫可行方案。多维贫困观念中教育是帮助可持续脱贫的有效手段。因此,在农村扶贫工作中应转变农村残疾人扶贫政策的导向,实现从关注残疾人的收入水平向注重残疾人可行能力的转变。残疾人的教育既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可行能力培育的关键。完善残疾人的医疗、教育政策,使其有更好的机会克服贫困。就业方面给予残疾人更多的保护,支持农村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自主择业,自主创业,开展农村残疾人职业培训,增强其可行能力。[5]

(三)物质帮扶与能力开发并重

面对如此庞大的残疾人口,需要财政投入巨资才能有效缓解其贫困状况。但是,政府扶贫的重点在一般人群和地区开发,真正投入到残疾人扶贫领域的资金十分有限,而且缺乏社会力量投入,扶贫资金缺口较大。因此,在扶贫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应将有限的资金用到真正需要帮助的残疾人身上,且要用到合理的扶贫方式上。因此,资金的使用应更多的用在残疾人能力的开发上,增强其谋生能力,助力其脱贫进程,尤其是教育、康复等的投资。若是仍然注重物质帮扶,残疾人返贫的风险极大,为此,注重能力开发可以预防残疾人返贫风险。要多加宣传,帮助基层扶贫干部和农村残疾人口树立培养可行能力的价值理念,并通过制度化手段将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改善列入帮扶计划。农村残疾人扶贫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要立足与农村社区,充分发动村级组织、农村社区自治组织和乡村精英的带头作用,建立一支稳定的扶贫班子,短期内可动态监控脱贫后的农村残疾家庭,长期内可指导农村残疾人预防返贫风险。[6]

参考文献

[1]杨立雄,李本钦.巴中残疾人精准扶贫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

[2]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杨立雄,李本钦.巴中残疾人精准扶贫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

[4]郭钰霞.当代中国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5.

[5]陈仁兴.可行能力视阈下农村贫困残疾人精准扶贫研究[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7,32(05):93-99.

[6]李鵾,叶兴建.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与实践情势探析——兼论复合型扶贫治理体系的建构[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5(02):26-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