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守中治边”理念的发展

（一）“守中治边”理念的由来

“守中治边”是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治边理念的核心。中国古代的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认为，王朝统治的腹心即中原地区是国家的中心，整个中国要把“守中”之地和“治边”之地区分开来，强调“守中”才能“治边”。“守中”之地是指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统治的中心，即中原地区，大多数情况下指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被中国古代人视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而“治边”之地，则是指中原以外未开发的蛮夷之地，即华夏文明的边陲乃至徼外，把“治边”之地视为边疆，往往无法区分边疆和邻国的区别。

先秦时期，诸侯国的政治家们很早就提出了“五服”说和“九服”说，标志着“守中治边”理念的初步萌芽。在“五服”说和“九服”说的基础上，汉朝基本上形成了“守中治边”的理念。班固认为：“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汉朝以后的历代政治家还对“守中治边”理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发展，进一步提出了“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欲理外，先理内”、“谨事四夷”等治边理念。并且，自汉朝形成的“守中治边”理念，延续发展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清朝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正如《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中所言：“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

“守中治边”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中华文明极度自信的反映。“数千年来，中原地区始终是华夏族（汉族） 的集中聚居地，是东亚大陆农耕经济的主要分布区，也是东亚地区手工业与商业贸易发展的核心区域。”[1] 1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主要指“守中”之地，即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只要实现“守中”之地的繁荣发展，自然能让蛮夷之地自动归附、内附、臣服于中原王朝。

（二）民族国家的出现

中国古代的边疆，是以中原地区和蛮夷之地在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上的差别来划分的，以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为准由内往外推，并无现代意义上的边界一说。甚至一直到明朝乃至清朝前期，仍然把中国的领土的边缘地带和徼外蛮夷之地视为边疆，无法明确区分中国边陲和邻国的差别。这样的边疆观，是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强盛时期，且周边各国相对弱小造成的。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觊觎中国幅员辽阔的边疆，国土和边界的问题日益凸显，清朝“守中治边”的传统理念才有所改变，与邻国接壤地区为边疆并相应存在边界的观念才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是中俄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确定了近代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界，边界的观念才逐渐形成。中国的边疆逐渐以边界来划分，从以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为准由内往外推过渡到以边界为准从外往内推。

但是，这种边疆观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还有待于民族国家的出现。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为中心对全国进行统治，属于王朝国家的范畴。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一个阶段，首先出现在欧洲。“民族国家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2]91清王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国家，虽然逐渐形成了以边界来划分边疆的观念，但是，由于清王朝后期的腐败无能，并无力真正勘定中国的陆地边界。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王朝经济萧条、政治腐败、统治力下降，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边疆的入侵。随着藩属国家的丧失和中国边疆领土的割让，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王朝国家再无力对边疆进行治理。

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复兴中华的伟大过程。这个过程伊始于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完成了从华夏族到汉族，最后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过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不再属于任何一个王朝，而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国家获得了整个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

（三）“整合圈”的形成

民族国家，从本质上看是获得民族认同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具有独特的特征，以区别于其它国家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民族国家是主权国家；第二，民族国家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的国家；第三，民族国家是人民的国家。[2]9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获得了独立的主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但是，由于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是通过外部压力对原有的王朝国家进行改造而完成的，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因此，中国的民族国家还存在着未完成的任务，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合法认同、经济分配和政治参与。

民族国家的形成，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边疆观。边疆不再以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为准由内往外推，而是以边界为准由外往内推。边疆的范围也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不断的缩小。现代意义上的边疆可分为三个层次：以边界相邻的省是广义的边疆、以边界相邻的市是中观意义上的边疆、以边界相邻的县是狭义的边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所指的边疆更多指的是狭义的边疆。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中所指的边疆就是和边界相邻的县。

由于中国国家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仅中国的民族国家具有独特的性质，而且中国的边疆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中国传统的“守中治边”理念必然要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变，否则就不能适应当代的国际形式。在当代边疆治理的视野下，“守中治边”理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守中”之地不再特指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统治的中心，也不可能再仅仅因为中原的繁荣安定而实现边疆的稳定，而必须对整个边疆地区，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内进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合法认同、经济分配和政治参与的整合，以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主权国家。同时，“治边”之地也不再特指中原以外未开发的蛮夷之地，而更多指以边界相邻的县域社会的范围。“守中治边”则指以边界为准，在边疆地区甚至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域内进行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合法认同、经济分配和政治参与而形成的“整合圈”。

二、“守在四夷”理念的发展

（一）“守在四夷”理念的由来

“守在四夷”理念可以说是和“守中治边”理念一脉相承的，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守中治边”理念的补充，是对“治边”的详细阐述。“守中治边”理念强调的是“守中”，即中原之地的繁荣安定；而“守在四夷”则强调“四夷”，即如何治边，靠的就是“四夷”。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边理念的理想境界，就是实现“守中”之地的繁荣安定，在边陲之地实现“守在四夷”。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认为中原是是王朝国家的中心区域，华夏文明的中心，是世界的文明发源地。因而，处于王朝国家周边的其它少数民族生活的边缘地带被划分为“四夷”，即东夷、北狄、西戎和南蛮。“守在四夷”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依靠中原的繁荣安定让王朝国家周边的少数民族自动归附、内附、臣服于中原王朝，并且让这些少数民族替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镇守王朝国家的边疆，最终达到“内华夏而外夷狄”或者说是“夷不乱华”。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统治者大都认为中原地区和边陲之间布满沧海、高山与大漠等奇异地形地貌，“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故逐渐形成了“守在四夷”的理念，对王朝国家的周边少数民族大都保持着克制保守的态度。以“守在四夷”理念为基础，古人逐渐形成了谨守祖业、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乾隆皇帝如是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不仅如此，“守在四夷”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即王朝国家以国家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为战略缓冲带，命“四夷”镇守边疆、抵抗外侮。在唐朝册封南诏的大会上，大唐使者说道：“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坚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传继也。”

从“守在四夷”的治边理念出发，王朝国家还形成了以下治边的理念或方法：中原与边陲两者，可比作主体与枝节的关系；“不以蛮夷而劳中国”；“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合纵连横、远交近攻；重北轻南；“来则御之，去则守之”；互市；等等。

（二）中国周边关系的新形势

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主要指“守中”之地，即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只要实现“守中”之地的繁荣发展，自然能让蛮夷之地自动归附、内附、臣服于中原王朝。然而，到了清王朝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清王朝经济萧条、政治腐败、统治力下降，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边疆的入侵。随着藩属国家的丧失和中国边疆领土的割让，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王朝国家再无力对边疆进行治理。自1840年以来，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的侮辱，泱泱中华，俨然已不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此同时，“守在四夷”理念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最新的发展和运用。“夷”不再单纯的指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而进一步升华到西方列强。

中国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复兴中华的伟大过程。这个过程伊始于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完成了从华夏族到汉族，最后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过程。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国家不再属于任何一个王朝，而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国家获得了整个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最长，相邻国家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陆地边界长22000多公里，从中国东北边疆一直到西南边疆，总共和14个国家接壤。东邻朝鲜，北接外蒙古，东北和俄罗斯接壤，西北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相交，西南一方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相连。在中国国内，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云南和广西等9个省或自治区都和边界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