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争，构成19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讨论”的文化语境。王蒙作为论争中重要的当事方参与论争，论争虽然由“王朔现象”引发的文化商业化消费主义而起，但论争的实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之争。王蒙并不反对“人文精神”本身，而是反思性地批判了启蒙知识分子“激进的保守主义”的“二极对立”思维方式，王蒙站在“自由的保守主义”价值立场，倡扬一种包容多元的立体复合式的辩证思维方式。

关键词: 王蒙  人文精神讨论  思维方式  “二极对立”  辩证

1993年到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1990年代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锋，尽管这次讨论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却成为思想文化的分水岭，标志着1980年代以前的激进主义文化的式微，以及1990年代转型期时代的开启。王蒙作为这场讨论的重要当事人，他的文化身份与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因此，很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1990年代前期的文化语境与“人文精神”讨论的出场

为什么在1990年代前期开始了这样一场波及广泛的“人文精神”讨论？这还需回到引发讨论的历史场域中去，看看是哪些因素引燃了讨论的火苗。随着经济的全速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念，“文人下海”“艺人走穴”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文人“下海”开办文化公司，催生了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的真正落地。至此，1990年代相较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两家独大共同夹击大众文化，变成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且以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共同挤兑精英文化的新局面。

在1980年代之前，主流文化是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文化，它没有竞争者，而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复兴，主流文化才因为有了新质素而成为一种文化形态。在1980年代初期，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在一些众所周知的共同话语上，达成了一种共识的关系，有人称这是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蜜月时期”，(1)然而精英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精神和“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等因素，使他们不断地要扩充自己的话语空间，1980年代以来主流文化与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与调适也一直存在。

大众文化在1980年代只是一种萌芽状态，那时的大众文化主要舶来自港台，它的出现遭到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共同排斥。到了1990年代，大众文化依靠“下海”文人兼商人的制造，与港台产品内外呼应，终于底气十足地登堂入室，主流文化为了发展经济则主动调整，为大众文化留下了一定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使精英文化遭受了来自主流文化和大众化的双向挤兑，特别是来势凶猛的大众文化，那种被金钱挤压下的斯文扫地，无人理睬的边缘化处境，尤其使得那些坚守着昔日风光无限的精英知识分子感到痛苦乃至愤怒，1980年代步伐一致的精英知识分子内部，也终于开始分化了，“人文精神”讨论只不过是这一分化的序幕而已。

其实与“人文精神”讨论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一场讨论。那就是由郑敏发表于《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在这篇文章中，郑敏从“五四”以来的汉语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关系，反思了“五四”以来汉语变革中的二极对立的激进思维方式对中国汉语诗歌创作的影响。(2)此后，范钦林在《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发表《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与郑敏先生商榷》的文章，明确反对郑敏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负面评价。(3)而在同期的郑敏文章《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中，也明确提出了《回顾》一文的潜文本就是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批判：“我想范先生对《回顾》一文的阅读似乎没有涉及它的潜文本。……该文的潜文本是揭示胡、陈在领导“五四”白话文运动时所运用的二元对抗（binary oppositions）的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现实中矛盾的互补，互换，多元共存，求同存异等复杂而非敌对的关系强扭成对抗的敌我矛盾。具体到《回顾》一文，我所要提出的质疑是胡、陈在白话文运动所依据的这种二元对抗的思维，使他们将汉语、汉文化的改革中所涉及的复杂矛盾关系，简单化为下列的对抗性矛盾，因而为中华文化、语言的一次关键性的革新带来严重的损失与后遗症。”(4)在此，郑敏实际上亮出了自己对待“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立场。

1994年第4期的《文学评论》刊发了许明的论文《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维度——从郑敏、范钦林的论争说开去》，便顺理成章地把郑敏与范钦林的争论纳入了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这一框架下。关于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论争其实不过是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五四”以来激进主义讨论在中国大陆的重现而已。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文精神”讨论的出场，也与这种“激进与保守”的争论有了某些联系，只不过“激进与保守”的争论是知识分子立足现实而面对历史的发声，“人文精神”讨论是知识分子试图主动介入现实，面对当下的价值表达。据李庆西回忆，1993年11月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全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六届年会。“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的会中会，就是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务虚会，由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蔡翔、许纪霖等人发起。一连搞了几个晚上。一个中型会议室里满满当当坐了许多人，参加讨论的不光是教授学者，还有不少学术新锐和研究生，如罗岗、倪文尖、毛尖等。是年六月，《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和他的几位研究生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瘤疾，这次座谈无疑将问题放大到相当广泛的学术范围。当日，《读书》的沈昌文、吴彬在座。从第二年春天开始，《读书》杂志便陆续登载深入讨论人文精神问题的六篇对话，这把火终于从上海延烧到全国。”(5)可见，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事先是经过较为充分准备的一次主动出击，也是由19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引起的思想界文化界的必然反应。

二王蒙与“二王之争”

当“人文精神危机”论的提出者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王朔的时候，王蒙早在1993年第1期的《读书》杂志，发表了《躲避崇高》一文。在本文中，王蒙以赞扬大于批评的态度对王朔的小说予以肯定。王蒙认为，王朔和他的伙伴们的“玩文学”，“恰恰是对横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学的一种反动”。王蒙把王朔与他的人物比作“一个班上的不受老师待见的一些淘气的孩子”：“他们颇多智商，颇少调理，小小年纪把各种崇高的把戏看得很透很透。……他们没有能力以更丰富的学识或更雄辩的语言去战胜老师，他们唯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6)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王朔这种“亵渎神圣”的“玩文学”呢？王蒙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7)

在欣赏王朔的反叛和躲避假崇高、假神圣的时候，王蒙也揭示了他的“微言小义，入木三厘”的“轻”以及“过瘾”与“玩”所要付出的代价。指出了“他多少放弃了对文学的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精神力量的追求。他似乎倾倒着旧澡盆里的污水以及孩子。……在玩得洒脱的同时王朔的作品已经出现了某些‘靠色’（重复或雷同）、粗糙、质量不稳定的状况。”(8)

其实王蒙对王朔的评论还不止这一篇，1992年8月31日的《中国检察报》发表了《王朔的挑战》，1992年11月10日的《解放日报》又发表了《调侃》一文。在这些文章中，王蒙把王朔和类似的“调侃”称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认为“这一切绝非偶然，”“他是应运而生”。王蒙承认，自己和王朔“在文学上是两股道上的”，但不妨碍自己对王朔的欣赏，王蒙说：“如果连调侃也容不得，如果一脑门子官司到见了调侃也要疾言厉色地批判一通，那就更说明我们对调侃尚远未服用过量。对您这种偏执狂自大狂唬人狂和一言堂的非清醒状态，看来还要美美地调侃一番。”(9)由此看来，1993年的《躲避崇高》一文，已经把王朔和王蒙都推到了风口浪尖，随后开展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王蒙的，但潜在的争论已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1994年第5期的《东方》杂志发表了王蒙的文章《人文精神偶感》，正式参与争鸣。在这篇文章中，王蒙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发出质疑：(10)王蒙首先感到困惑的是“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这是发起讨论者一开始就没有充分界定过的一个概念，尽管在后续的讨论中有所补充，I1但也还是不甚了了。王蒙说，如果“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思想”，那么，对人的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总不应该以叫人们长期勒紧裤带喝西北风，并制造美化这种状况的理论来弘扬人文精神。但是，当我们强调人文精神是一种‘精神’的时候，我们自古已有于今尤烈的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忘死、把精神与物质直到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传统就开始起作用了”。I2王蒙继续说：“从脱离物质基础的纯精神的观点来看，计划经济似乎远远比市场经济更‘人文’。”I3计划经济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幻想性质，恰恰导致了伪人文精神、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因此，王蒙总结道：“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人人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也才更容易寻找人文精神。”I4王蒙回顾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关于人和人的“三大主义”的遭遇，诘问道：“一个未曾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

杨庆祥运用程光炜“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在谈到“人文精神”讨论时，认为“在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知‘人文精神’，并为其寻找一个历史参照这一点上，王蒙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性的洞察力”。I5这也正是程光炜所言：“王蒙和金观涛帮助人文精神讨论拥有了应该拥有的历史感。”I6这一历史感就是历史的参照视角。王蒙从切身的体验和经验出发，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文精神”讨论所缺失的历史参照坐标的高蹈与虚妄。

王蒙认为：“人文精神并不具备单一的与排他的价值……把人文精神神圣化与绝对化，正与把任何抽象概念与教条绝对化一样，只能是作茧自缚。”I7他呼吁，“应该承认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与多层、多面性”，并有所告诫：“第一，不要企图人为地为人文精神奠定唯一的衡量标尺。第二，不要企图在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中间划出明确无疑的界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第三，不要以假定的或者引进的人文精神作为取舍的唯一依据，不要搞精神价值的定于一与排它性。”I8王蒙痛感没有人真正读懂王朔，没有人能够容得下王朔，“都成了王朔固然不好，都成了批评王朔的某教授，就更糟糕。连起码的幽默感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人文精神？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潜意识中的文化专制主义。”I9

王蒙的文章引来了争论，众所周知的“二王之争”实际上把本来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引向了情绪化的义气之争的岔路。张志忠认为，“二王”之争，二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20是看得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