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作”与“复交”的产物

关于历史人类学，国内众多学者一度智力投资的核心在于其学科范畴问题。此问题的纠结与学科生存策略不无关联。事实上，不论是史学脉络中的回溯，还是人类学脉络中的梳理，都清晰无疑地表达出一个基本事实: 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内在逻辑与学科特色决定了二者的对话与整合是必然更是必须。或许用戈德利耶的一句话来陈述其理由至为恰当: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不论是人类学，还是经济学，抑或是社会学，都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凭借一己之力解释完全他所研究和关注的社会”。［2］ 因而，我们在背负各自自身“家法”前行的同时，跨越学科理论视野以及方法论的界限，对于我们更准确地认知世界、社会不无裨益。这不仅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是如此，同样还适用于其他学科，甚至于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这是我们在进行历史人类学的学习与讨论中所应形成的最为基本的智识。

萨哈林斯在进行历史人类学表述时，明确表达出历史人类学所应借鉴的人类学“家法”中始终秉承的深层次理论观照以及历史学中的“事件”分析: “实践已跨越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间的界限与理论划分。二者都有了研究层面上的转向，人类学家不再执著于抽象理论的探究，而愿意去具体的实践中找寻答案; 历史学家也不再热衷于孤立特别的历史事件，而开始探寻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结构。”［3］于此，张小军曾总结: “在萨哈林斯看来，历史人类学就是倡导这样一种人类学: 它是一门广阔意义上的综合性学科。换句话说，历史人类学是这样一种方式的探究，它力图在不同理论支撑、不同分析工具、不同时空范围之间架设桥梁或形成对话。”［4］

当然，学科的跨越整合是需要沟通基础的。对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共通之处，萧凤霞曾经在一场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的对话中将其总结为: 一是都以“他者”为研究对象，只不过以往历史学研究的是不同时间中的他者，人类学多半选择不同地点( 田野点) 开展研究; 二是都关注“语境研究”; 三是都与文学理论相关，都涉及“书写”的问题。［5］在此基础上，历史学与人类学联袂出场，形成了对人类社会思考的新的研究进路。

二、“结构”、“意义”与“实践”: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关怀

自历史人类学提出之后，很多与历史相关的研究都被纳入到这一知识体系下，其中不乏简单的“历史堆砌”之作。从根本意义上讲，此种浮于表面的研究路数尚不足以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这就涉及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关怀问题。

从20 世纪50 年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列维－ 斯特劳斯与法国年鉴学派那场与“历史”有关的论战之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中便增添了精神性与心态经验的维度，来解释“政治大事与大人物”的记载及其他形式的书写。［6］列维－ 斯特劳斯论战的影响远不止如此，他的“结构主义”理论这一堪称“20 世纪最富原创性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范式”为后来历史人类学“发掘历史背后深层结构”理论关怀的形成带来的启发更巨。“结构”理论指出所有的神话、婚姻习俗、图腾制氏族等种类纷呈的文化现象都是有结构性的产品，这背后必然有某些规则深藏，透过它们就可找出这些现象共有的联系，使其变得容易理解。历史也不例外。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明确提出利用“结构”这把“钥匙”，解决长时段研究中的问题，他把“结构”看作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相当固定的关系。［7］已成为影响甚至支配个体或是集体行为以及历史进程的深层“结构”理应成为历史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关怀。历史人类学家们怀着共同的兴趣以及从历史中找回社会结构与秩序的普遍心愿，开始了更为深刻的研究历程。

勒华拉杜里的得意之作《蒙塔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这种理论关怀，其引用《奥义书》的一段比喻发人深省: 孩子们通过一团泥、一块铜甚至是一把指甲刀便可以了解到所有泥塑、铜器以及铁器的本质，其不断改变的只是形式和叫法而已。［8］无论是“铜”、“泥”还是“铁”才是文化( 抑或是历史) 背后深层次的无意识结构所在。不论我们将其打造成何种模样，都摆脱不了其生而为之的本质。而一旦其与其他物质发生了化学反应，那么打造出来的所有事物都将会因此而改变。历史人类学要做的正是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发掘出那无意识之存在。

对“意义”的找寻同样是历史人类学试图表现的理论关怀。格尔茨象征人类学的核心在于文化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意义模式，我们需要在符号中“发掘意义之网”。而这些见解赋予了历史人类学新的理论使命，那就是从常人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捕捉其隐含的象征意义，从而更加精准地再现人类历史的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事实上，很多历史人类学家们都在或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像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就是这样的一次学术实践: 从18 世纪法国印刷工人集体屠猫事件出发，用人类学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分析了18 世纪的法国人对猫所赋予的各种意义和隐含在屠猫行为中的象征性仪式和独特文化解读，继而落脚于当时法国人的思考方式。［9］值得一提的是《屠猫记》中不仅有着在历史表象背后寻求解释的理论诉求，还试图挖掘行为背后的动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恨意。这与《蒙塔尤》中对于“动机”的关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诸如戴维斯的《马丁·盖尔返乡记》以及孙江的《太阳的记忆》等也都包含着在文化所提供的网络之内，透过思考而学习对种种感受进行分类并了解事物意义的学术旨趣。

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中，对于帝王史、精英史以及重大事件史的兴趣日渐消弭。对应地，他们更多地将研究视角投向社会的底层，投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以及民间风俗习惯等看似“琐碎”的事件。有人将其称之为“眼光向下的革命”。那些无文字的、小规模的、封闭的社会与人民的历史进入到了历史人类学的关注视野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学关注“异文化”、“他者文化”的传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视角的转换体现了对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通民众的关怀，以及从看似芜杂琐碎的“下层历史”中揭示出重大历史命题的学术理想。埃里克·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提及: “我们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只书写一种‘胜者为王’的历史，或者只满足于书写被支配族群的历史了。社会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表明，普通大众虽然确实是历史过程的牺牲品和沉默的证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 ‘原始人’、农民、劳工、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少数族群的鲜活历史。”［10］无论是那些拥有发达文字书写历史传统的人群，还是那些被剥夺了“发声权”的边缘人，皆为历史之主体，都在全球史构建过程中发挥了无法抹杀的作用。着力发掘弱者和他者的历史、凸显历史主体———人———的能动作用成为历史人类学无可推卸的学术责任。

三、“历史田野”: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进路

传统史学中，围绕史料开展各种形式的考证是其方法论的核心。而人类学得以安身立命之“田野调查”则为历史学获取“新史料”提供了新的路径。“历史田野”成为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倚仗的重要“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中，历史人类学家将过去看作可与之对话、可加以诠释和解读的活生生的世界。于是“历史现场”频频出现在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工具概念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过程中，格尔茨“厚描” ( deep description) 的理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他们不仅仅着眼于对“新史料”的发掘，不再单纯地记录“眨眼”的表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试图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发现隐藏于表象背后的意义与运行规则。像前文曾提及的《蒙塔尤》以及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关注地方小社区( 村庄)而成就的得意之作，在研究路径上亦都借鉴了“田野调查”与“厚描”的手法，从细微具体的层面去展现历史真实，并且注重对历史展演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深入解读与阐释。

论及此，势必要观照一下那些以宏大历史建构或是一般历史问题研究见长的历史学者的质疑，即: 小型区域( 村庄) “碎片化”研究有何意义? 这个问题张小军曾经以“滴水见海洋”来予以回答，他同时也强调了这正是历史人类学家们在进行小型区域历史研究时所必需始终坚持的学术目标。从表面上看，也许只是一小片区域，也许只是一个村庄，又或者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只要能够做到“研究小地点、关注大问题”的学术诉求，做到微观与宏观的有机对接，即便是看似再微不足道的小小事件依然能够彰显出“大历史”的实践轨迹。近年来以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华南学派如萧凤霞、科大卫、武雅士、陈春声等，都把研究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或者将注意力“集束”在一个文化地带，却又在研究整体上构成对华南地域社会的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