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下限”问题反映了当代文学史带有永恒和宿命性质的本体性矛盾。它的提出及划分，不仅关涉对正在行进中的当代历史作如何截断众流的断代处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带有时间节点的断代处理体现了文学史家怎样的立场和观念。因此，一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史及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和核心问题。21世纪以来，由于当代文学不断学科化、专业化、历史化，这个问题更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然彼此也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认知。“下限”范畴史料，主要由综合性史料和作家作品史料两部分组成。它虽然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却自有其意义和价值，有必要给予重视。

关键词: 当代文学史“下限”  学界认知与观念解读  相关史料存在与表现

基金: 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理论-实践’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项目编号：22BZW022)的阶段性成果

一、“下限”问题提出及其历史溯源

“起点”（或“上限”）与“下限”是最近几年流行的一个概念，并且与文学史及史料研究联系在一起，开始较多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如严家炎的“《黄衫客传奇》（1890）起点说”、范伯群的“《海上花列传》（1895）起点说”，一直影响至今。又如，通常以为，胡适1916年创作的新诗《蝴蝶》被视为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但四川大学项楚等二十年前出版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著作，通过详实搜集隋唐前至晚唐时期游离于主流诗歌之外的多篇白话诗，打破了人们对于白话诗的传统认知。①当代文学稍有不同，虽然洪子诚、陈晓明等把文学史源头上溯至延安，但就总体而言，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起点”，已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基本共识。难点及歧义所在，主要是“下限”，它“意义重大，而难度极大”②。

何为“下限”？下限是指某种事物的最低限度，通常解作为时间最晚或数量最小的限度，不能超过规定的下限。文学研究领域的下限，则是指文学从A到B区间的末端，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学史意义上的分期或分段之含意。法国学者普洛斯特指出，历史分期“让人能同时思考延续和断裂，它首先把延续和断裂划给不同的时刻：在各时期内部是延续，在各时期之间是断裂。时期一个接着一个，一个与一个不同；进行分期也就是确定断裂之处，对于改变的内容亮明态度，定下改变发生的日期，并对其进行初步界定”③。詹姆逊在2002年出版的《单一的现代性》一书中，从“时间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历史连续性与断裂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现代与现代性条件总会带来一些断代史的逻辑，在断代时，原先体制中旧的因果关系被新的文化逻辑所替代，因此，它不仅催生和拓展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而且还可有效地凸显研究者的自我意识或曰自我反观理论。故而不应对断代表示不安，关键在于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一份责任。于是，这位推崇整体性和辩证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家宣称：“我们不能不断代”，并将它当作现代性的四个标准的“第一个标准”提出。④当代文学是正在行进中的文学，它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尽管我们知道，对其分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它的发展变化不一定都要等到某个交界点上，很多现象并非截然分明，重叠和衍射情况明显。然而，出于后设研究的需要，我们在文学史写作时是完全可以对连绵不绝、逝者如斯夫的过往历史作“截断众流”的断代处理。从当代文学走过的七十多年的跨度来看，从当代作家代际起伏盛衰、主题思想运演更迭、艺术表达的刷新变化来看，都还是会有些草蛇灰线，聊备一探。此所谓断代，也就是下限，它意味着对当代文学的断裂和延续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一个足以标注断裂的节点来确定它的终点，同时确定下一个时期的起点。这也是文学史与批评的一个重要区别。

当代文学史的下限划分，其特殊和难度在于，它不仅是正在行进中的当代史，而且还是“作为具有国家性质的文学，它仍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体制下不断生长，这就导致我们之前以政权更替等重要事件作为文学分期依据的做法无法奏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很难再找到像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次文代会那样公认的既有标志性和象征性，又有历史决定性的时间节点”⑤。尽管199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逐渐形成了“党的领导、文艺家的创作实践、文化产业资本的介入，三维之间营造了丰富的运动张力和滋润的生态环境”。而在21世纪以来的二十年间，当代文学又形成了主旋律文学、精英文学、市场文学并存的“三分天下”的态势。但前后之间仍有不可忽视的一贯性、承续性，“周扬曾经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解放运动，列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透过三个时间节点，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毛泽东思想的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实践连接起来，构筑起较为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体系”⑥。往深处说，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多年前，国家最高决策层面提出的辩证地看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⑦。这亦是在告诉我们，当代文学下限看似是文学史分期问题，其实它已超越了文学史分期乃至文学本身，包含了更丰富复杂的内容，其划分及如何划分，面临很多棘手或不好解决的“问题与方法”，简单套用西方常用的分期或断代理论，很有可能失效。“从中国历史的断代传统来看，我们既然承认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所建立的政权是正当政府，就会顺理成章地认同我们现在仍在本代之中，而国体、政体并没有改变。那么新中国成立以降的文学史作为当代文学史，之所以被称之为‘当代’，实际上含有现政权、本代之意。”⑧这是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从1950/1960年代起到1990年代形成高潮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学界对其下限划分一般都采用与当代文学批评基本同步的方式。如1962年华中师院主编的国内第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其下限一直写到1960年；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郭志刚等主编）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二十二院校编写组）两部文学史，下限为1970年代后期的新时期；1999年出版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它们的下限则延至1990年代后期。除去编写的时间，这些文学史可以说是基本上跟着时间脚步了。这里的原因，倘若细究，也许与没有走出“20世纪”，与批评占主导的语境及其影响和辐射有关。是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对下限往往采取可塑性较大的“移动”处理，是比较随意或随机的，并没有所谓的下限意识，人们似乎也没有急于给它画句号的意思。因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框架尽管隐含着让人不快的等级制之感——即用“现代文学”标准来治史，打通并整合“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但它毕竟完全可以让当代文学直接融入其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不拘泥于这次讨论，再超越一些，从更为宏阔的视野来看，实际上，1980年代中期在讨论当代文学史可否编写时已隐显不同地涉及下限问题。如唐弢1985年在《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中，考虑当代文学“尚未成熟”而又“不断演变着”事实的本身，主张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⑨。施蛰存在同年撰写的《当代事，不成“史”》一文，呼应唐弢的观点，也认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因为一切还在发展的政治、社会及个人的行为都没有成为‘史’”。他进一步解释说：“并不是说当代文学不应该做记录和评述。所以有详细的记录，但都只是史料；可以有评述，但都只是一家之言，不成定论。史料和一家之言，都不是‘史’。”⑩特别是王瑶，他在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长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将现代文学的起点设在1919年，终点则定为1976年“文革”结束。王瑶着重强调指出：“就目前而论，经过拨乱反正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我们现在有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一九七六年以前的文学了，而且它的许多重要现象都是要从五四以来的历史进程来加以阐述的，因此它可以而且应该纳入现代文学史的范围。”他们上述有关主张，其实已暗含了相当明晰的文学史下限意识。

颇有意味的是，早于唐弢等讨论的半个世纪前，即1930年代，胡适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撰写导言时，就持此观点。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时间太逼近了，我们的记载与论断都免不了带着一点主观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着客观的，严格的记录。第二，……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所以在今日新文学的各方面都还不曾有大数量的作品可以供史家评量的时候，这部历史是写不成的。”胡适明白宣示，没有足够的时间积淀，只能进行初步的史料整理，而不能写出信史。而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即2023年，王瑶的弟子陈平原在谈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划界及其异同关系时，其观点与其导师王瑶及唐弢、施蛰存也颇有某种惊人相似之处。他在有关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将“近十年”的作家作品列为“当代文学批评”，而把“十年前”及一直上溯到晚清作家作品和思潮现象统称为“现代文学研究”，指出：“学现代文学出身的，往往偏重于史学；而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则更注重批评。应该说，二者都有其合理性。史学寂寞，需要下苦功夫；批评热闹，更依赖个人才气。我的立场有点特别，认定关注近十年作家作品的，属‘当代文学批评’；谈论十年前的作家、作品、思潮、现象的，可一直上溯到晚清，统称为‘现代文学研究’。”

从第一代学者胡适，到第二代学者唐弢、施蛰存、王瑶，再到第三代学者陈平原等有关“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限划分，在现代文学领域是很具代表性的。对此，当代学界虽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却不得不说，它是有其自身历史和内在逻辑的，至少为我们如何从较长的百年时段审察“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观照方式。需要特别指出，胡适（不仅是胡适，五四一代学者也莫不如此）与之不同的是，他一方面立论谨慎，强调当代历史叙述须对“时间太逼近”保持警惕，不能倏忽意兴地随意改写历史。另一方面又与此前中国历史上众多诗文革新运动不同，“更喜欢在‘文学史’框架中讨论问题”，并在文学革命成功后，“迅速将自家旗帜写进新的文学史”。然而，在完成历史化和经典化过程中，因为“更接近于批评家的‘提倡’，而不是史家的‘总结’”，或者说，作为五四新文学“当事人的证词与研究者的成果，二者过分一致”，结果在给我们提供后来文学史所没有的鲜活丰盈生命活力的同时，而表露了贬低甚至抹煞“晚清文学”与“通俗小说”成就的历史局限。这一点，只要翻检一下《中国新文学大系》就不难可知。胡适的“自我矛盾”，反映了那一代学者在新文学草创时期，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学科在现代大学占统治地位的大背景下，急于建构、夺取历史话语权的学术焦虑；而他们在将“自家旗帜”写进文学史和以创立者身份对之进行精彩描述，其对固有历史所表现的选择性的偏差，又相当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

当然，换个角度看，它也反映了当代文学史写作包含的两个至今尚未克服的矛盾：“其一，历史叙述内在规定性导向的历史断代与目前使用的‘当代’时间意义上的无下限形成了矛盾，‘当代文学’的断代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二，‘当代性’内含的反历史/去历史倾向与文学史的历史叙述构成了矛盾，在具体的述史实践中，历史叙述与批评化的结论之间的张力，也一直为论者所注意并诟病。”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及文学史带有永恒和宿命性质的“本体性”矛盾。可以预测，随着时间直线无限向下延伸，尤其是进入后现代语境之后，它不仅会使当代文学史涵盖的内容愈加纷坛庞杂，而且内部之间还充满了抵牾、断裂甚至反转，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出现下文罗岗所说的为下限所无法包容的“极限”问题。这是时势使然，它带有“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意涵，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给予评价和把握。

二、当下学界对“下限”认知及其有关观念解读

1990年代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潮，在至今119部总量的当代文学史中，有接近一半（51部）都出版于此时。这些文学史，尽管水平有优劣、高低之分，观念认知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文学史分期问题上，却不期而然地具有基本相近或相似的共识。大概从21世纪第一、二个十年开始，随着“20世纪”离我们越来越远，后来接踵而至的文学越来越纷扰繁复，学科建设也被提到了日趋重要的位置，所以，如何在新的框架和历史语境中重新关联整体当代文学的起点与下限，进行价值重建，遂被当作一个新的节点问题提出来。这些学者大多曾接受系统规范的研究生专业教育，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有过主持或参与文学史写作的学术实践，有的还主持编写过不止一部文学史。而高校在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学院体制开始浮现。如CSSCI期刊、社科基金资助、长江学者评审、学科评估、学科点扩张等，并且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强化。这不仅与五四新文学草创时期的胡适等生存环境完全不同，就是与1980年代中期刚走出“文革”后不久的唐弢、施蛰存、王瑶的学术生态也大相径庭，甚至与处于同一现代大学学术体制下的“现代文学”也有所区别。这就是为了在日益强化、充满竞争的学院体制中谋求一席之地，业内不少同仁开始期盼当代文学结束一味“移动”的漂泊状况，像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虽有一个争议但大致应有还算稳定的研究范围。而作为历史叙述的当代文学史，为了求得应有的客观性，也与永远处于追踪且更多体现个人主观性的批评有所区别，应该对无限延展的终点划定或确立一个节点。当然，这是人为的，也是带有理想化的一种学术理念。它反映了当代文学在经历了现代文学二倍还多时长的情形下，想跻身于现在大学中文学科核心行列的诉求。从文学史写作角度讲，希望对原有批评化的思路有所调整及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