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0年代以来城乡区隔逐渐松动，作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城乡交叉地带”或“城乡结合部”。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中国文学力图把握真正的城乡融合，超越最初的“城乡交叉地带”，朝着“城乡共同体”演化。在这一历史性剧变过程中，城乡两处众多人物及其家庭和社群的悲欢离合，乃是考察最近数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时应该特别给予关注的内容。

关键词: 中国当代文学  城乡交叉地带  内部移民群落  城乡共同体

一

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地区，“城乡关系”各不相同，表现于文学也千姿百态。现代文学中“城乡关系”的时空差异很显著。沈从文的偏僻湘西几乎与现代都市隔绝，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却能轻松往返于他教书的乡下与参加革命运动的上海，“铁路水程，朝发夕至”(1)。现代文学去古未远，跟城乡有关的一些词汇仍带有古汉语痕迹。鲁迅说他“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2)，就有些令人费解。别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即便此刻当下的绍兴也不能称为“都市”。鲁迅所谓“都市”乃古汉语用法，仅指人口密集的城市。在大量创作和翻译中他也频频使用现代意义上与乡村和中小城镇相对的“都市”一词。

沈从文、叶圣陶、鲁迅这三例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之“都市”与“乡土”概念以及“城乡关系”的复杂历史演化。但无论如何，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包括作家自画像）总是被清晰地安排在城乡两处，也总是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自由穿梭于城乡之间的身影。

“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无法绕过的主题之一，这就容易造成误会，好像只有到了现代才出现大量聚焦“城乡关系”的作品。其实不然。“城乡关系”也是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条红线。

中国文学史内含的“城乡关系”大致有一个“之”字形发展轨迹。

在古代和近现代文学中，城乡生活形态虽迥乎不同，但空间区隔并不明显，作家及其笔下人物经常往来于城乡两处。到了当代文学时期，尤其1950年代至1980年代，城乡两处人员的往来才稀疏起来，出现了将近三十年的阻隔。1980年代以后城乡区隔逐渐松动，许多作家纷纷把目光投向“城乡交叉地带”或“城乡结合部”。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中国文学力图实现真正的城乡融合，超越最初设定的“城乡交叉地带”，朝着“城乡共同体”演化。这也可以说是在更高意义上向着古代和近现代的城乡关系回归。

在上述“之”字形历史轨迹上发生的众多人物及其家庭和所属社群的悲欢离合，乃是考察最近数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时应该特别给予关注的内容。

二

古代交通不发达，但城乡并非隔绝的二元。纵然有城与乡、都与鄙、文与野的差异，但人员进城/出城、离乡/返乡相当自由。古代作家及其笔下人物的活动半径往往超过今人的想象。

楚辞《哀郢》写楚国人民被迫离开都城“郢”而向四周流徙，但屈原并未刻意描写郢都与四野的生活形态如何天差地别，也并未刻意描写逃出郢都的贵族与平民对郢都之外的乡村有何特别的惊讶或陌生之感。全篇交织着身为逐臣的作者与流离失所的楚国民众共同的哀伤，接连“东迁”“西浮”和“南渡”，足迹遍布江、汉、沅、湘四大流域，但始终贯穿着“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的忠君爱国思想，对眼前景物的频繁改换则仿佛无动于衷，恰如另一篇《涉江》所谓“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3)。

这是古代作家辗转城乡两处普遍的空间意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及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描写皇家宫室苑囿或通都大邑的繁华热闹，魏晋以后“山水诗”“田园诗”“怜农诗”写山水景物与农家村社，包括迁客骚人对“壮游”或“贬谪”的记录，都不曾刻意渲染城乡的隔绝。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聚焦自我内心波动，并不十分在意急剧的空间转换。唐传奇小说写凡人或羽客道流自由出入长安城，谈不上对城乡风俗景物有怎样细致的描写，更没有因为从乡野转到长安或者从长安转到乡野而刻意使用不同的两副笔墨。

明刻“宋元话本”，明以后拟宋之市人小说（如“三言两拍”），明清两代世情（人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以及《水浒传》等“演史”小说，描写城乡两地更见展开。这些成熟的白话叙事作品无论写皇宫内院、贵胄之家、暴发户、市井细民，皆集中于“城市”“都市”“城镇”，空间意识更加自觉，同时乡野村社也愈发立体地展露于笔端。《水浒传》既写了东京汴梁的繁华，也写了渔村、农庄、茶楼酒肆、驿站旅舍、各种规模的庄园以及中小州县府衙与市井的风貌。《红楼梦》描述贾府主仆偶尔下乡（对刘姥姥、袭人、晴雯来说则是回乡），也颇为留心城乡区别，但人物穿梭往来于城乡两处，并未因此受到太多限制。

近、现代小说的城乡描写延续了古代文学的格局而又有显著发展。早在《子夜》写吴老太爷进上海之前，“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以及民初长篇“三潮”（《广陵潮》《歇浦潮》《人海潮》）都清楚指示了乡下人汇入城市的轨迹。从《海上繁华梦》《海上花列传》开始，“‘外乡人到沪（或游历、或移民、或从商等）’这一模式成了通俗小说的文字漫游热线”，许多“通俗作家”不仅写上海，“也有写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扬州等城市的小说”(4)。各色人等频繁来往于城乡之间，加强了两处的实际联系，这是现代通俗小说崛起之处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现代作家描写城乡两处家庭与社会，虽各有侧重，却并不隔膜。或如鲁迅、沈从文、吴组缃等更熟悉乡土，或如茅盾、“新感觉派”（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老舍、徐訏、张爱玲、钱锺书等更善于描绘都市。但熟悉乡土的作家也有不少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的小说，熟悉城市的作家也时常将笔触伸展到乡村。一向被尊为“乡土小说”开创者的鲁迅写北京和绍兴，并不少于写“鲁镇”和“末庄”。沈从文在熟悉的湘西之外也写到上海与青岛。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虽有争议，却不妨归入别一种“乡土小说”的范畴。《倪焕之》《子夜》率先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将城乡放在一起来构思。钱锺书《围城》和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则几乎是城乡各占一半。

尽管更加有意识地触及和强调了城乡差异，但大多数现代作家并未在叙事上设置城乡二元或城乡隔绝的结构。即便主要聚焦北京的老舍和主要关注农村的赵树理等作家，也并不总是将人物的脚步牢牢限制于他们所偏爱的都市或乡村。

现代作家将城与乡打成一片的常态写法，其内在诉求乃是《倪焕之》《子夜》等作品所期待的城乡一体革命联合与现代化互动。鲁迅《故乡》中“我”希望后辈们（“我”的侄子宏儿和闰土之子水生）将来能成为“一气”（类似曹植《求自试表》“分形同气、忧患共之”），则于革命联合和现代化互动之外，寄托了现代作家要求打破城乡壁垒、在情感价值上走向城乡一体（“一气”）的朴素而深沉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