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9—1990年的德国剧变给德语文学留下了深刻烙印，德国作家以多层次的微观视角呈现社会风貌，他们的叙事方式与特定文化语境共生，体现了文学虚构对社会问题的表征意义。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使身份认同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沃夫冈·希尔比希（Wolfgang Hilbig）等作家以独特视角书写身份认同问题，展现了身份认同主题的多重立面和文学书写的不同可能。

关键词: 后现代德语文学  身份危机书写  双重生存  沃夫冈·希尔比希

20世纪80年代的德语文学呈现出从现代主义晚期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①，而1989—1990年的德国剧变更是给德语文学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影响了其创作主题和表现方式。社会的急剧变化使身份认同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沃夫冈·希尔比希（1941—）以独特视角揭示身份问题，他的小说《转换》（EineÜbertragung）展现了个体在社会历史特殊时期的精神矛盾和生存焦虑，揭示了身份认同问题的实质和根源。

希尔比希曾获德国毕希纳文学奖，他著有三部长篇小说，均以个体身份认同困境为叙事焦点，其小说的主人公尽管面临各自的问题和挑战，但都经历过双重生活，他们既是工人，也是秘密作家。在《转换》中，主人公C醉酒后误将国旗点燃，被斯塔西（Stasi：秘密警察）抓获，因“污蔑国家”罪入狱，双重生活被迫终止。在监狱里，狱友将C与另一重犯Z混淆，而他每次澄明身份的尝试都只是加深了这种身份的混淆，并导致了他对语言的怀疑和对自身存在的迷惘。出狱后，C为了完成Z对他的委托前往柏林，试图借由狱中听到的关于Z的只言片语将自己和Z的经历编织成一个新的故事，以全新的身份生活，重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的简单转换加剧了主角的身份认同矛盾，他深陷于身份认同危机的泥淖，存在的确定性被消解，他也失去了写作的能力。

一、双重生存与双重身份

故事的主要情节在柏林展开，C接受了狱友的委托来到柏林拯救其即将被谋杀的未婚妻，他按照地址找到了目的地，却发现此处已人去楼空，推测Z的未婚妻早已遇害，在“追查”这桩“谋杀案”的过程中，他试图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书写成新的故事，这是一个为自己而作的、叙述自我的故事，新故事的主人公是“C和Z的混合角色”（301）②，他有全新的过去，将成为C的新身份，帮助他构建新的身份认同。

小说采取了嵌套式的叙事手段，在文中穿插了大量的回忆和对过去生活的描写，读者可由此拼凑出主人公C曾经的双重生存模式，管窥C的双重身份间不可调和的矛盾③。C曾是锅炉工，他以工人身份进行日常生活，但这种身份呈现的只是他“最表面的自我”（49）。作为锅炉工的他是一种“充斥着恐惧、妥协与退让的存在”（52）。这份工作在C眼中是生存所需，却并不符合他对自身的期待。然而，锅炉工的工作即便乏善可陈，他也无法轻易放弃，因为它是另一种存在的掩护：一个秘密作家。

C从12岁开始尝试写作，展示出对写作的非凡热情，写作的内容并不重要，写作就是目的本身。写作之于主人公，是他一直等待的乏味生活中的觉醒时刻：“我写的所有文章某种程度上都与我的等待相关：我等待觉醒。”（219)C将写作视为感知自我和世界的方式：“由于他没有写作，所以他的感觉也没有苏醒。那些原本没有实际作用的字母、音节、词语和句子构成他的感官，然后，我用书写的手继续去闻、去感受、去品味。”（219）此处的叙事视角悄然转变，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角度讲述了写作之于C的意义。两个叙事声音的交织是希尔比希小说的特色，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常会突然转变成第三人称的描写，随着小说的发展，读者会发现两个叙事声音都来自主人公C，他既是小说情节的参与者，又是时刻抽离在剧情外的旁观者，这种自我观察和自我审视是小说主人公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途径，也使文本本身成为主人公身份认同构建的实验性作品。

然而，主人公C这两种身份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工人”和“作家”就像“两个相互仇视的兄弟挤在内心”（71），工人身份给予他归属感，是他赖以生存和社会交往的必需品，但作为工人的他是“失语的”（221），无法表达自我。写作是他感知世界的方式，但他充满想象力的文字却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学审美格格不入，官方文学圈并不接纳他，作家身份是主人公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对写作的否定不单是文学意义上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他存在的否定。④C无法打破这种存在的二分法，他身处二者“不可调和的场域之间”⑤，无法构建和谐统一的身份认同。“主人公以写作的方式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了客体，放任其陷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⑥，他是冷眼旁观的作家和失语的工人，是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对象，他的双重身份最终导致自我的异化和分裂。

二、语言危机与身份认同构建的失败

希尔比希小说的主人公都有酗酒的经历，酗酒被视为“逃离日常、社会及其系统的尝试”⑦。《转换》的主人公C选择借助酒精来逃避身份困境带来的痛苦，希望醉酒能帮助他“修正自己过去人生中那些失败的或者搞砸了的情节”（161），但事实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酒精反而“影响了记忆的敏锐性……瓦解了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想象，它制造多愁善感的情绪……滋养了负罪感”（161）。无序的记忆使他的过往不再是富有意义的线性叙事，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残片，他仿佛是一个没有过去的人，背负着陌生的重量，这重量“来自难以形容的虚无，是非存在（Nicht-Existenz）带来的千钧重负”（197）。

对过去和自我的否定令C越发依赖酒精，他在某次醉酒后失手点燃了国旗，被早已留意他秘密写作工作的斯塔西逮捕入狱。入狱使C的双重生存戛然而止，他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归属：“我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会突然失去脚下的位置，会如此轻易地坠落坑中，我什么都不是，以上事实是我未曾预料的。”（70）在狱中，C被安排和重犯Z待在同一个牢房，后来又阴差阳错地被其他狱友误认为是Z。C多次澄清自己的身份，但每一次澄清都只是加深了别人的怀疑，被视作重犯Z的诡计。C一直依靠写作感受世界和自我，在监狱中，语言的有效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不仅无法靠语言来捍卫身份，还因为语言加深了自己与他人身份的混淆，巨大的无力感笼罩了C:

我说的语句是自我捍卫之尝试的最后一点剩余部分，然而，它所捍卫的东西早已消失了……每一次，当我呼气说出“我”这个词，我呼出的微薄氧气只是给予那个“我”所拥有的闪烁的生命之光一点微薄的滋养，这个“我”早在平淡无趣的气味中消散……（68)

“我”似乎和C以及Z一样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变成了可以随意替换和抛弃的身份。主人公仿佛变成影子般的存在，随时可以套上新的皮囊，变成另一个人——“对他（此处指Z）身体存在性的不容怀疑的感觉充满我的感官……从某刻起，我似乎无法再感受到我自己的在场。”（286—287)

出狱后，C一边追查Z未婚妻的下落，一边尝试重拾写作。然而，语言的有效性无法重建，往日看似可靠的符号系统变成“由伪语义学的陈词滥调构成的垃圾场、由模棱两可的错字组成的新语言”（330）。语言危机不再只是“以隐喻方式被唤起或被机敏地反思，它切实地攫住了他”⑧。语言危机以十分具象的方式呈现，C甚至无法再写出完整的单词：“我才勾勒出任意词语的一半线条，笔尖就滑开了，它画出一道斜线落到另一页的下半张纸上，我无法将我的意志与之对抗，无法让笔尖定在纸面。”（76)

个体对过往人生的回忆与反思通常以叙述的方式进行：“‘正确的记忆’就是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拥有一个好叙事所具备的所有特征。”⑨这种对人生经历的“叙事性处理”⑩即便常以隐性方式在人的脑海中进行，它也深受语言的影响，并在身份认同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帮助个体维持自我认识的同一性和持续性，个体身份认同因此被视为“一种故事形态的建构……其历时性维度主要基于个体的自我叙述（Selbstnarration）”11。对于将写作视为感知世界唯一方式的主人公而言，语言更是在其身份认同构建中发挥根本性作用，语言危机必然与身份危机交织出现：“因为他觉察到自己的意识是一个依赖于语言的变量，因此不再信任它……也不再信任自己。”12

在C试图通过寻找新素材重拾写作并化解语言危机未果后，狱友Z的律师找到了他并告诉他，Z根本没有未婚妻，给他的地址也是伪造的。这成为压垮C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人无法像虚构文学作品一样虚构自己的人生故事，在一座空中楼阁上随意捏造过往，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依托虚构的人生故事构建的身份认同将和Z的一纸委托一样，一旦被证伪，则随即破碎。主人公存在的主体性逐渐瓦解：“Z以无声的力量在我的身体里生根发芽……他成为我之自我的作者。”（301）而他变成了自己人生故事的配角：“我既是观众又是窃听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一个不在场的部分。”（320)

C离开柏林返回家乡，继续寻找身份认同问题的答案，故事以他模仿乌鸦的叫声向天空大喊“阿克戎”（德语Acheron意为冥河或地狱）而结束，小说保留了开放式结尾，C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回到家乡后能否解决？他应以何种方式重建自己的语言世界？这些问题留待读者思考，小说中也许已经给出了线索：身份认同是个体永恒的追问，它需要被不断地调整和反思，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或许只存在于远离日常生活场景的彼岸（Acheron）。

三、希尔比希的反传统叙事：虚构与现实的张力场

在希尔比希的小说中，两个叙事声音总是交替出现，二者均以有限的视角讲述故事，读者分别从两个时而相互补充、时而相互矛盾的视角与主人公共同经历事件，在阅读过程中对文中情节产生疑问，又在后文中得到解答。经由叙事视角的转换，希尔比希突破传统叙事范式，在文中穿插了大量的倒叙、内心对白、幻觉和梦境描写，实现了对叙事时间的解构。时间层面上的跳跃性暗示了主人公记忆的混乱无序，叙事声音的内容冲突隐喻着主人公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种叙事视角和叙事时间上的“多层次性”被视为其写作方式的主要标志：“在小说中，不同的时间层次不断交织重叠，不同的意义层次和不同的语言层次不断转换，类似的情节在不断重复中被修改和强化。”13

希尔比希小说的另一标志是虚构与现实的并置：“在希尔比希密集的文学创作工作中，他的自我成为创作的对象。这个自我以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变成了文中叙述者的自我，这位叙述者在文中多处隐秘地提及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迹。”14然而，希尔比希的主人公虽然与作家本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却绝不能等同。通过大量的意识流描写以及谋杀等犯罪情节的加入，其作品的虚构性毋庸置疑。希尔比希通过反思“作家身份”（Autorschaft）将自身经历融入文学作品，其目的不在于为自己著书立传，而是以文学反照现实生活，他的作品拥有“镜子的特征，不是传统模仿论意义上的镜子，而是主体的一面镜子。其中的关键早已不是对看似客观的外部世界的临摹，而是对自我形象的反照”15。通过塑造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主人公，希尔比希尝试在不同场景中呈现生活的冲突并和主人公一道寻找可能的解决方式，小说角色展现了他的部分人格，他们是他某种特质的代表，更是他的盟友。16希尔比希通过文学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他的文本展演并模拟自我，它是一个实验性舞台——不是生活的其他选择而是一场游戏……一场关于自我、角色和身份认同猜想的游戏”17。

《转换》的开头没有任何铺垫，结尾也是开放式的结局，希尔比希不追求情节的连贯性，也没有赋予主角一个稳定的内在核心。对酗酒、记忆问题和作家的语言危机等主题的讨论使希尔比希对身份问题的塑造更为立体且具有代表性和戏剧性。他的主角身上存在多重冲突与矛盾，不同角色间有独特的角色关系。通过主题的选择和叙事方式的改变，希尔比希避免了身份问题思考的平面化和重复性，他以身份问题为主题的作品因此区别于其他同类主题的作品，也为多角度的作品研究提供了可能。

注释

(1)任卫东：《20世纪80年代的德语小说》，《外国文学》2013年第1期，第31页。

(2) Wolfgang Hilbig:EineÜbertragung.Frankfurt am Main:Fischer,1989.（本文中对沃夫冈·希尔比希小说《转换》的引用均出自此文献，中文版由笔者翻译，以下只在引文后标明页码）

(3) Martin Kane:Writing as Precarious Salvation:The Work of Wolfgang Hilbig.In:Arthur Williams (Hg.):Contemporary German Writers,their Aesthetics and their Language.Bern:Lang,1996,S.71-82,hier S.74.

(4) Gerhard Fischer:Arbeiter-Schriftsteller:Dichotomien einer Daseinsform.Zu Wolfgang Hilbigs Roman EineÜbertragung.In: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Nr.11/2003,S.316-328,hier S.322.

(5) Martin Kane:Writing as Precarious Salvation,S.73.

(6) Gabriele Eckart:Sprachtraumata in den Texten Wolfgang Hilbigs.New York:Peter Lang,1996,S.112.

(7) Sylvie Marie Bordaux:Literatur als Subversion:Eine Untersuchung des Prosawerkes von Wolfgang Hilbig.Göttingen:Cuvillier,2000,S.35.

(8) Gabriele Eckart:Sprachtraumata in den Texten Wolfgang Hilbigs,S.107.

(9)10 Kenneth J.Gergen:Erzählung,moralische Identität und historisches Bewusstsein.In:Jürgen Straub (Hg.):Erzählung,Identität und historisches Bewusstsein.Die psychologische Konstruktion von Zeit und Geschicht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8,S.170-202,hier S.191,S.18.

1011 Anita Gröger:,Erzählte Zweifel an der Erinnerung‘.Eine Erzählfigur im deutschsprachigen Roman der Nachkriegszeit (1954-1976).Würzburg:Ergon,2016,S.52.

12 Gabriele Eckart:Sprachtraumata in den Texten Wolfgang Hilbigs,S.109.

13 Sylvie Marie Bordaux:Literatur als Subversion,S.11.

14 AndréSteiner:Das narrative Selbst:Studien zum Erzählwerk Wolfgang Hilbigs.Frankfurt am Main:Lang,2008,S.47.

151617 Werner Jung:Welch eine Simulation war doch diese Wirklichkeit!“Wolfgang Hilbigs literarische Verklärung des Gewöhnlichen.In:Heinz Ludwig Arnold (Hg.):Text und Kritik.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Nr.123/VII (1994),S.37-43,hier S.38-S.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