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一带一路”定位的争论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在2013 年提出以后，学术界关于“一带一路”定位的看法存在着诸多分歧。归纳起来，迄今为止有以下一些不同的观点: ②

其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这种观点认为，从中国内部来看，过去30 多年的改革留下了诸多问题，改革本身存在着不少弊端; 而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内部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因此，“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内外统筹的大战略举措。③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更是一个长期的政治战略，而且还关系到中国未来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同时，“一带一路”也是改造国际秩序的战略，是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战略。④

其二，“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战略。这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提出来的，在思想上是十八大的延续和外交战略的具体化。十八大提出了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设想，而“一带一路”正是对“全球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化。它体现的是中国的新国际主义外交战略。这个外交战略体现了中国外交的转型: 从着眼于内部发展转向关注全球命运;从坚持不干涉原则转向创造性介入⑤; 从多予少取转向与外部互利共赢。“一带一路”的新国际主义强调欧亚地区内部的重要性，这正是中国“一带一路”新国际主义外交战略的重点领域。这一战略虽然强调要在欧亚内部加强政治影响，但其核心仍然是经济利益。

其三，“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即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经济外交战略。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状态，发展动力严重不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动力不足。中国是世界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因此中国可以借助于内部的高储蓄转化为对外的援助性投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既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又能解决中国高储蓄和外汇储备问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这种援助性投资将给出资国带来丰厚的回报，同时也有助于遏制正在滋生的保护主义。⑥

其四，“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设计，也是中国与周边合作发展的倡议。这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一部好经，但好经千万不要念歪。它不是政治和战略的考虑，而完全是一种经济设计，是过去对外开放战略的延续，从单向性的对外开放向双向性均衡开放的转型。“一带一路”是中国资本输出的重要载体，资本投资的优先领域是基础设施。其重要保障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在一定程度上，“一带一路”也是中国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战略。⑦

上述观点可能还没有涵盖所有。不过笔者认为，包括上述几种观点在内的所有关于“一带一路”的流行看法都有失之偏颇之处。首先，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制定的任何战略都既不可能去挑战既有的主导国，也不可能去改造既有的国际秩序，而只能作为一个参与者和积极的建设者。同时，中国没有能力作为主导国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即便有某些能力，那也只能跟既有的主导国一起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其次，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合作一直倡导平等的原则，尤其是在处于欧亚地区中心地带的中亚地区，中国与这些国家秉承《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推进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对欧亚地区内部施加政治影响的新国际主义战略。其三，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那么必须有一个前提: 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金融危机，且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来维系这种经济援助计划。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不仅没有这种对外行为能力，而且中国内部还有诸多发展不平衡性问题。内部的发展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换言之，“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而恰恰首先是中国解决内部发展问题的对外倡议。最后，第四种观点虽然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设计，但又认为是中国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战略。中国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一带一路”优先发展的是基础设施。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绝对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恰恰是用中国最先进的高铁技术来为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也就是用先进科学技术来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⑧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一带一路”首先是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重要抓手，是互联互通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首要的当然是内部的互联互通。中国内部的发展长期受制于种种障碍，尤其是地理上的自然分割，导致了区域上的不平衡。如果内部都不能互联互通，外部即便互联互通了，内部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内部发展的地区二元现象。在内部的互联互通的同时要全力推进对外的互联互通。中国既是陆权国家，也是海权国家，因而中国必须要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对外开放和对外延展，最大可能地拓展中国的外部利益。过去30 多年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尽管大陆边境开放也在推进，但主要是面向亚太地区的开放。

那时的开放是打开国门迎接外部世界。但是，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下，东部沿海地区的新的开放更多的是要走出去，向海外发展、向海洋发展。一方面，要拓展海上权益; 另一方面要建立跨太平洋地区的大经济圈，特别是要建立亚太自贸区，在战略上与亚太地区的各国建立利益共同体，促进合作共赢的亚太格局。在陆上，中国的开放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是中国战略重心在东部，西部发展相对落后，基础条件不好，陆上走出去的通道不多，除了第二亚欧大陆桥和中巴走廊之外，就是向俄罗斯方向的几个有限通道。即便是第二亚欧大陆桥也受到多种因素的掣肘而无法发挥其实际的作用，例如，中亚地区的相对不稳定，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不同宽度的铁路轨道，沿路各国的法律问题等。而中巴走廊则受制于巴基斯坦局势的困境，内部中巴公路在南疆地区又处于地形复杂的地段，受天气因素的制约较大。我们需要从技术上克服这些问题。因此，互联互通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此外，互联互通既是硬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是软设施的互联互通，即体制、机制的互联互通。受发展中的二元现象影响，中国市场体制、机制在东西部之间既没有形成国内统一的市场，更没有把国内市场与欧亚大陆的国际市场统一起来。因此，“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在欧亚大路上形成一个体制、机制互联互通的大市场，最终构筑一个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货物流互联互通的欧亚合作大格局。⑨

二、欧亚大陆秩序的第二次重塑

欧亚大陆秩序一直事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在欧亚大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雅尔塔体系等都是首先围绕欧亚大陆秩序的国际博弈结果，当然后来也是构建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国际体系的内容。冷战结束以来，欧亚大陆秩序至少经过了并正在发生着两次较大规模的重构: 一次是苏联解体的重构，这个过程虽然完成了，但还有余音; 另一次将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并且将矫正上一次重塑的失误。

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对欧亚大陆秩序的重构，是基于政治的力量，也称为政治性重构。一方面，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欧亚地缘战略的重心加快向内陆收缩”⑩。其主要的原因是北约不仅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解散，相反继续在对俄罗斯方向实施挤压，使俄罗斯的战略纵深不断缩小。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力量来看，多种政治力量在此进行博弈，各大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在此猛烈交锋碰撞。除了欧亚内部的主要力量如中、俄、欧、日四强以及印度、东盟等不断在重塑欧亚地缘政治结构外，美国作为域外的政治力量仍然在欧亚地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而存在，并且是塑造欧亚地区秩序的最重要的力量。�灛伂嬚�治力量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过程从冷战结束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进行。从“沙漠之狐”行动( 1998) 、科索沃战争( 1999) 、阿富汗战争( 2001 ) 、伊拉克战争( 2003) 、“颜色革命”( 2003—2005: 独联体地区; 2010—2011: 中东北非地区) 、俄格战争( 2008) 到迄今为止还没有解决的乌克兰危机( 2013 以来) ，都反映了政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状况。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亚政治力量也参与了这个重塑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总体上是失败的，至少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个重塑的过程是一种零和的博弈。