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是北宋伟大的理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他集儒、道、佛思想为一体，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关学，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载的音乐思想是在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对其进行了深化与变通。

“乐政相通”是儒家学派关于古代礼乐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强调了礼乐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把乐提升到了和刑法同一高度，都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礼记•乐记》记载：“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对于统治者来说，所谓的礼仪、音乐、刑罚和政令，它们的作用和目的是相同的，都是用来统一民心，治理国家。后又说，“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音乐能折射出当时社会政治的形态，对于“乐政相通”的观点，张载在对其论述时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还涉及到了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与五声和合的道理：

“声音之道与天地同知，与政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正与天地相应。方蚕吐丝，木之气极盛之时，商金之气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钟，于此盛则彼必衰，方春木当盛却金气不衰，便是不和，不与天地之气相应。”

张载认为音乐与政务是相通的，可以把乐作为治理天下的法则和手段之一，统治者应该通过乐传达于天下，感染万物，达到人与天地的和谐，与自然和谐，生态就平衡了，天地有和气，一副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反之，乐政不通，“便是不和，不与天地之气相应”，国家治理就会出现危机。

儒家思想对于“郑卫之音”的批判是十分严厉的，《礼记•乐记》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孔子对其评价是“郑声淫”，甚至把它比喻为“妾人”。而对于这些相对于正统雅乐而言的地方音乐，张载也是持着批判的态度，但他更多的是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等客观角度出发，分析为何郑卫之音之所以不被统治者接受的原因：

“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其地土苦，不费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堕、弛慢颓靡。其人情如此，其声音同之，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间人自然意气柔弱怠堕，其土足以生，古所谓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则皆踞高山溪谷，故其气刚劲，此四夷常 中国者，此也。”

张载崇尚古乐，批判民间所谓的“俗”乐，在音乐上主张“中和之道”，追求中和之美，要求“音”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强调律吕之学不仅是音乐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影响到是否求得“中”声：

“古乐不可见，盖为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只此《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求之得乐之意，盖尽于是。诗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转其声，今日可听。今人歌者，亦以转声而不变字为善歌。长言后却要入于律。律则知音者知之，知此声入得何律。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后之言乐者，止以求哀。故晋平公曰：‘音无哀此于乎？’哀则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上可以太下，太高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啴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也⋯⋯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为难。求中声须得律，律不得则中声无由见。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虽出于自然，亦须人为之。但古人为之得其自然，至如为规矩则极尽天下之方圆矣。”

“中”与“和”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学者将“中和之美”从哲学的范畴延伸到了美学的审美范畴，成为了中国古代美学的评判准则之一。张载认为古乐正符合了这一规范标准，可以养人德性，培养中和之气，并感叹现今懂古乐的人不多，“古乐不可见”了。

张载在继承传统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新与发展，对乐论进一步系统化与逻辑化，他的音乐思想是其关学体系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载在音乐理论方面的一些见解和观点，对封建社会后期的音乐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