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有其原因

一般而言，实现自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改革，一种是革命。虽然人们都希望通过改革实现自由，但是历史上的自由却大多通过革命而获得，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等。这主要是因为既得利益者不甘心把自己的利益分给国人，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法国统治者压迫人民过甚，终于导致了法国人以自由为号召进行革命，正如康有为所说“法封建僧寺之贪横，税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1）14 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提倡自由主要是因为法国人不自由所致，特别是法国统治者的暴政压制实非人道，引起了法国人的不满。具体而言，康有为将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法国封建统治者征税苛重，法国人民“敝衣败屋草食”，饿莩相望，不能忍受，所以积极提倡自由。（1）21 法国国土面积比较小，约有十万英里，比中国四川省较大，但是法国却有贵族十万人，相当于中国四川省一百个县中每个县有一千个封建小国，而每个小国平均不过二百五十人，如此小国如此少的人民却有如此多的专制暴横的统治者：（1）贵族与公侯之号尊骄汰侈，自侯族以外尚有家宰及治民群官，皆仰食于数百之民；（2）以数百之民供应尊侈之君侯、繁多之官吏、寺僧及君吏之妻子、奴婢，无以堪之，许多人弃家行乞。于是，康有为认为法国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民愈少地愈荒而侯愈贫，侯愈贫而苛征愈甚民愈不可言。（1）15－16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不得不革命，不得不以自由为号召。

虽然法国统治者多，人民少，但是统治者却为了享乐，不断增加苛捐杂税。如人头税，即使没有产业的人也要交二十法郎，“贫贩菜傭亦收四法郎，不少宽假，否则没收家产器物以充公”；不出免兵费之人，二十至四十岁者皆充兵籍，辄终其身；所得税，“凡生计所入取十之一，凡盐税入二金，合一家众口，少者十圆，多有至八十圆者，岁分四期征之”；其他税，“田谷所穫，领主之侯税百之十五，寺僧税百之十四，王国税百之五十三，农民所得仅百之十九”。另外，法国王侯又时常以盐关杂税“卖与豪家，并赐以刑罚牢狱鞭笞之权，豪家以重金购得税权必加重税以取盈余，不得则严刑以要之，或纵恣轻减其亲旧而加苛于怨嫌者”。因此，康有为认为“民是以沸怨焉”，不得不以自由为号召进行革命。（1）16在这些重负之下，法国人“衣破衣，居敝屋，食草根，或黑面包，生计类牛马，其岁饥则饿莩载道”，特别是在路易第八时的1715 年。当时，一次大饥荒饿死法民二百余万，约占法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随后恶疫又流行，导致人弃稼穑，土地荒芜，许多法国人体羸血枯，少女若妪，贫丐十百连群，即使是都城巴黎近郊亦人烟稀少，行路断绝，有时行四十里，仅仅遇到四人，更行二十里则仅见三户而无一人。可以说，法国大革命之前，民困既极，生计缺乏。这在康有为看来，“殆中国人千年所未闻，而未能梦想及之者也”。（1）17

第二，法国有十万诸侯，可先宿民女，而行猎杀人，淫用非刑，淫暴压制，所以法国人积极提倡自由。（1）23 在法国，领主藩侯对待部民非常专横，甚至有焚其部民者，至于部民嫁女，“必先往领主陪宿乃得与夫婚焉”。（1）16 另外，法国王侯大僧权贵皆有生杀刑威之权，而且法例杂出无所统一，这样就导致“或以怨怒施刑，或以豪强见耡，或以异教见恶，既投牢狱，任施酷刑，或傅背于轮，首足屈垂，或系身于架，膝股加锯，首碎号绝，惨莫甚焉，触地犯罪，衔痛无诉”。（1）16－17 所以，康有为认为法国“以司刑者之多而法律之无所适，民真无措手足之地矣”。（1）22 当康有为游巴黎蜡人院时，仍心有余悸，说“尚见革命前各刑具扪之心慴也”。（1）17

第三，法国统治者众恶兼备，过于中国秦始皇、隋炀帝远甚，所以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1）24 在法国，权要之官乃至中职及兵官将校以上，皆为贵族所充领，平民不得一官半职，极其贪横残暴。法国统治者骄侈淫奢，国王用“宫费至二百兆，别苑二十九，离宫十二，宫人万六，宫马四千，卤簿二千，厩舍御厨各费数百万，猎巡无数，侍从宫禁佞倖十万，岁费无谓之俸数千万”。（1）23－24 秦始皇、隋炀帝由于骄侈的缘故，很快就引发了农民革命，导致王朝灭亡。康有为认为这是亡国，实际上并非亡国，只是换了朝代统治者而已，因为国家依然存在。康有为看到了秦始皇、隋炀帝败亡的情形，指出法国统治者比秦始皇、隋炀帝还要腐化，这样法国大革命中“自由之说所由倡”。（1）24

毋庸置疑，法国大革命以自由为号召自有其原因，甚至法国大革命在革命期间还颁布了嫌疑刑律九条，其中一条为“不力求自由者杀”。（1）4 康有为之所以极力解释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的原因，不仅仅是对法国大革命加以评判，而是对中国能否通过法国式的大革命来实现自由的借鉴。所以，康有为在说明法国大革命可以以自由为号召时，多次把法国的情况与中国作比较，认为法国统治者的残暴比中国远甚，中国没有必要以自由为旗帜进行革命。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实际上也力图进行改革，并且一些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是法国人民已经不相信他了。法国统治最专制的时候是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四自称“太阳王”，宣称“朕是国家”，穷兵黩武，穷奢极欲，法国反而强盛一时，路易十五上台后变本加厉，但是法国并没有因此灭亡。到路易十六上台时，国家债台高筑，他本身并不暴虐，并想通过改革改善法国经济状况，反而革命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力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警告国人改革取得一定成绩时也可能会导致革命的发生引起政权的覆灭。

二、法国大革命争自由始得专制终

英国人阿克顿说：“革命的目的是防止以后再发生革命。”[2] 326 然而，历史上的法国却不断进行革命。康有为并没有亲身参加过法国大革命，缺乏对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感觉和体验，却从他人那里了解到法国大革命的惨象，认为法国大革命非常悲惨，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由争自由始到专制终的思想有一定的道理。这是他从法国大革命爆发到拿破仑称帝而言，如果将法国大革命的时间再次拉长，那么康有为的话显然有些不甚正确，因为法国最终建立了共和国。因而，康有为所说如果中国人妄称法之自由平等而欲师之则欺人太甚之语，（1）87 就显得有些不甚准确。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主要在于法国启蒙运动对理性主义的宣传和传播。理性使人们相信可以积极地改变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制度。终于，法国人理性的发扬导致了法国大革命，但是法国大革命期间越是有理性的人反而越容易被消灭，这是革命者在革命之前所没有想到的。人的情感一旦被调动起来，就会难以得到控制，即使革命领袖亦是如此。法国大革命的情形正是说明了这一点，正如康有为所说，“民无教义礼法以服从，其民纲纪荡然，如猛兽假于自由，以恣凶横，无君无师无教无学无礼无义，贼民兴丧，无日与之，下岂能一朝居乎？”（2）12 而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被人认为比较“仁厚，能开议院、听民权”，但是路易十六却“以开议院听民权死”，可以说法国人“以囚戮报德，民心之难与亦甚哉”。[4] 15 从这里出发，康有为看到了“纵火者能纵之，而不能收之”的惨象，“除互杀至尽，如鹌鹑之斩然，无他途也”。[4] 16

在革命中，自由成了驱除异己的最好借口，法国各党派之间及党派内部开始相互杀戮。正如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借法国人及伦的党领导人罗兰夫人之口所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3）35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理性的革命者和他们领导的人民会被不理性的革命者和他们领导的人民所抛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