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 翻译研究的视角

翻译研究领域中对文化翻译的定义最早出现在奈达( Eugene Nida) 和泰伯( Charles Taber) 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作为《圣经》翻译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奈达对翻译中文化含义的传达尤为关注，即将《圣经》里的西方文化如何以一种译语文化所能接受，又保留原文的功能的方式传达给译语读者。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和“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的翻译策略也是基于此而设定。他们认为，文化翻译就是“改变信息内容以便在一定程度适应译语文化的翻译，和\或者将原文中清晰无误的信息传达给译语文化的翻译。文化翻译与语言学翻译相对”［5］。马克·沙特尔沃思( Mark Shuttleworth) 和莫伊拉·考伊( Moira Cowie) 在《翻译学词典》( Dictionary ofTranslation Studies) 里将文化翻译定义为翻译的文化方法: “文化翻译亦称文化方法，指将翻译作为跨文化和人类学研究工具的翻译形式，或指任何除了语言因素，还关注文化因素的翻译。这种文化敏感性包括以透明文本的形式向译文读者传递原文文化的信息，或者在译语文化中发现与原文文化的‘文化对等词’。文化翻译的译者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特定文化的因素，每一个文本都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相关。文本的生产和接受都因不同的文化而异。”［6］

沙特尔沃思和考伊提到了文化翻译的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工具; 二是在翻译中的文化意识的建立和文化意义的传达。后者与奈达等的定义相同，而作为人类学研究工具的定义则和后面将要谈到的文化人类学领域中的文化翻译相关。

方梦之在《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关于文化翻译的定义与奈达的文化翻译定义并没有太大差异，即在语符转换的基础上着力于语言内文化含义的传达。只不过方所定义的文化翻译从方向上与奈达的完全不同。奈达是以原文的角度，如何通过适当的语言调整，将原文的表达功能体现在译语中。而方梦之的文化翻译则是从译语文化的角度，认为文化翻译“着力于对文化内涵的准确传达，甚至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重新解释。即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忠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这两种语言在内容表达上的细微差别。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7］。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相对应的是在句词层面上的语言学翻译或语法翻译。这种传统上以语言教学为目的的翻译将翻译活动与语境剥离，只关注语言作为符号的转换行为。文化翻译则主要是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协调文化差异，传达广阔的文化背景，或通过翻译表现另一种文化。这方面有许多例子，也是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的译者所注意并擅长的。比如如何将英语习语、神话、文化典故等翻译成汉语，或者如何将汉语的成语翻译成英语等，以及研究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背后原语文化图式与译语文化图式之间的融合、错位、冲突、协调。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王秉钦《文化翻译学: 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郭建中主编的论文集《文化与翻译》等著作，都用大量的实例强调了文化与翻译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翻译研究领域中的文化翻译从关注封闭的语言结构内部到关注语言结构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在语言结构中的投射，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文化翻译无疑将译者、译语文化提升到了一个与原文和源语文化等同的地位，将单向的翻译过程变成为双向的过程，将单维的跨语言翻译研究变成多维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如王宁所言: “我们今天提出来的翻译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也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的‘转化’‘ 阐释’和‘再现’，这种转化和再现恰恰正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8］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在语言的层面上展开，与语言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语言形式、语义和文化含义这三者的互动最为活跃。

上述主要是在实践层面上讨论文化翻译，在翻译研究中文化翻译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翻译的认识论层面上，尤其是“翻译何为”的问题上。相对于从语言层面上讨论文化翻译，文化翻译还可以视为从一个宏大的文化视野来理解和评估翻译，即在重心上从关注原文到关注译文，在方法上从规定走向描写，在目的上从对等于原文到译文如何被译语文化所接受。这也是翻译研究中的多元系统理论、文化学派等所倡导的主要内容。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翻译可以被看着是一种方法、一个视野和一个角度，即从文化，尤其是译语文化的角度来观察翻译行为，评价翻译成果，并通过这样的观察和评价来考量翻译在整个文化交流活动中的作用。

“文化翻译常常被作为一个隐喻，从根本上来质疑译语符转换为中心的传统翻译观念。文化翻译常常通过归化翻译或异化翻译来进行，与此相关的则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是归化翻译有效还是异化翻译有效，以及这两种翻译策略所体现出来的伦理问题。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从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可表现为随意挪用处置原语文化或将原语文化置于遥远陌生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翻译并不指任何特定的翻译形式，而是指一种视角，即关注在不同语言之间的意识形态旅行中翻译的出现和影响”［9］67。

翻译研究自身的研究范围也在扩大，翻译研究除了继续关注以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为目的的翻译外，同时也关注在这种差异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平等，关注权力、霸权、意识形态等语言之外，但又深刻影响翻译的因素。而这方面的研究，恰恰和当代民族志研究、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中的部分内容重叠。如果说，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民族志研究中的文化翻译和后殖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各为三个既独立又交叉的圆，那它们相交的地方就是在这一点上。

二、文化作为文本和他族文化的再现: 民族志的视角

“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于‘民族志’”［10］。民族志是人类学的方法和基础，由于民族志所记录的是关于他族的文化和对他族文化的理解，所以它也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内容。民族志实践和文学翻译实践一样，都具有将他族文化译介给本族文化的跨文化特性，所面对的都是如何将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族文化的问题。所以，民族志实践本身就是翻译实践，民族志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翻译问题。文化翻译一词最早也出自于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实践中。文化翻译问题是文化人类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 Evans － Prichard) 早在1951 年的一次报告中，就把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任务描述为“文化翻译”; 利奇( Edmund Ｒonald Leach) 则在1973 年提出，他所从事的学科的根本问题是翻译问题，并得出社会人类学家从事的是创立文化语言翻译的方法学的结论［11］。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 “向他人描述遥远部落中的成员如何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翻译问题被提了出来并变得重要起来，同时也要求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使原本就存在于异邦语言中的、具有一致性的原始思维可以用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思维的一致性清楚地再现出来。”［12］

塔拉勒·阿萨德( Talal Asad) 在专论民族志文化翻译的论文中说道: “学着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了解另一种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当人类学家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必须详细描写‘他们的人们’，而且他们必须按照他们的学科、体制化的生活和更广义的社会限定的( 已经‘写定的’，‘固定的’) 再现惯例来这样做。‘文化翻译’必须使自己融入一种不同的语言，已经确立的强大的生活结构( 有它自己的话语游戏和它自己‘强大的’语言) 的僵化，和其他的因素一道，最终决定了翻译的有效性。翻译是对一个特定的读者群说话，这个读者群正等着了解另一种生活方式，等着按照已经确立的规则来控制它所读的文本，而不是学习过一种新的生活方式。”［13］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