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间”概念诞生时便与其他因素发生融合，尤以文学为重，“文学空间”的思索对文学发展及空间地理话语塑造具有启发性意义。“文学巴蜀”长期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独领风骚，新文化运动后，三十年代以李劼人为代表的巴蜀作家凭借个体经验，创作了表现巴蜀空间的优秀作品。八九十年代“巴山作家群”中田雁宁、谭力通过“雅俗变更”的三步走策略，使得巴蜀文学发展呈现向上的趋势。后因大众文化、主体创作以及其他文学空间话语崛起等因素影响下，巴蜀空间与书写机会失之交臂。借鉴现代文学巴蜀话语建构历程中的成就与波折，省思当下的空间话语权和巴蜀空间的新发展。

关键词: 文学巴蜀  李劼人  雪米莉  空间

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格外注重“史”的前后延续与因果勾连，如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四十年，以便在线性延伸的时间内搭建起的文学代际承传。而时间的划分似乎不足以完全切分出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文学场域，故需要在此基础上搭建对于空间性的认识。对此，较为成功的一次实践是“寻根”文学，将社会文化的多种现象转化为民族书写，表达对现实的思考。涌现了一批代表性的创作者及文化符号，如莫言对山东高密原始生命的史诗性呈现、韩少功湖湘汨罗叙事的自我身份定位与描写、贾平凹陕西关中风俗画展演等，绘制出一幅八十年代至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地理图。作为“寻根”中不可或缺的西南板块，巴蜀的力量在各同胞兄弟中似乎略显单薄。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的繁荣、思想启蒙进一步发展，当代巴蜀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何定位并书写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个性面貌成为当下面临的问题。

一、肇端：李劼人的“巴蜀文学空间”

（一）从“空间”到“文学空间”

对人类认识层面空间地域性特征的发现，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人类近代化生产与思想的孶乳[1]21。线性透视的规律被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发现后，主体的眼光修正了中世纪以来的二维化构图方式，而转向了更为复杂的三维空间，彼此孤立的客观物体在延伸的、不可见的线性关系中被联结为整一体，并为整体的和谐性、一致性发挥独特的视觉效果。同时，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突破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要求主体以新的眼光看待空间，即空间原来的整体概念出现意义的断裂，成为了可以切分、量化的经济因素，参与到更加密切的社会生产活动当中。此外，作用于空间的直接对象随即突破中世纪的集体化生产（封建庄园），逐步在规模上进行压缩，形成了以个体化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格局，个体成为空间的持有者。“空间性”的诞生是为适应新的社会关系，由于“空间”具有无处不在、不辨自证的特性，注定它的应用不仅只限于经济领域，也能作用于其他因素。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中提出“文学地理”的概念，立足社会人文领域的现实差别，以改造人文思想为旨归，将“去殖民化”思想和行动传递给国民。事实上，这种人文思想与空间地域结合的实践在中国不乏深厚历史渊源。先秦《诗经》中，“十五国风”已经在以区域来划分文学的基本地域范围；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明确了文学创作与地域环境因素的内在联系；文学发展中所涌现的文学群体，如“永嘉四灵”“公安派”“桐城派”等，通过命名方式彰显具有地域空间色彩的创作趋向。

空间性意识自诞生起便与主体个性化的哲学立足点绑定，如笛卡尔关注“空间中的物体而不是空间本身”。之后，空间转向面对来自历史性话语回归的挑战，最终由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行二者的糅合，从而诞生出意识流、蒙太奇等互通有无的现代派艺术手法，及其所蕴含的人类对空间与历史的新认知角度。在后期，由于现代主义话语的母体（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内在的规律，导致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映射的正是18世纪后半叶直至后工业革命时代，并仍间或波及当下的空间认知与人文视野的困惑，这既是当下人文领域空间性研究所必需直面的问题，也是在新一轮文化生态环境变革下，处于不同地域范围的文化符号展现自身独特性并进行交流互鉴的重要切入。

上世纪末，拉美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全面胜利，现代化社会国家的一些文学创作者们意识到本民族文化符号是区别于西方传统现代性普世价值的独特话语符号，并以此为立足点进行多重意义的文化书写，既能做到展现民族色彩，又兼具启蒙性质的人文关怀。

就现代巴蜀文学而言，《死水微澜》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区域文化符号。李劼人的书写取法左拉“自然主义”并对其进行转化应用，扬弃了从生物学眼光审视社会而产生的固化。小说以客观视角呈现天回镇上的男女们，探究他们的言行及发生原因，为读者展开了一幅近代巴蜀地区的人文浮世绘。同时代的其他四川籍作家，他们或将“四川”作为情节的陪衬背景，如沙汀《丁跛公》，罗淑《生人妻》，巴金《家》；或以近代四川人的眼光打量异域文化空间，如艾芜《南行记》。唯有李劼人将天回镇的日常百事作为描写内容，将其背后所指涉的巴蜀空间摆在了中心地位，正因如此，在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中，《死水微澜》成为书写文学巴蜀的扛鼎之作。

（二）“文学巴蜀”空间化历程

《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今四川西南至重庆奉节、陕西汉中至云贵北部一带。川东地区达州、巴中以及重庆一带正是腹地所在。《华阳国志·蜀志》载：“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巴地以西、高原以东、秦岭以南的地区。后世多以“巴蜀”合称今川渝一带地区。对于人文风貌亦有记载“其卦值坤，故多班采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星应舆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具备空间分野，在繁阜的物质基础上生成土风民俗。对“巴”与“蜀”的区分固然有助于对特定研究对象的深度瞭望，但鉴于“巴蜀”符号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与读者接受中已结成了相互补充、互为对照的孪生关系，故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仍采用整体性的“巴蜀”概念来论证所涉及的文学现象。

巴蜀地区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版图，在各历史时期都取得成就，如：汉代文翁治蜀，“至今巴蜀好文雅”；枚乘、相如作赋，承接诗骚遗风，光大“体物而浏亮”的审美特质；李太白天风海雨、浪漫发煌；杜少陵淑世济人、沉郁顿挫；三苏蜀学“旁资老聃释迦文”，融汇三教，引领新风；至元代，张翥已明确提出“天地有大文，吾蜀擅宗匠”，在空间上点明了巴蜀的文学史地位。“地方是一种特殊的物体。它尽管不是一种容易操纵或携带的有价值的东西，但确是一种特殊的凝结物，它是一种人们可以在其中居住的物体……空间是由运动的能力决定的”，“人们可以把空间作为物体或地方的相对位置，作为分离或链接不同地方的广阔区域，在更加抽象的意义上作为由地方网络定义的区域。”[2]段义孚从空间与经验的关系得出结论，即在人的味觉、嗅觉、触觉、视觉等官能的共同作用下，主体地域空间的认知与感受会随之发生变化。可见，空间作为认识的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到主观意志状态的制约和选择。李劼人从夔门出，从夔门回，到对巴蜀空间的文学再现证明了这一点。

（三）《死水微澜》的空间叙事

李劼人最为人熟知的作品是“大河三部曲”，“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联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3]。尤第一部《死水微澜》为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直接反映成都及周边地区的作品，堪称“近代的《红楼梦》，中国的《包法利夫人》”，在空间地缘写作中留下了浓重的巴蜀印记。

《死水微澜》所呈现的空间地域特色主要在于方言的使用。通过调查统计共有方言词314条，从意义上对其进行划分大致可分出“天文”“地理”“方位”“时间”“性质状态”“动作行为”等二十类，若将其与《现代汉语词典》进行对比，部分词语，如“精灵”“声气”等，已收入方言词汇部分，但大多数仍未收录，如小说中出现次数较多的“乡坝”（共出现18次）、“灶房”（共出现20次）[4]。部分词被收录进词典，但所录义项与小说中方言词的义项完全不同。如“天干”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指“甲、乙、丙、丁”等十个名称次序符号的总称，在小说中则是指“天气干燥”。小说中，李劼人有意识地运用两种叙述方式：旁白运用民族共同语进行情节串联，对话采取成都地区方言加以原貌复现。从接受角度看，这种设计既让川外区域的读者进入作者构建的巴蜀空间，也将深居盆地的成都及周边地区搬到了与各文化区域同在的展览平台。李劼人28岁之前生活在成都，参与保路运动，具有丰厚的“巴蜀经验”，体现在作品中是对当时四川的人、事、景作了详细呈现。小说以邓幺姑的三段婚恋为线索，刻画了辛亥革命以前，成都天回镇的社会风貌，展现了社会权力分布的三个阶层：士绅、粮户、袍哥。在人物的塑造上重点对邓幺姑和刘三金二人进行女性向的倾斜，通过罗歪嘴正面刻画巴蜀地区的“袍哥”。作者在交代故事情节时也穿插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的民风民俗，如天回镇上的“赶场”，青羊宫传说，东大街灯会等，铺排厚重、氛围强烈。茅盾在对于乡土小说的认识中提到“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小说以邓幺姑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在谋求生存与渴望爱情之间的矛盾冲突，恰好证明了李劼人对这一原则的遵循。

二、流变：典范的文学巴蜀与新奇的“雪米莉”

（一）纯文学重出夔门的尝试

巴蜀地区是深居内陆、四面环山的盆地地形区，不乏“走出去”的作家。郭沫若、巴金等为新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类作家没有延续自鲁迅以来形成的“乡土写作”。即便是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为巴蜀留下了文学的空间展览，纵观现代文学史，像《死水微澜》这样直接以巴蜀空间作为书写对象，并对其中人、事、物加以呈现的作品屈指可数，这种书写在李劼人后续的创作中也难以为继。当代以后，《死水微澜》这部作品更是成了文学巴蜀的“绝笔之作”，前所未见、后亦难及。新文化兴起以来，较早接受到变革讯号的江浙、京津地区，以及稍后的关中地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自身文学的符号建设工作，并从代际的延续中不断加深自身的文学影响力。对比来看，巴蜀地区的作家创作缺少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同时对自身的文化呈现也不够深刻全面。

改革开放后，文学地图上的巴蜀迎来了一次机遇，由谭力、田雁宁为旗手的创作热潮在空间地理图上留下了巴蜀地区的独特符号。1985年《当代文坛》专题报道《愿巴山文学之花更绚丽芬芳》，首次以“巴山文学”的概念对巴蜀地区作家群体的创作进行定义[5]。巴山作家群在早期有自我空间化的书写内容，带有纯文学本身在抒情言事的特征。以谭力为例，早期创作的作品同样具有时代的“共名”[6]特征。谭力响应号召，去大巴山地区上山下乡，这无疑为改革开放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与大部分“知青文学”相同，他的《山乡谐衅曲》、《渠江流水长》在青春活泼的少年氛围中，展现出一副“边城式”的桃花源，其间的人情美、人性美、风光美、风俗美的描写，无不带有作者对巴山的表白。在另一方面，以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眼光，暴露出乡土中国下的沉忧隐痛。谭力在《蓝花豹》中披露旧中国思想：重男轻女、极端的传宗接代思想，也展现出大山深处，旧宗法制度的堡垒固若金汤，吹不起一丝思想解放的新风。从现实角度出发，我们也无法“真空化”地看待客观存在的闭塞隔绝、劳动力匮乏的状况。谭力的纯文学创作虽未掀起巨大的文学波澜，但他仍“恪守现存精神文化秩序和规范为旨归的主流意识形态”[7]并乐在其中。

然而纯文学的发展受到时代浪潮的影响，在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关，即纯文学形式的不再是文学自我表征的主要途径，势必会面临来自通俗文学的“反扑”。加之八九十年代正值国家发展前所未有的高速期，城市化进程日益压迫着诞生纯文学的原乡土壤，孕育启蒙主义、人文思潮的时代环境变为物质成果空前丰富的现代社会，作家们不得不考虑新环境下的发展转向问题，田雁宁、谭力等作家无疑也会面临这种困局。

（二）“雪米莉”的突围

通俗文学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与接受的眼光下一直处于劣势，而自从新文学取得了对旧文学的胜利以来，主流的纯文学与非主流的通俗文学的界限开始被有意识地消解掉，新文学的先驱们借“小说革命”为切入口，向传统认为小说是“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观点发难，小说成为了“改良群治”的利器、是“新民”的法宝。自此，通俗文学的发展获得了较为宽松自适的环境，至少在它不再时常出现在文人文学批评中的反面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