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思想文化的追问中，“同时代人”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提出“同时代人”本身属于重新探寻、反思和再认定的尝试，而不是对既有事实的概括和描述。“同时代人”其实就是我们精神指认的结果，而指认本身则属于当代人自我思想发展、精神求索的结果。“同时代性”或者说同代人的精神统一性往往是人们追寻的理想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努力理解自己的“时代”和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同时代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代人”的意义不能从世俗的套语中自然生成，它的每一种概括都可能是对权威、传统与权力的冒犯，所以定义本身是需要勇气的。

关键词: 同时代人  差异  认同  勇气

“同时代人”曾经主要是一个青年理想主义的概念，例如在当代的一些教育舆论场景中，这样的表述已经成为了青少年理想教育的范本：“也许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安定富裕的社会里，我们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什么是苦难。……每当英雄人物出现，我们总是很兴奋，似乎看到了曙光，看到了一股能带领我们走向胜利的曙光……”(1)在这里，理想教育坚定而明确的目标导向已经让其他细枝末节的追问失去了意义。然而，在思想文化的领域中，所有的概念、主题都存在继续叩问和思考的必要。在思想反思的意义上，将“同时代人”作为概念特别提出，并加以讨论，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当代问题的别样思考。

在思想文化的追问中，我们的“同时代人”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1913年，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考》“序”，开篇即是：“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如今这已经成了关于时代与历史发展的最常被引用的判断，但对历史变迁的判断如此决绝，其自信显然还是来自进化论的预判，时代之人与时代之文的更复杂的情形未及展开。如果我们今天要对“同时代人”重新提问，这倒很容易让人想起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俄罗斯人面对时代和历史的那些追问方式：1862-1863年间，流放西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创作了长篇小说《怎么办》，表达了改造俄国现实的民主主义理想，被列宁誉为“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1902年革命家列宁发表了同题的《怎么办》，对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思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重要见解。1946年赫尔岑创作《谁之罪》，揭示一代青年成长的悲剧，1866-1876年俄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涅克拉索夫发表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多方位展示了俄罗斯农奴制改革后的社会现实。文学批评家杜勃留波夫在同一时期留下的论文是《论俄国文学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黑暗的王国》《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这样从时代及国家社会总体问题的角度把握现实、提炼问题的方式正是俄罗斯思想与文学的重要特色。《同时代人》俄文为современник，又译作《现代人》，这是1836年由普希金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与社会政治杂志，普列特涅夫、涅克拉索夫、帕纳耶夫、尼基田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先后主持编辑工作，是革命民主派的主要阵地。

19-20世纪初俄罗斯式的追问方式，常常被我们称作是“家国忧患”，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欧个人主义求索的思想追问，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之忧”相互连接。即便如此，每一次家国忧患的背后，其实都存在具体的逻辑和实际的理由，也就是说，都还是需要重新定义和设问。当代中国，为什么值得重提“同时代人”，自然也还得再一次追问和再一次厘清。

这就是“同时代人”命题的第一个层次：提出“同时代人”本身属于重新探寻、反思和再认定的尝试，而不是对既有事实的概括和描述。事实上，在当代人类的思想叙述中，“同时代人”已经成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叙述方式和概括方式。

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是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是他的优秀传记。保罗·约翰逊将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称作“同时代人”，以此反思历史，为历史的叛逆者树碑立传。保罗·约翰逊格外看重的是苏格拉底超越那个时代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智慧，就是这样的思想和智慧确定了他的历史叛逆者身份，而与今天的我们成为了“同时代人”：“由于苏格拉底拥有强大的智慧，由于苏格拉底运用智慧的方式（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设法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属于任何阶层的人，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不属于任何阶层的人。”(3)同时，让这一超越成为可能的雅典城邦社会情形恰恰也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期待：“摔跤冠军可以成为众所周知的哲学家，剧作家与历史学家可以成为将军，将军、历史学家、诗人可以成为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以撰写戏剧。一个建筑师或许创建过一个殖民地，一个曾经制造过灯具的人或许统治过这个城邦。……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历史上的独特之处是，它让拥有才华的人可以轻易跨越专业的界限与行业的界限。”(4)换言之，“同时代人”苏格拉底与其说生活在当今的芸芸众生之中，毋宁说他更接近当代知识分子对人类生存方式与思想方式的一种设想。在这里，所谓的“同时代”当然完全是思想指认的结果，是思想价值的求索，让当代的学者跨越千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认证“同道”。也可以说，被后人再认识的苏格拉底因为自身思想的“恒久”性而具有了当代性的可能，借用译者的总结就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品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恒久的价值，以至于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可以将苏格拉底当作我们的同时代人，苏格拉底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导师”(5)。

在21世纪以后的读书界，19世纪前期的法国历史学家阿莱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声名鹊起，他的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中国读者传阅的经典。我们将这位两百年前的思想者视作“同时代人”，所谓“当代人阅读托克维尔，固然不难发现其论述中过时甚至错误之处，但往往会觉得托克维尔是自己的同时代人。”(6)因为托克维尔对旧的社会制度与时代变革的关系的深刻阐述依然对当今产生了重要的启发意义，“托克维尔最令人敬佩的地方是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前人的社会现象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和当代社会学极为接近。换言之，托克维尔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的社会学思想和方法。”“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社会分析方法，并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将这一方法予以完善。”(7)

同样，当代中国学者也将两百年前的马克思呼为“同时代人”，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对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如利奥塔、詹姆逊、吉登斯、德里达等，也常常是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去吸取灵感的。”“当我们强调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消去我们作为当代人的生活旨趣，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自觉地带着这种生活旨趣去认识马克思的。在这一认识的视野中，马克思的理论形象不再是模糊不清的了，而是突然变得透明了，特别是他思想中与当代人的生活兴趣有联系的侧面十分清楚地向我们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决不是怀着抽象的热情回归到历史的马克思那里，而是从今人的生活旨趣出发，把历史的马克思当代化，尤其是把马克思学说中那些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有着重大意义的思想资源凸现出来，以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8)

在这个意义上，“同时代人”其实就是我们精神指认的结果，而指认本身则属于当代人自我思想发展、精神求索的结果，“异代人”给我们启发，也给我们鼓励，或者给我们苦苦求索的答案，所以我们才跨过历史的屏障，将他们看作我们的知音与同志，谓之“同时代人”。这样一来，既然有苦苦求索之后才发现的“同时代人”，那么也就必然存在“同一时代”实际存在的深刻的差异和鸿沟。或者说，“差异性”可能是时代生存的真正的日常，没有对差异性的正面承认，也不会有那种经过艰苦寻找所获得的共同认知。

在对“同时代人”发出激情的判断之前，我们必须正视“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差异，否则，“同时代人”的呼唤也不会那么值得珍视了。例如，今天的人们普遍将当下概括为“新媒体时代”，然而，新媒体的到来和广泛存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发声者，这是信息传播的自由还是信息泛滥以致真相淹没的开始？我们是因此获得了资讯的无边界还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资讯的茧房”？可能“同时代人”的观念都不相同，甚至撕裂严重；有时，我们也很愿意概括“大国崛起的时代”，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中人的精神也在真实不虚地成长壮大呢？可能有人在崛起，也有人在沉沦，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躺平”之论，“内卷”之叹，还有“迷茫”的眼神；在文学的意义上，我们常常感叹“科幻时代”的到来，更兴奋于科幻文学正引领当代文化迈向广阔无垠的宇宙大国，刘慈欣在中外粉丝的加持下驾驶着“流浪地球”飞跃在时空的长河中，然而，平心静气之后，我们还是会发现，虽然我们已经率先与“三体人”相遇，但世界依然在“折叠”，郝景芳是郝景芳，刘慈欣是刘慈欣，这是科幻时代的一体两面，遥远宇宙中的“三体人”存在与否并不那么重要，异托邦的“三体人”是否真的会入侵地球也不是那么要紧，更棘手的可能是人们熟悉的世界还在“折叠”，而同一地球的人们却又生活在不同的“体制”，也拥有天渊之别的“体制属性”，在这里，不要说“三体”，就是“二体”差异也足够引发更多的倾轧和战争，视角的差别让我们的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都大相径庭。

其实，在我们过往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同时代人”的千差万别都是首先不容忽视的现实。在那里，周树人绝对不是周作人，郁达夫也不是郭沫若，李劼人不是巴金，胡风不是周扬，卞之琳不是何其芳，韩寒不是郭敬明。正是基于对同时代人差异的深刻感悟，鲁迅一次又一次体验着民国的现实，为自己的思想判断寻找支撑。留日时期，他逃离东京远赴仙台，就是“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9)，最终认定：“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0)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鲁迅在寂寞中自我调整，这是基于“新青年”的分化，“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I1。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鲁迅感触尤为深刻：“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I2“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I3青年内部四分五裂的景象让鲁迅开始走出了近代以来的“进化论”观念。

从“同时代”洞察异样，在差异中发现世界的真相，甚至为“异端的权利”辩护，这又是中外思想者的自觉的共识。1836年，《同时代人》由普希金在彼得堡出版，1866年终刊。它为整整一代俄罗斯人建立了思想体系，其诞生、论战、转型和退役，都成为了极具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即便如此，在随后的俄罗斯白银时代，天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Мандельштам）也勇敢地以“拒绝时代的认同”自诩，曼德尔施塔姆的代表作就叫《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

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代者——从不。

那样的尊称我并不胜任。

我多么憎恶那个占用我名字的人。

那自然不是我，是他者。

时代是个暴君带着一双困顿的眼珠

还有一张壮美的泥土大口。

他濒临死去，逐渐衰竭在他苍老

儿子麻木的两手。

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越是到了思想多元的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的个体发展越是打破着过去习以为常的共同感受。一如叶芝在《基督重临》里所描绘的景象：“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何况对于曼德尔施塔姆而言，更需要以个人的反叛来诀别时代的奴性与平庸。

至少，在人类思想的发展中，往往是差异性给了我们反思的起点和情感激发，也给了我们思想发动的力量。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对时代精神同一性的追寻就失去了意义呢？可能还不是这样，否则，普希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当年以“同时代人”的旗帜凝聚俄罗斯精神、建构知识分子的思想平台就失去了意义，否则，从“五四”到1980年代的新启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关节点上的每一次振臂呐喊都成了虚妄。“同时代性”或者说同代人的精神统一性往往是人们追寻的理想方向，这个方向未必成为现实，目标未必能够达到，但追寻和建构无疑却是有特殊价值的。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是因为我们还希望有精神指向的同一性。人类思想的发展其实就是不断发现“差异性”，同时又总是树立起“同时代人”的精神认同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努力理解自己的“时代”和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同时代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对于思想者而言，不可以在他者或者权力的概述中定义“时代”。何谓“时代”？又何谓“同时代人”的种种？都亟待我们独立思考之后的阐发，亟待我们的新的判断。“同时代人”的意义不能从世俗的套语中自然生成，它的每一种概括都可能是对权威、传统与权力的冒犯，所以定义本身就需要勇气。这就是意大利美学家阿甘本所说：

成为同时代人，首先是勇气问题，因为这意味着不但要能够坚定地凝视时代的黑暗，也要能够感知黑暗中的光——尽管它奔我们而来，但无疑在离我们远去。I4

认同不是一种思想的奴性，它也是莫大的时代勇气。所以，勇敢者的时代性定义依然需要继续维护那些“同时代人”的精神差异，并珍惜其中的叛逆。就像“时代青年”未必都是正面形象，而历史的“老人”也未必就等于腐朽和保守一样——如果时代开始批量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群体，而那些历经沧桑的老人们的觉悟反倒可能成为某种惊艳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在探索的道路上，我们完全可以跨越时代，寻找不同代际的同志。“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也是那些既不与时代完全一致，也不让自己适应时代要求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就是不相关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够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I5阿甘本所阐述的“时代辩证法”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百度教育:《永远跟党走》https://easylearn.baidu.com/edupage/tiangong/composition?id=aececdfecdcae 1726703681163007846&fr=search。

(2)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3)(4)(5)[英]保罗·约翰逊:《苏格拉底——我们的同时代人》,郝苑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第35-36页,第187页。

(6)(7)李钧鹏:《托克维尔的历史社会学》,《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8)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0年第1辑。

(9)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10)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11)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12)鲁迅:《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13)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4)(15)[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