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类本质遭遇挑战到人的意图性

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自然的本能。”② 所谓“能思维的生物”无疑指的就是人，因此恩格斯的这句话只要稍作转注其实也就是说：作为理性和思维载体的人类既是自然的产物，更是自然的意图，他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性成果，肩负着表达物质世界发展阶段的神圣使命。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们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人们一般不会怀疑人是一种具有特殊本质的存在，并且相信人类在维护他的机械及生物性生存的同时自当有其更高的生存意图，即如康德所表述的那样：“造物所希望的是：人应当借助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任何超越他的存在之机械秩序的东西；人所享有的幸福和完满只能是他通过克服本能、运用自身的理性所创造的幸福和完满。”①因此，所谓幸福也就不能只被理解为生理需求以及生物本能的简单满足，它更应该被视为与存在的终极目的相关的一个意义范畴，也就是说，人应该把追求他存在的终极目的以及实现他存在的特殊本质当成他的最终的幸福和至高的善。对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事物的善在于它特有性质的实现，每一种生物的目的或目标是要实现它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殊本质或使之明显起来。……人的至善是全面习惯地行使那种使人成为人的职能。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对人来说，至善就是自我实现’。”②

对于人类而言，理性既是一种实体，同时又是一种功能。作为实体，它构成了人类本质存在的特殊性，也就是他得以拥有高于万物的标志性特征；而作为功能，它又使人类有幸成为唯一能够达到充分自意识的存在，即正是通过这一独特能力，人逐渐意识到了他作为理性存在的唯一性和独尊地位：“人的理性建立起他的优势，作为众神的唯一的直系亲属———‘不是大地的一个子孙，而是天国的子孙’（柏拉图《蒂迈欧篇》９０ａ），人在所有其他创造物中占据了一个唯一的无可比拟的等级。”③通过劳动，人类又进一步使其类高贵感获得了实质性的强化，因为正是在劳动中，人类证实了唯独他们才是能够按自身的意愿赋予万物以秩序的存在者，其中，驯养动物的劳动更是让人类意识到了较之在进化等级上与人类最为接近的一般动物的高贵性：“在原始部落中，虽有对动物等级的较高的估价和对动物的神化，但我们也发现有一种对动物的优越感。也许，家畜的驯养首次使人意识到他对于自然和他的同胞的贵族身份……”④然而，就在人的理性自意识以及劳动给他带来高贵感的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存在（“一种分割的存在”⑤），因为他发现自己原来是“理性和理性所依赖的躯体生理所构成”⑥，所以他不得不面对由此而产生的生命的两歧：一方面是人类已经从自我无差别的动物状况中脱离出来；另一方面他又发现自己不幸与一般动物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因为他必须和其它动物一样服从生物生存的普遍原则，同样要从事诸如吃、喝、繁衍后代等多种行为，而他的似动物般的体貌特征尤其使他感到恐惧与不安，使其每每要受到类似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⑦之类问题的拷问。人类躯体生理的动物性特征使得人类就像是被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敌人所纠缠一样，令他无比难堪：“由于这个敌人（指动物性生活———引者）是意识自身确立并固定下来的，所以意识不惟不能驱逐敌人，反而老是和敌人纠缠在一起，并且看见自己不断地为敌人所玷污。”⑧更糟糕的是，当他的心灵被这种难堪所填满，先前因为自己作为理性存在所赢得的那份高贵意识反而变得依稀难辨甚或隐匿不见。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与他的意识重心的转移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从理性那里直接意识到的类高贵感并非基于某种存在表象———一个可见形式的存在，而是基于理性的自意识，是自认可，它并没有在自己的表象能力（尤其是作为具有支配地位的视觉表象能力）那里获得太多的证实；相反，他的表象能力一再向他证实着一个令他无地自容的事实：他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同一性。这一由对自身存在的反思所引发的恐惧与不安使人类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人类不得不为其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存在而承受痛苦：“由于他奋力挣脱其动物性的过去，他经验自身的痛苦，经历其生命内涵中的问题。”⑨但历史却一再证明，这一痛苦与挑战对人类发展无疑又是意义深远的：“有史以来精神就一直与这些困难和抗拒拼搏，这种斗争乃是所有历史现象中最伟大的历史。”①之所以如此，其中的道理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人察觉到他的限制时，他便已经超越了这个限制。”②黑格尔的话是对的，人类意识到了自己的缺憾，他也就发展了自己———就其必然导致意志达到完整的自意识而言是发展了。因为伴随着这一意识，人类才有可能异常清晰地领悟到他的本质意图，意志也将因此而有所意欲，并通过构筑其想要或不想要进而呈现出生命的意义指向（“意图性”）。故而，“意图性”在这里就意味着鲜明的针对性，即它总是要针对人类这样一个有问题的存在而有所欲求，最终去“实现它那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殊本质或使之明显起来”。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汤因比认为意识的觉醒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正是意识，才使生物的人成为社会的人，才是将人与其它生物区别开来的特征”③。人类种种文化现象及其躯体生理特征无不是在上述“意图性”的驱动下才最终得以完成的。

二、从意图性看文化风俗的文饰功能

毫无疑问，文化是由人创造的，而且文化还是构成人类生存方式的意义范畴，因此文化的被创造过程必将始终贯穿人类的本质意图，或者说，文化乃是人的意图性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表出。文化的这一特征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文化的基本功能，即它必须能使人的类特征得以彰显。

以前，人们大多认为，人类之所以跟一般动物在生活方式上有诸多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生活方式是生存界最合理、最舒适、最完善的生存方式，并力图从生存质量及各种功利性角度对这一说法加以解释。然而，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认可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为前提的，那就是把人的幸福等同于他的机械秩序以及生物本能的简单满足，而对在层次上高于这种满足的人类生存的本质意图却未予重视。但实际情况恰如我们业已指出的那样，正是基于后者，人才有可能企及他的最终的幸福和至高的善。认可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有可能弄清被某些常识观点所颠倒了的事实。比如人们以前一直相信，人类之所以要从茹毛饮血过渡到熟食，是因为熟食有利于消化、有利于人类摄取营养和保持身体健康，实际上这一解释是经不起推敲的。④ 一般地说，消化与摄取营养不取决于食物的生熟，取决于进食者消化功能的工作习惯和工作能力，动物就不存在因生食而消化不良或营养不足的问题，更不存在身体不健康的问题。事实上，人类之所以要从起初的生食转变为后来的熟食，一开始或许仅仅只是为了以此来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普遍生食而已，因为很显然，虽然“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⑤。只是这一改变的结果却导致了人胃固有功能的变化（甚至是退化），从而使人类只习惯于熟食，而对于生食则由于不习惯进而导致消化不良。又比如人类的衣着，我们与其说它一开始就是用来防寒或用于其它别的什么实用目的的，倒不如说它首先是人类标新立异的产物，其次才是由于衣着使人类固有防寒功能的衰退进而对它产生了依赖。因为如果仅仅只是为了防寒，人类完全可以像其它动物一样靠增生毛发或增加脂肪之类的手段达到目的，并不一定非要独树一帜不可。① 因此说，衣着与否与外界的寒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主要取决于人类自意识觉醒的程度：“起先，《圣经》这样说，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而‘并不感到羞耻’；只是由于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实，他们才‘睁开了他们的眼’面对这一切（指类特征在受到威胁时的窘态，引者）。”②故人类最初使用的衣着很可能就是用来充当“遮羞布”③的。同时，这一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按《白虎通•衣裳》：“衣者隐也，裳者障也。”即“衣裳”原本就是用来将人的生物特征隐而障之的。

故而，人类追求文化的基本驱动力诚如弗罗姆所指出的那样：“人身上不存在任何内在的‘进步驱动’，使他行进在他所开辟的道路上的恰恰就是他存在中的矛盾。”④即文化的被创造过程与人类刻意掩盖其似动物的本能和体貌特征有关，而衣着可以说是人类这一本质意图的一个最具象征意味的举动，这不仅是因为衣着能够极有效地满足人的这一意图，而且也最能说明文化的一般特征。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以抽象的方式来看待文化或社会传统，把它看成是外在的织物，看成是人类的精神在时间的织机上织出的多彩的裙袍，其目的是包裹或装饰自己。再者，出于所谓社会学在整体的某种考虑，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表的衣饰上实际上也是很便利的。”⑤衣着又称衣饰或服饰，强调的恰恰是衣着具有遮羞布的功能，而文化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遮羞布，具有文饰的功能：“所谓现代的文明，其实很像‘文化的白粉水’（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ｈｉｔｅｗａｓｈ）刷的一件薄外衣，不过是一件装饰品。”⑥。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故也有人径直将文化称为“裤子”，而人也就成了“穿裤子的猴子”⑦。人就是靠这条“裤子”或“薄外衣”才赢得了那份属于人的自信和光荣：“他们（指人类，引者）有他们所骄傲的一种东西，那使他们骄傲的，他们叫它什么呢？文化，他们叫它：它使他们异于山羊群。”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