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国文坛刮过的美国风

（一）我说美国文学是充满朝气的野孩子，这感觉来自二十世纪中国的八九十年代。那时中国刚从十年噩梦的“文革”中醒来，社会百孔千疮，经济百废待兴，人们的观念左倾矛盾，守旧而又对西方文明和美国现代文化的开放发达，充满着好奇的惊恐，如同今天的朝鲜人，在一瞬间被丢在欧洲或者美国的大街上：“哦，世界原来是这样啊！文学原来是这样啊！”那时候，中国作家长期被禁锢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笼子里（今天也未真正挣出来），高尔基如同世界文学的偶像，占据着很多中国作家内心狭小的空间。就这个时候，有了一个文学的“雄鸡一唱天下白”，世界各国伟大的文学作品，洪流滚滚地涌进了中国的书店和读者的目光中。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法、英、德的老经典，如同拄拐杖、白发飘飘的学究老人，让读者尊崇和敬仰。二十世纪的拉美文学，以其异乡别味又和中国的土地、文化、乡村有着某种暗合、沟通的天然联系，被中国作家、读者所接受。欧洲文学中的意识流和法国新小说，因为中国作家和读者的似懂非懂，反而让批评来得更艰辛，赞誉来得更容易，如同我们面前摆着一套大品牌的高贵名衣，即便我们穿在身上不可体、不好看，乃至根本不适宜，我们也要把他穿在身上样———因为它是名牌嘛。它是品牌中的大牌子。我们不能也不敢对它说出“不”字来。比如法国的现代戏剧《等待戈多》和《秃头歌女》等，诺贝尔奖的名头和荒诞派的高旗把中国作家惊住了，直到今天中国都没有上演过贝克特和尤内斯库们的戏剧，读者或观众，也很少有人去读过他们的剧本或文字，可说起他们的作品和作家姓名时，中国作家们都可如数家珍地说出他们舞台上的一二三，人生命运中的一二三。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怪现象，仿佛人人都对上帝很熟悉，可又人人都没见过上帝，也没读过《圣经》那本书。

但美国文学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中国文学发展那段黄金期，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像美国文学那样排山倒海地涌进中国去，泥沙俱下地冲击着中国作家和读者。如果以进入和被接受作家的人数、人头论，单说二十世纪的世界作家们，怕整个欧洲的作家加在一起，都没有美国作家被中国读者和作家接受的人头多。拉美文学声势浩大，直到今天都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读者和作家们。可当真去算有多少位作家走入了中国，被读者和作家所接受，那比起美国文学就少得有些可怜了。在中国读者的眼睛里，当年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显然老派些，是十九世纪的人，可马克·吐温的幽默和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板着面孔、正襟危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严肃的中国文学明白幽默是可以登入大雅之堂的，是可以经典乃至伟大的。杰克·伦敦的小说是粗糙的，有力的，狂野到奔放和不羁，然中国作家和读者，却从中发现原来写残酷、生存、人性和贪婪，是可以赤裸到让人物身上一丝一线都不挂。可以把人物的内心和灵魂，血淋淋地挖出来———不是所谓写出来或者画出来———摆在读者面前给人看。

（二）“垮掉的一代”———大约或至少是要彻底地写出颓废的生命力；写出生命中的腐朽、霉烂和连骨头带肉在下水道中沉落、腐化、消失的气味和肌理。吸毒和吸烟样，性乱和吃饭样。动手、粗口，如风来叶落、雨来地湿一样必然和自然。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博罗斯，以及他们的《在路上》、《乡镇与城市》、《嚎叫》、《瘾君子》、《裸体午餐》等，那时在中国刮起的阅读旋风，不仅是文本意义的，更是精神意义的。与其说中国读者接受的是他们的文学，不如说接受的是他们的人的精神自由学。是他们让中国的作家和读者们明白，我们活着是可以不理睬乃至对抗革命的，人生是可以“本来”、“本真”的，可以没有那么崇高、疲劳的。因为他们和他们作品的先声夺人，随之尼尔·卡萨蒂的《三分之一》、乔伊斯·约翰逊的《次要角色》、霍尔姆斯的《走》、布罗萨德的《暗夜行者》等，也都随风而到，成为这股文学龙卷风夹裹的飞沙与走石，被中国人了解或熟知。

（三）“迷惘的一代”———没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但这“迷惘的一代”的文学代名词，却如一个高尚的名词被中国文学接受了。因为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人从梦中醒来，惺忪懵懂，正不知社会要发展到哪里去，政治、文化和文学，都充满了渴望和迷惘，年轻人无所适从，又充满试图改变的理想。因此“迷惘的一代”，正契合了那一代人的内心和境遇，高度、精准地描述了一代人的心境和状态。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那时所谓“迷惘的一代”都已经到了中、老年，但之后他们的弟弟、妹妹，及出生在那个时代的孩子们———而今中国人说的“八○后”和“九○后”，因为每天为就业、工作、工资、房子、车子奔波和惆怅，也同样是“迷惘的一代人”。原来，“迷惘的一代”并没有那么多如“垮掉的一代”的《在路上》、《嚎叫》、《裸体午餐》那样明显、旗帜的作品留给读者们，但“迷惘的一代”，远比“垮掉的一代”品味起来更柔弱，更悠长，更有诗意的伤感及可能的醒悟、明白与成功。“垮掉”是简单的、绝对的、无可救药的。但“迷惘”却是浪漫的、诗意的，可以垮掉也可以重新挺胸站立的，甚至是更为深刻、复杂的。所以，在中国的今天，“垮掉的一代”是作为作品和行为留存下来的，“迷惘的一代”是作为名词、旗号和主义留存下来的。在“迷惘的一代”的作家里，海明威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作家，被中国和世界各地接受着。但在更大、更宽泛的意义上，海明威被人们留存、记忆和接受，还确实是因为他的《老人与海》和《丧钟为谁而鸣》等作品，还有他在作品之上锦上添花的诺贝尔奖的名头，及他传奇的人生与故事。对于他，至于说“迷惘的一代”的文学派流和旗号，倒没有太大意义了。

（四）“黑色幽默”———是至今仍在中国流行并时风时浪的派别和作家群。三十年前，美国的作家和作品，各路人马，悉数到场，赶到中国的文坛，迷乱着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们。“黑色幽默”这一脉，也和其他作家与作品前脚后脚，并驾齐驱，乘虚而入，蜂拥而至地如期赶到。海勒和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让中国读者和作家的狂喜，如同一个有教养的孩子或大家闺秀明白手淫对人体无害样；明白说出自己有手淫的癖好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不就是让悲伤的疮口开出一朵血殷殷的花？让传统的情趣、好笑和健康向上的欢乐与幽默建立在悲伤、无奈、荒谬的基础上，让一种绝望也发出满含眼泪的笑声来。直到今天，三十几年过去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和海勒都在中国许多的书架上，占有着那些具有反判和创造力的作家们心灵的一席之地，他和冯尼格的《冠军早餐》、《五号屠场》，以及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V》，成为了中国作家谈论美国文学时，必然要谈论到的话资与话题。只可惜，当海勒和冯尼格赶往中国时，品钦是作为三驾马车重要的组成赶去的，可赶去的这三驾马车上，品钦人到了，其作品没有随车带过去。所以中国读者并不能真正如了解海勒和冯尼格样了解他。

读书是需要机遇的，如期而至你就会家喻户晓，成为经典，但慢了一步，你一样可以成为经典，但就不一定能够家喻户晓了。在这一点，海勒和冯尼格就是黑色幽默的喜，品钦就是黑色幽默的悲。至于这一派别的其他作家和作品，如威廉·盖迪斯的《大小亨》、托马斯·伯杰和他的《小巨人》、约翰·霍克斯和《血桔》，因为没有赶上那三驾马车的脚步和车轮，到中国更慢更晚些，也就只能成为“黑色幽默”这一“血花”的绿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